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历史经验的转折

　　唐：《中国城市小说精选》这本书集中地显示出，书籍作为一种商品，开始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它反映在书的包装，反映在编选者“序”中所打出的旗号上，也反映在各篇作品之间的关系中。通过对书的解读，使我们有可能去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在市场文化冲击下所显现的创作走向及其文化症状。
　　张：这种自我意识表现为编选者的标新立异的姿态。在序言里，编选者使用了大批诸如“后现代”、“亚文化”、“后殖民”等概念，迥异于前此的评论。
　　唐：这种标新求异的姿态显示评论本身也开始进入文化生产此消彼涨的循环中。
　　张：这种自我意识，在作者们那里，则表现为竭力迎合大众消费口味的取向。书里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有两类描写贯穿全书各部作品：一种是偏执的性爱经验；一种是各样光怪陆离的消费空间的重叠。这两种经验还不是目前中国城市大众所能直接经验的。我想作者们之所以觉得此类描写可以比较顺当地进入市场，是因为他们觉得如此写作便可以使消费者在阅读中得到想像上的满足。
　　唐：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为一般读者提供不是经验意义上的，而是想像性的关于财富、关于性冒险的满足。我觉得这本书体现了经典性大众文化的一些特征，首先是因为作者们开始努力建立一个个想像空间去满足城市大众的好奇心和想像欲。
　　张：但是另一方面，书中的一些作品又试图去反思当代城市生活，如林坚的《别人的城市》、何顿的《生活无罪》等。这种反思的态度似乎又不是经典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在许多作品中，对当代城市生活所采取的人文姿态与观赏态度并不很协调。
　　唐：这个集子也因此而值得解读：一方面它全方位地拥抱大众文化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也残留了对大众文化的抵抗，嘲讽，甚至是畏惧。在后一方面，刘毅然的《流浪爵士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作品整个的语言、表现和感觉，在很大意义上都是和主流消费文化不吻合的。在这部作品中，外在的消费场所，或者说是关于城市生活的外在符号，还基本上没有得到表现。
　　张：《流浪爵士鼓》是这个集子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部作品。小说的主人公们组织了一支纯粹以自我渲泄为目的的摇滚乐队。他们蔑视那种纯为博取大众青睐为目的的流行文化，比如港台歌星，虽然对这些歌星的欢呼已构成了当代城市生活中的奇观，他们以他们的逃避行为建立了一种对主流消费文化的批判性的关系。而集子中写作时间较后的一些作品，则展示了全然不同的、对于大众消费文化津津乐道、全面介入的态度。
　　唐：这里所显露出的面对当代都市生活的不同价值取向，也富含着当代文学经验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如果把这本书作为一部想像性的心路历程来读，它所体现的历史经验的转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张：《流浪爵士鼓》的主人公们反社会、反主流的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对被融入主流消费文化怀有深深的恐惧。另一方面，他们那种桀傲不驯、强烈的反体制的姿态又使他们不见容于官方文化。
　　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叛逆性的姿态：既反对传统，又反对新起的流行文化，正是一种经典的现代派姿态。很多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这个：反对传统农业、手工业社会遗留的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文化心态；也反对新的工业文明兴起后带来的危及个性的大众性消费。在这个意义上，《流浪爵士鼓》是一部经典性的表现现代派价值取向的作品。
　　张：从叙事方式上看，《流浪爵士鼓》和集子中的其它作品也有很大的不同。它表现的主要还是一个心理空间。作者以一种很激扬的声音抒发主人公的内心体验。价值取向也十分鲜明。而其它作品大多出自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的视角。比如述平的《凹凸》、罗望子的《婚姻生活的侧面》等，都是从远距离去观察别人在城市空间的活动。
　　唐：在叙事方式上，这个集子中还有两部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的介入式的角度：一篇是《别人的城市》、另一篇则是《生活无罪》。但这些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已经与《流浪爵士鼓》的主体自叙相去甚远。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生活喧腾的大潮中，忙忙碌碌的人们很难停住片刻去反省自己的行为，而是为潮流所裹挟的被动的介入者。比如《生活无罪》中的何夫，既为妻子朱丽所要挟，又为自身的欲望所驱动，像浮萍一样在城市生活之流中漂荡，不知所终。《别人的城市》在这个集子中是比较弱的一篇，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被动地体验着城市生活加之于他身上的一切。在作品结尾，主人公突然返回故乡的行为似乎含有对他的都市经验进行否定的意味。但这种处理不但在结构上有缺陷，在主题上也是牵强附会的尾巴，是硬加上的一场对“别人的城市”的批判，做一种人文姿态的否定，显得很做作。
　　张：还有张梅的《殊途同归》中的那群杂志撰稿人及钟望新的《单身贵族》中的关丽也是这样的被动介入者。看来人们对城市生活经验反思的淡化和无力，是与他们日益放弃对自身行为及其目的省思，与城市中人们主体性空间的日益萎缩密不可分的。日益蓬勃的主流消费文化在瓦解着集权文化对个人限制的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侵蚀、威胁着人们的自我空间。
　　唐：几年前大陆一个批评家写过一篇文章评论新时期实验小说家，指出这些小说家的作品大都出自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都在滔滔不绝地讲述“我”的内在经验。这个现象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人称的泛滥和那个时代文学努力寻求自我意识有关，到了这个集子，第一人称更多地是旁观者，而且带有某种偷窥者的感觉。叙述者常常好像是从门缝处偷窥室内男男女女的活动，从中获得一种快感上的满足。
　　张：可以说偷窥是书中许多作品的基本视角。一方面作者偷窥城市中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读者也希望通过阅读偷窥另一种生活。
　　唐：这里涉及到好几个层次的偷窥。比如吴滨的《重叠影像》整篇讲的就是偷窥。作者描写的是他虚构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互相偷窥，从中获得快感甚至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本人也参与了这种偷窥；在此同时，想像中的读者，或者说市场设计出的读者群也被作者引导着加入到偷窥中来。
　　张：读者也被重新塑造。这种阅读经验也使读者有一个机会去了解、去窥视自身的欲望以及自身的内心世界。《重叠影像》中出现了一系列文化人的形象。文人们通过偷窥他人的生活以弥补自身生活的不足。他们偷窥的与其是现实的不如说是文人们欲望中的城市生活。
　　唐：分析这种关于偷窥经验的叙述，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对视觉经验的描摹构成了这本集子中展示城市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对都市景观的视觉观照在许多作品中确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婚姻生活的侧面》就是从一个很具体的视觉印象开始写的。我们可以想像作者如何构思这样一篇作品：主人公在一个大的窗户里看见一个少女在阅读，于是由此开始想像专心读书的少女可能和“我”发生的联系。很多作品都是在捕捉一种都市景观以及此一景观对于作品主人公所能发生的意义。在这里，编选者的分析不无道理。现代都市文学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就是城市景观。这个分析点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那就是城市空间给人的经验主要的是视觉上的经验。通过对此一视觉经验的把握可以产生一种全新的经验方式，或者说全新的意识形态框架。在当代城市中，社会交流或认知首先是视觉意义上的交流和认知，社会关系则常常首先是通过视觉交流而建立甚至维持下去的。反应在这本集子里，对视觉经验的好奇，对视觉消费的需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视觉经验的描述，是这本集子中许多作品的叙事起点，或说是原发性动机。
　　张：这种文学经验方式和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经验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那时候读者在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的还主要是情感交流的满足或思想启蒙的满足。而这种经由视觉经验建立起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活动性很大的，非常表层化的社会关系。相应地，对摹写视觉经验的追求也常使作品停留在对表层生活的复制上。
　　唐：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文化过程或状态。一方面是对都市景观的描摹与追求；另一方面则是所有的叙述完全平面化了。比如《生活无罪》，其叙述就如同一架大的复印机，将不断流淌的城市经验复制下来。作品将生活一览无余、事无巨细地放在你面前，很少有对深度的追求。叙事完全成了对自身所处的现实的直接记载。
　　张：这种对叙述深度的放弃可以简括为三个方面：(1)对观念深度的放弃。任何叙述都不再是某一种形而上观念的转述；(2)不再追求情感经验的深度。叙述上有一种冷漠化的倾向；(3)不再追求社会分析的深度。而这几种深度正是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所追求的。
　　唐：这种对深度的放弃，或者说是平面化叙述的凹出，是与经验的丰富有关的。只有在对都市生活的叙述中，你的故事才能呈现出异彩纷呈，令人应接不暇的视觉经验。只有在对都市生活的描述中，你的故事才能以这么快的速度，这么复杂的线索同时展开。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或辩证逻辑：在当代城市生活中，人们不断应对着、适应着新的经验，对情感及社会深度的探求显然已转移到对新的、多层次的城市经验的把握与应对上。
　　张：也就是说，生活的叙述性被大大强化了。
　　唐：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方面正如编选者所说，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没有内在性的时代；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内在性本身才有可能获得一种批判性的价值。编选者在本书的序中断言：“这个时代的生活已经没有内在性。”这话既准确又不准确。应该说越是在没有形成内在性的环境里，内在性才越有价值，才越可能成为积极的内在性。比如当代城市，一方面带来很多肤浅的文化行为与能量；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有平面化的文化生产，才有可能激发很深刻的内在性。所谓没有内在性的时代，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时代，而城市文化及其景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我意识的控制、调节、甚至剥削。
　　张：通过借助内在性去抵抗生活的叙述性，去抵抗经验的极大丰富——这种竭力强调个人自我意识，而不是随遇而安的姿态，仍然是一种现代派的姿态，而这似乎又正是编选者所要扬弃的。
　　唐：讲了半天又回到一种很现代派的美学观念，即对深度的追求还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就在于你由此对自己的生活获得一种批判性的距离感。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经验方式，或者是不是精英主义的表现或残余，都是值得考虑的。但是很难想象你能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对城市景观或城市叙事取得一种批判的态度。最后，要对《中国城市小说精选》所代表的新的文化逻辑作一个粗括的评判，最大的感觉就是一种粗糙感，一种仓皇感。整本书的价值取向表现出一种急于进入市场的焦躁心态。
　　张：当文学靠拢和走入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一方面创作者通过市场设计出特定的读者大众，另一方面，大众也通过市场来影响、调节、甚至支配创作取向。在这样一个时代，大众既是文学的消费者，也是文学的生产者。所以本书中反映出的仓皇感也是当代城市生活中人们缺乏平稳心态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另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运作逻辑是截然不同的。从创作者的心态看，他们在努力适应大众文化的运作逻辑，而精英文化的影响，也并未像编选者所高歌的那样“不可挽回地消失了。”在作者们身上还残留着对大众文化运作逻辑的抵抗。这种尴尬的心态恐怕也是形成这一仓皇感的重要原因。
　　唐：但总的来说，向大众文化靠拢的取向是很明显的，编选者竭力倡导的是一种大众消费文化，或纯粹以符号为基本结构逻辑的文化。这是一种平民文化，也是字面意义上的民主文化。在编选者看来，精英文化构成了集权政治的基本逻辑。他的战略是用平民文化去取消和化解精英文化，并进而消解集权文化的基础。
　　张：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与集权文化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反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末以前并没有很强烈的凸现出来。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消费文化，当然也就不存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敌对。当前精英文人的痛苦带有很大的怀旧性质。在八十年代初，精英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大众文化的一些功能，同时也得到集权文化的认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时的获奖小说。但这种与大众消费、集权文化相互认同、皆大欢喜的精英文化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或说是经典性的精英文化也还是个问题。只有平民文化成为主流文化时，精英文化的深刻性及批判价值才能最充分的凸现出来。所以八十年代初期的那样一个状况未必就是令精英文人们缅怀不已的黄金时代。当然，就评论《中国城市小说精选》这本书而言，对大众文化及其价值的定位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唐：大众文化本身并不具有积极性或否定性。它反映的常常是一种为全社会所认同、所实践的最高理想与价值，因为大众文化只有在反映了社会所认同的最高理想与价值时，才可能被最广泛的接受，从而转化为最大的市场价值。一个现代社会的稳定，和这个社会所认同的最高价值(包括传统、伦理和历史意识)能不能很顺当地进入大众文化生产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发展出其自身活跃丰富的大众文化，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合法性则有可能是以其它机制来获得和维持的。相比之下，以大众文化的生产来制约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似乎是更可取的途径。
　　(《中国城市小说精选》，陈晓明编选，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月版，13.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