标题知识结构与文人关怀

　　书与书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相搏相斗的关系，一眼望过书架，听得一片锋刃交接的金属声。
　　我书架上有两部书就是一直冷眼对望着，进行着历时已近百年的论争。尽管两部书的作者梁启超和朱执信都已作古，他们所代表的党派、报刊也早已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消失，但是本世纪初这一场围绕着土地国有问题的“纸上谈兵”，在我眼前仍是那么动人心魄，酣畅淋漓。由于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的土地国有思想并未能真正实现，因此这场论争胜负，实际上也就没有得到历史的裁判，但是论争中双方共同达到的思想深度，在今天也是值得回味的。
　　论战发生在本世纪初的日本，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之间。如今想领略这场大战的当年风采，最方便的是捧着两个人的文集对照着看——我们在个人文集中一般只能听到“一半”的声音，两本文集对着看，才能唤回那你来我往的紧张空气。从旧书市上花两元钱买来的《朱执信集》，与煌煌十二巨册，标价五百五十元的《饮冰室合集》，在“块头”上就不成比例；英年早逝的革命党人朱执信与被称作一代文化巨匠的梁启超相比，似乎也非同一重量级，但这些一点也没有减少这场论争势均力敌的感觉，硬碰硬的感觉。
　　从小学习四书五经，后来又各自投身于革命或改良事业的这两位世纪之交的中国文人，他们的关注的视野是令人吃惊的，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和经济现象都同时排列在他们眼前，任他们各取所需：亨利·乔治的“土地单一税”方案、大卫·李嘉图的土地报酬递减法则……他们运用得是那么得心应手；西方国家公营企业的生存状态，中国土地投机的成功实例，他们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为了在论据上击倒对方，不仅征引了中国的《赋役全书》、国家决算，甚至开列了英国五十年土地收入统计表、西方人的“万国国力比较表”；为了在逻辑上击倒对方，则大侃三段论、排中律。辩到兴头上，朱执信甚至直接写出了微分算式，讥诮对方说：“以小学一年级之初步智识谈财政，宜有此结果矣。”而梁启超则列举复税制与单税制的优劣，讥诮对方“于财政上原则一无所知”。其辩析至微，寸土不让，竟至在英国土地收入数字如何计算问题上纠缠不休。尽管他们的论辩立场有党派政治的背景，但确实是两位大师个人之间　比学识、比敏锐、比功力的酣畅大战。尽管语调尖刻，毫不客气，但那激昂慷慨、意气风发的气氛，则远胜今日学界温文尔雅的“商榷”。
　　在这场关于土地制度的论争中，所有权的意义、资本的意义、分工的意义、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垄断、企业目标与政府目标的分界，以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触及，因此，对于如今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我们来说，丝毫没有陈旧感，令人频频颔首会心。
　　把社会革命问题简化为财政问题，是这场论争的偏向。这种偏向的主动者是梁启超，这很可以理解，他是反对社会革命的；而朱执信不知不觉地就跟着梁启超走了。这场论争的双方都在根据、数据上纠缠不休，钱“够不够”成了关键，因此也降低了思想论战的水平。然而，由于朱执信所代表的革命派(同盟会)的土地国有思想是以亨利·乔治的土地理论为依据的，对地税涨幅的估计是以美国城市经济发展为特殊背景的，因此就难免被人揪住辫子；况且，在同盟会的土地国有思想中并未包含土地革命(土地改革)的途径，在是否采用国家强制力的问题上也含糊，也就是说，“土地国有”的途径全都靠赎买，因此也就势有不得不陪对手“算账”的局促。
　　尽管如此，以今日的一位知识分子的知识容量和结构作参照，能投入这样的论战也是太难了。在没有系统的经济学基础训练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对当世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思潮丝毫不“隔”，而且对中国赋役制度中实际施行的“火耗”、“秤余”等陋规也都“门儿清”，这既非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能具有的知识结构，也非今日中国非专业中国知识分子所能具有的知识结构。
　　两位大师都算是流亡异国的“逋逃之身”，但论辩起国家经济方略来，却有如未来财政部长在拨拉国家岁出岁入的算盘珠，这种气度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我想，中国今日的文人可有这样一番胸襟？梁启超，一个对经学、佛学、诗经楚辞研究得头头是道的学者，转过身来就能议论起币制改革、税制改革、外债、土地问题。朱执信，一位在革命党中“上马击强贼，下马草军书”的笔杆子，这边刚作完言辞激烈的政治评论，那边就来著文谈论《诗的音节》；这边刚写完《中国古代之纸币》，那边就又要议论美国新实施的遗产税和“中国米之生产及消费”。视野广阔，胸襟广阔，心系天下，这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优秀中国文化人的精神风采。当然，如今学术分工愈益细密，这是学术的进步，也是社会的进步，但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文人因为“分工”而可以省去一份人间关怀呢？
　　(《朱执信《土地国有与财政》，《朱执信集》，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第一版，3.30元；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版，一九九四年影印，5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