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洋“混沌人”如是说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主客两极分化　福祸相依，泰极否来。老海看到，形而上学虽为洋人造福千年，可也酿成尾大不掉的麻烦。其中致命关键，在于逻辑思维所导致的“主客两极分化”。或曰以人为中心，自以为是地针对世界采取“日趋精细的分割剥离”姿态。早在《存在与时间》里，他就指控西洋哲学的弥天大错：本体论号称第一哲学，扬言能包容天地间一切奥秘。然而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它从未涉及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存在问题”。换言之，它自以为关心人类生存，实际上却把“存在”一词的生动原意，强换成严格僵硬的名词概念。用大白话来解释，就是把ToBe当作Being，或将“存在”误读为“存在者”。从此西洋哲学便阴阳失调，为人事忘乎天理，求功利而疏于道义。晚年的老海进而确认，这种以抽象概念为基准的逻辑思维，恰是西洋文明赖以发达并遭殃的“思想原罪”。譬如古希腊文中有关“是”的系词，一旦被当作哲学范畴，便导致简明而无情的等同：这个“是”被用来严格界定一切存在之物，并将它们统统变成逻辑思维对象，从而割断其间天然混成、彼此默契的血肉联系。为此老海叹息：一个“是”的出现，居然引起“世界的崩溃”。
　　西洋人凭借形而上之法，格物致知，通幽见微，满以为手握胜券，可直达终极，穷尽真理。殊不知人言嚣张，则天道式微；庙算过细，躬虑必浅；强求自在自为，反落得孤家寡人，远离真知。“世界越是广泛有效地被人征服，听人摆布，对象越是表现出客观性，其中的主观意志就越强烈”。科学的胜利，非但不能维持和谐的世界图景，反因其片面单调，妄自尊大，极易掩压天命(Geschick)的显现。老海慧眼，看出这幅“推背图”中人的不幸：他被超拔出来，突破“天地神人”四重交织，自信能主宰一切。然而主客分化的后果，却是人的持续异化，背离自然一统世界，并且不断丢弃他所拥有的丰富生存可能。
　　科学不再思想　西洋哲学分崩瓦解，现代科学势如破竹，暗示这种思辨方式的确阳火过盛，有伤阴骘。它从古典哲学裂变为现代科学，再由科学之中派生出控制论、智能工程、电脑元语言等一系列更加“科学”的玩意儿。如此可畏的发展趋势，莫非要导致人类思想语言的全面逻辑化与程序化？为此老海警告世人：“科学并不思想”。或者说，即便它拥有某种高明思想，可其中的潜在逻辑，也是要排斥或禁止其它各种思想的。
　　此话并非空穴来风。老海强调说：“科学自身所建立的权威，将受到新的科学，即控制论的左右”。而信息技术和元语言学的进展，则被他视为形而上学“针对一切语言进行普遍技术化”的努力。在他看来，科学通过对元语言的追求，以及对天然语言的扬弃，将把人类带入一种“单轨思想”，即根据技术操作原则，将词与物变作单一严整的对应阵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电脑信息网络，一旦成为固定社会机制，即可确保科学对于整个世界的统治。当然，老海并不因此抹杀信息革命的进步意义。但他坚持认为，这一强悍趋势如不加以谨慎把握，极有可能窒息语言生命，剥夺其创造功能，最终造成人类语言蜕变与思想萎缩。
　　赛先生三部曲：作客、定居、反客为主？
　　上面删繁就简，撮要列出老海的一些“反启蒙”观点。乍听怪论，难免有人嗔其荒诞，或愤然反诘，要为科学一辩。其实西洋哲学反躬自责、矫枉过正，本世纪渐成大势。老海上承尼采，下接德里达、福柯，被人誉为“极端预言家”之首。他们逆流而动，危言耸听，合力来挖西方现代化的墙脚。名为对启蒙哲学的反叛，实乃这一传统的自我更新。所以国人不必多虑，姑且听听不同意见。现成一例，是美国教授麦吉尔的感慨之辞。此公精研海学，盼望能与东方人携手，合力寻找针对启蒙哲学的“消炎解毒剂”，可是“印度和中国当下的学术讨论，往往带有十九世纪初叶的性质。东方人对科学、进步这一类启蒙与后启蒙价值观念，竟抱有如此默契而笃定的信心，不免让西方人时感震惊。”(见《极端预言家》，伯克利加大，一九八五，340页)
　　麦教授的牢骚虽然偏激，倒也带有几分中肯：毕竟我们曾一厢情愿，诚心邀那赛先生来家作客。后来他在中国定居，拿到绿卡，逐渐熬成一个好公民模样。况且中国积弱，吃尽西洋利器之苦，正是依靠科技兴国，才有今日转圜之机，不再受列强欺负。如此功德，岂可不对赛先生讴而颂之？于是赏黄马褂，赐双眼花翎，加太子太保衔。眼见那非我族类的赛某人，也要在我华夏之邦反客为主了。中国人素来宽厚，封他个铁帽子王，也真算不得什么。欢喜之余，偏又闻得他家门不幸，沉疴复发。此时难道我们不该有所警惕？为了本民族文化的健康长寿，适当作一点求变通、留后路的思想准备，亦属寻常之理，至少在查明西洋现代病的成因之前，不妨了解老海的诊断意见。
　　技术的本质分析　关于现代科技，世人因受启蒙哲学影响，往往抱定一种功利主义的乐观态度，视其为“中介性工具”，或自身力量的延伸。这是因为，人类利用技术手段开发自然资源，可以迅速实现社会富裕，以及生活上的便利舒适。其次从人类学角度看，技术既依赖于人的劳动与谋略，同时也增强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鼓励其扩张意图，因而“技术就是力量”。
　　老海讥笑上述流行观念，说它远未把握技术的本质。在他看来，技术并非单纯中介性手段，它还涉及人与自然的根本关系，影响人类世界的构造发展。例如，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拒绝使用钢犁，耕种时还要从马蹄上卸下铁掌，为的是不伤害大地母亲。而现代人驾驶拖拉机开垦土地，利用生物技术操纵养殖，大规模开采提炼化工产品，目的是重新改造整个世界。两者相比，其中人和土地、动植物的关系全然不同：以往人类与大自然保持一种原始崇敬式的“伙伴关系”。而现代科学技术却体现出高度的人类霸权意图。它以自然为征服与谋略对象，实行彻底而又冷酷的强力榨取。因此技术不仅仅是手段，它更是“一种展现的方式”。
　　展现什么呢？老海追溯此题，直到西方文明的源头。他发现“技术”在古希腊文中写作techne。　这个词除了指示工匠技艺，还牵涉到诗(poesis)一类有关心灵和美的艺术，以及广义上的知识概念(epis-teme)。“因此techne一词的关键不在于工具的制造、操作和使用，而在于一种认知的展现”。问题在于，西洋哲学经过柏拉图著名的形而上学转折，大大简化“技术”的原始涵义，遗弃了它的真理认知功能。以柏拉图对话为例：它注重思辨，刻意寻求根据和原因，形成一种“合理思维定式”。其核心是把思想抽象化，进而看作是一种技术，以便服务于人类的行动与制造。老海反对这种“针对思想的技术性理解”，因为他担心，技术一旦被褊狭地理解为“工具”，人类就会忘却真理的去蔽，迷恋于种种奇技淫巧。小技得逞，大道废弛。君子乐道甚乎技也。这里，老海已经透出与中国古人相似的话音了。
　　科技是一种座架　西洋科技日趋发达，如日中天，引出老海的深刻而沉重的精神忧虑。他认为，技术本质的逻辑发展，导致西方现代科技的诞生。而作为重大历史转折，现代科技已将人类带入一个“新时代”。如今，“技术的本质展现为全体存在者的真理的命运。”或者说，现代科技的潜在力量，已经开始决定并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存方式。
　　为说明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严重含义，老海从五十年代起，经过反复酝酿，提出一个拗口而难懂的概念，即所谓的“座架”(德文Gestell，英译Enframing)。从字面看，“座架”大约是指某种集约性的、一旦开头就无法摆脱的基本模式。用老海的话说，座架就像山脉主干，贯穿一座座原始山蜂，使之展现为绵延不绝的群山。不仅如此，座架又同人的行为有关，是一种自主意志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一意孤行，为自身设下的无形陷阱。其中危机四伏，出路渺茫，人却乐在其中，识不破庐山真面目，反而以为世界该当如此。
　　有这么严重吗？老海自有他的说法。他指出，新时代之前，人虽贵为万物灵长，但他毕竟与诸多事物牵连，交织包容在存在的整体之中。如今他超越了自然秩序，成为“首要主体”，并将自身与万物对立，自以为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在此前提下，现代科技作为一种精神座架出现，其主要特点是具有一种“强求”(Herausforden)性质，同时它还会展现出一系列可怕后果，诸如“物化、齐一化、功能化、谋算、限定、全面统治与物质耗尽”等等。换言之，这种科技座架就像一个铁笼子，它能汇聚人类的意念和需要，违背自然规律，强迫事物按照人的目的进行超常变化，结果无非是破坏自然进程，扭曲事物属性，限制人的正常发展。在它的支配之下，世上万物都被客体化，即被现代科技“展现”为单纯的能量提供者、可分解物质、加工原料、替代对象，以及各种丧失它们原有性质的“持存物”(Bestand)。
　　老海说，现代科技漠视事物的天然存在权力，把它们仅仅当作进攻与克服的目标。在它面前，世上的一切，包括人本身，都是可以估算、分析、利用并加以控制的对象。正是由于这种严重侵害事物本性的逻辑，人类被强迫进入非自然的存在，逐渐丧失本性，沦为所谓“人道主义”的牺牲品。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又以其执拗意志，勒令一切神话、宗教和传统存在方式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时代”的一切事物，只能在技术交往中得到重新构造与规定。就是说，它们必须千篇一律地展现为功能性、物质性的存在，并且成为可预测、可算计、可耗尽的技术对象。因此，现代科技绝不是什么单纯的中介或工具性力量，而是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强制性座架，或“发展/毁灭”的真理命运。“如果命运以座架的形式支配着一切，那么它就是整体的危险。”
　　绝望之后的希望　老海晚年的思想日趋悲观。他深知，现代人依赖科技，远远超过他们对于传统的依恋。诸神俱已逝去，而他自己的声音微弱，论据不足，岂能轻易感召或说服众人。在他后期的理论文章里，神秘主义色彩相当严重。譬如他宣称，科技作为人类“最高危险”，其深刻危害性并不在于核战争、能源耗竭、环境污染或物种灭绝——真正的危险早在原子弹发明之前已经降临：它就是科技的“思维与行动方式”。而“那种精心谋算的思想本身就是毁灭性的爆炸”。更有甚者，他怀疑并且否认人类控制科技发展的能力。在他看来，人将成为“技术人”或持存物，这意味着他将受到科技思维方式的束缚、限制和迷惑。而那些试图以道德或人性观念来“控制科技”的企图，将会显得幼稚可笑，因为“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也没有什么专业委员会或头面人物的某一次正式会议，能够让原子时代的进程刹车”。
　　希望渺茫，出路何在？老海以为只有唤起人们的“沉思”，从根本上去反省人类生存前景。这里录下他晚年的两段奇思，谨供住进高楼、装上电话、准备购买汽车的中国人一览：
　　其一，老海视西洋哲学为一种乐器，说它虽像钢琴一般韵律分明，铿锵激越，终因音域有限，不能尽显万象，达到与天道的完满契合。除此之外，他认为还应存在某种低沉而古朴的“基本音调”(这不免令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黄钟大吕或箜篌木鱼之类)。可惜的是，西洋人似乎难以识别或领略其中的“阴沉之趣”。
　　其二，老海晚年寂寞，曾面对一株苹果树大发议论：为什么我们非要按照科学家的逻辑去观察和揣度这个世界呢？在他们眼中，一棵迎风摇摆、花果灿然的苹果树，无非是一堆叶绿素、分子链、光合作用和遗传基因的具体体现。而作为活人，我们既然和苹果树声息相通，为何又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美好生命，并且勇敢地选择这种在阳光下和微风中自然舒展的思想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