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是什么人？我是哪里人？

　　一提到“移民”这个字眼，我首先就想到似乎那应该是过去或者乱世才存在的现象。但是在我翻阅葛剑雄主编、他与吴松弟、曹树基合著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时，才突然意识到我也是“移民”的后裔，或者说是第二代移民；往身边一想，我的太太也完全同我一样。惊讶之余，我连忙去翻自己所在的历史系花名册，发现数十名同事中，只有二、三人是三代或以上的老北京，其余大多是第一代“移民”。仔细阅读该书三位作者的简历，不仅哑然失笑，原来他们也无一不是“移民”！
　　我所处的北京和他们所在的上海，本来就是两个最大的移民城市。明代最初把首都建在南京，后来永乐迁都，才把大批人口移到北京。在这样的都市中，贵族官僚、举监生员、行商坐贾、军士匠人、长随跟班，占了多数，基本上是外来人口。所谓“京师之民，皆四方所集，素无农业可务，专以懋迁为生”(《明经世文编》卷191)。而上海直到清代还是一个县，在鸦片战争以后才突然暴发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而且在以后的时间里继续膨胀。这里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移民。所以不夸张地说，任何人类文化的创造都绝对离不开移民。从现实来看，这两个大都市继续成为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城市中的某些行业几乎完全由移民承担着，以至城市生活离开移民就要限于停滞。新兴的深圳简直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似乎可以说，是移民给城市带来了活力。
　　对于恋土怀乡的中国人来说，移民又仿佛是飘落出去的“叶”，落叶归根对于移民似乎又是挥之不去的心结，于是便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地方志和文物专家傅振伦先生在他的自传中列的第一个标题就是：“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其中就谈到他的十二世祖从山西平阳府经洪洞广济寺大槐树前官府所设移民局的批准，迁至直隶新河县的故事。类似洪洞大槐树这种被移民世代记忆为故乡的地点，还有苏州的阊门、广东南雄珠玑巷、山东枣林庄和江西瓦屑坝等地，同时还附会着类似“红蝇赶散”或者牵连于皇妃出逃事件等等的传说。尽管学者已经层层剥离了这些传说的神话，认为它们的创造不过是为显耀家族的高贵血统和书香门第(参见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九二年第四期)，或只不过是为了家族的凝聚意识，但也反映了移民对那一段历史的集体记忆。至少可以如本书第五卷作者曹树基所论，上述地方多是明初移民在不同地区的主要集散地，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暂时聚集一处，随后各奔东西。因此把这个地点视为共同的“乡里”更便于记忆，并创造出传说故事和象征物来强化这种记忆。比如说，曹树基调查过的苏北灵璧土山乡，几乎所有姓氏都自称来自山西老鸦窝，他怀疑与洪洞大槐树有关，却不敢确定。但据前引傅振伦所记河北歌谣，证明那就是一回事：“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蒲梢沧桑》第3页，华东师大出版社一九九七年)这些都说明，即便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说，研究移民史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移民史》从对移民问题的理论阐述到按历史时期的系列分析，涉及不同时期移民的背景、过程、分布和影响等四大方面。作者在寻找各类材料，并批判地验证这些材料，从而对移民过程所涉及的多方面问题上花了大力气进行描述。除了广泛利用文献资料以外，还使用了考古材料、语言材料和田野调查材料。比如说，葛剑雄撰第二卷中，对两汉时期的研究最为充分，这当然是因为他有研究西汉人口的前期成果作为基础，所以对当时区域性的移民、移民类型等分析甚详，特别是那些列表和分布图都是建立在大量数据的搜集和统计基础上的。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也一样，如对著名的永嘉南渡一章的分析，对南迁的历次过程的划分颇为清晰，而长达三十五页的南迁人物及其后裔表更是值得赞赏的工作。类似的贡献也见于吴松弟撰写的两卷中，如关于突厥、铁勒、吐谷浑、吐蕃、西域等少数民族移民的实例统计，再如对唐后期在南方不同地区的北方移民的统计列表，利用了墓志、正史、文集杂史、地方志、《全唐诗》等多种资料，对广府系和客家系移民则利用了大量族谱资料，绝非短时期之功。而作者的前期成果《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也必为本卷后半部分奠定坚实基础。
　　如果说前三卷研究的特色在于对文献资料的广泛占有和考证工夫，曹树基撰写的第五、六两卷除了保持以上特点之外，还有田野调查的成绩和计量方法的尝试，这是尤为需要提倡的、但实践起来却很艰难的工作。据作者说，他在十年里对九省的二百个市县进行了资料调查。也许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标准来看，这并不算严格的田野工作(fieldwork)，因为研究者没有在某一社区或某一社群长期滞留，做面对面的直接调查研究(face－to－face investigation)，而主要是到地方上搜集地方文献，但从广义来说，相对于局限在书斋和图书馆的传统文献研究方法而言，这样的工作也同样具有田野工作的意义。同时，曹树基对前人已有的成果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在对研究方法和资料进行重新审视之后，提出了不少自己的新观点，无论是否可能成为定论，这种不囿成说的批判精神也相当值得提倡。
　　葛剑雄所撰《导论》部分为全书之总纲，其中在参考了诸多著作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移民变数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为本书设定的移民概念，即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我想，这样做显然是有必要的，当然也是为了操作的方便。不过似乎在本书对一般移民概念提出质疑的同时，还应给出自己的在一般移民史中移民的定义，否则我就不知道如果超出本书的具体操作，对中国历史上的移民的界定又会有何不同？比如说，作者也意识到，强调要有一定数量、因而把个别的移民排除在本书移民概念之外或有不妥，所以着意指出一定数量对于揭示移民规律的意义，但“移民史”并非“移民规律史”，是否一切移民活动都有规律可循更属未知，说历史偶然性完全没有意义已经是过时的论调；何况任何一部多卷本的通史，都不可能把即使是已知的事实全部罗列，而是要根据编纂者的立意斟酌取舍，如果个别的移民及其活动对说明问题确有必要，即略举若干又何损于本书的严谨，也未必一定会使书篇幅超出太多。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致使这本《移民史》的移民概念与一般的移民概念造成矛盾。话说回来，关于距离和居住时间的原则还是很必要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较大规模的移民也丝毫不错，这样一种定义还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概念原则的严谨性可以与操作上的灵活性有一定的分离，而不能因为操作需要灵活而把概念原则搞模糊了。
　　我很赞同作者们为中国移民史做分期工作的立意，因为书中主张移民运动有它的自身特点，因此其发展阶段不一定与社会历史分期完全一致。记得我曾在一次中国文化史著作的编纂讨论会上提出，文化史著作编纂如要有新意，至少要做到三点，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要与精神文化并重，民间文化要与精英文化并重，再有就是要按历史上文化自身发展的轨迹做文化史的分期。社会历史分期往往是一种综合的考虑，照顾到方方面面；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却有可能是相互错位的，变化有可能是超前或滞后的，因此二者不可能完全一致。但长期以来的专史研究或是对过去的禁忌心有余悸，或是根本想不及此，或是懒得去费这个心思，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所以，对《移民史》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应该给予高度评价。但是，作者并没有对所做四个阶段的划分给出基本的标准是个缺憾。是移民的规模、面貌，还是影响？或者是自然条件的变化？还是人口总数的增减？也就是说，能以之作为分期的标准，影响移民史基本轨迹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比如说，有许多地理学家对从史前到二十世纪初的气候变迁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东南移的对应问题做过研究，这是否可以作为移民史分期的标准之一。
　　移民的历史影响是研究移民史的重大问题，尽管对它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对迁移过程的研究的基础上，但我个人总觉得，对它的研究应该更重于迁移过程，它是移民史研究中与移民的动因即迁移背景并立的双峰。从全书的具体写作来说，这个问题在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和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中得到较充分的重视，在第五卷《明时期》中仅列一章，在第六卷中虽涉及较多，却改换了体例，在涉及不同区域移民活动中阐述之，问题在于多只涉及其经济方面的影响，未能贯彻《总论》中所列诸多方面，至于先秦以至魏晋南北朝一卷，这部分内容就的确很少了。
　　也许这种想法与作者对于移民史的理解有所差异。因为研究迁移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实在是极见功力的事情，需要仔细的考证辨伪，甚至大量的实地调查，现在还可能需要高明的计算机编程技术和统计技术，同时辅以清晰的、在前者研究基础上做出的移民路线或分布地图。在我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随时都在对作者在这方面花的工夫、对他们的工作所体现出的学术训练表示钦佩。但是，我认为这基本上是沿袭的传统历史地理学的沿革地理研究路向，依此做出来的将是“人口迁移史”，而不尽然是移民史。“人口迁移”只是动态的客观过程，而“移民”则是活生生的人或人群，对后者来说，“移”不仅是一种无生命的过程，而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生活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按照本书的移民概念，在迁移过程中的人尚不能称之为“移民”，只有在他们定居下来一段时间后，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才可冠之以“移民”之称，就此而论，对这些徙自他乡的人如何在陌生的土地上艰苦立足、如何处理他们与土著之间的关系等等，就更不可忽视。这种想法的背后，实在是有一种社会史的背景：移民史应当是关于移民的“全史”或“整体历史”(total history)。
　　其实，对我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奢望，作者也不是没有考虑到，在全书的半数以上卷中，也都涉及了我所希望的一些内容。《导论》第三章从疆域、民族、区域开发、文化、人口五个方面谈到移民的作用，目的也是明显的。但可能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些初衷未能全部落实；也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在《导论》中被遗漏掉了。比如移民与政治的关系，在第三卷中有一节述及，但在《导论》中未提，其实移民与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有关系，政权设置和权力分配也与移民相关。如永嘉南渡之后，北方大族在东晋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权力几为移民所把持，从某个角度说，士族与庶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移民与土著之间的关系。此类情况，亦发生在南宋前期的政治史上——如果连皇帝都是移民在做，还能不对政治产生影响么？此外如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在中原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样的政权也就成为“移民政权”；为了抵御强大的移民势力，一些处于弱势的土著居民被迫形成自己的区域性基层政治组织，成为政治上的“独立王国”，也表明移民对政治的影响。
　　移民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也颇应值得注意，本书第五卷涉及明清华北屯社之制，惟多只通过它们来判断移民的迁移过程，而忽略了它们本身与移民的关系。地方志里讲“土民为社，迁民为屯”的记载很多，虽社中也有移民社，但屯却大多为移民的基层组织。此外如清初圈地之后的旗地旗庄、江西等省的棚民等等，无论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组织，都有探讨其内部组织结构及其与外部其它社会组织之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探讨移民社区的结构、功能与联系。附带说，仅凭地名来判断明代华北的社属土著或移民未必可靠，隆庆六年《赵州志》卷1记载：“隆平县编户十三里社……。按县自辽金以后戎马蹂躏，兵燹交驰，居民鲜少，其十三社止崇仁、乐业、魏家为土民。永乐间迁山西入填畿内者，遂以其地给之。”以此三社而论，前两社的名称似乎应属移民社才是。
　　再有移民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虽然在部分章节中有所体现，但在《总论》中也没有给予一定地位。所谓社会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闲暇娱乐、岁时节令等等。《总论》中讲“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时实际上是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比如“住”的民居建筑因移民迁入而增加了新的样式，或逐渐取代了土著的民居风格；移民使得信仰圈像涟漪般扩大等等，都是如此。甚至社会生活习俗在土客关系之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能强化了移民的独立意识，极有助于保持特定移民群体的独立性。
　　最后是移民与心理积淀的关系。本书全力梳理了关于移民的传说故事、家谱中关于祖先及其原籍的记载与历史真实过程之间的差距，使我们不致把神话传说与历史真实相混淆，错把冯京当马凉，无疑意义重大。但这些传说故事和家族神话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它们是一种思想史。洪洞大槐树、珠玑巷等等说法对于准确判断移民迁出地固然无稽，但是为什么它们却能一代一代地传了六百年，以至到今天还在继续传唱呢？为什么会有传说来自洪洞的移民被绳索绑缚，只有大小便时才可解开的“解手”的故事，和脚趾甲中部凸起的说法？为什么移民的真实历史早已沧海桑田，移民已经变成土著，而枣林庄、珠玑巷、大槐树却仍在他们心中梦魂萦绕？这种挥之不去的移民情结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什么样的心态？对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以为，这种心态史的研究追求的是更为深层的东西、长时段的东西，它背后不完全是那种科学主义的、逻辑实证的、求真的方法论，它要求“同情理解”，要求对意义(meaning)的解释，要求人文主义取向。
　　以上所说固然可以说是对这部大著的吹毛求疵，但更不如说是我粗读此书后被它激发出的一些“活思想”；所希望的东西也许已经根本不是此书应该完成的任务，而是另外一部什么书的研究内容。说明此点的意义在于，上面所论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表扬，因为如果哪部书让我三缄其口，那也许倒说明它已令我倒足胃口，更不用说它能引起我的许多感触了。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则真事：若干年前我的一位旧识在美国参与了当地媒体组织的一次新移民的讨论会，主题是如何教育他们正在美国上学的下一代。多数人对后代无法保持中国文化传统而感到忧心忡忡，探讨用各种办法来加以改善。惟我的朋友力排众议，主张现在对于这些新移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尽快融入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而不是保持本土传统。对于前者来说，不说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本有值得自豪之处，就是不忘根本这一点也不应遭到非议；对于后者来说，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做一个美国人，要想在这里站住脚、扎下根，始终与主流社会文化保持距离、甚至拒斥，那还不如打道回府。说实话，我无法判断谁更有道理。
　　此时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两难困境在中国移民史上一定同样存在过：究竟是保持移民群体的独立性，从而增强凝聚力，更能抵御外侮，还是尽快设法(比如通过通婚)来与当地土著打成一片？虽然后者是在中国，问题的严重程度绝比不了前者，但我仍然迫切地想知道，他们给出的是怎样的答案？
　　也许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是什么人？我是哪里人？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溽暑之中
　　(《中国移民史》六卷本，葛剑雄主编，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分撰，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一卷25.5元、第二卷32.8元、第三卷27元、第四卷36.5元、第五卷31.6元、第六卷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