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学人日记的悲歌

　　程千帆先生在《桑榆忆往》中缅怀师长时说：黄侃、吴梅、汪辟疆三位先生，生前都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吴先生的日记最为有幸，能全部保存至今，那是吴先生家属捐献给了国家(今有《吴梅全集》，收有日记)；而“黄先生的日记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时被毁于采石矿，残存手稿数册已由他的女婿和弟子潘重规教授在台湾影印行世”，《六祝斋日记》一卷、《阅严辑全文日记》二卷以及散页，因偶存于潘重规先生处，后来交出版社，至十数年后方得出版。最可惜是汪先生的日记，“汪先生的日记起于清代末年，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后半身中风为止，每日小字正楷记录当天所治之事以及读书所得，从来没有间断过，原稿当在百册以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掠，不知下落。现存的仅有三册：一册是南京师范大学武酉山教授在夫子庙的地摊上用一角钱买回的;另外两册则是掠夺者在匆忙中遗落在地上的，后来在《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中题为《方湖日记幸存录》”而存世，亦为幸事。
　　程先生由此联想到：“一四五三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攻陷时，一些学者还能抢救出许多古抄本，远走意大利，从而保存了古代希腊的学术和文明。这使我们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