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礼·咒·官·黑

　　1.《礼语·咒词·官腔·黑话》这个书名很容易被看作是一部社会语言学的著作。作者似乎对此早有警觉，于是加了一个“语言社会学丛谈”的副标题，而且在“后记”中写道：“时下社会语言学正时髦着。但我以为这本书该算语言社会学。两者的差别在哪里？不需深论，仅从字面上即可得知，毕竟前者是语言学，后者是社会学。”这一区分的确很重要，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旨趣当然各异。英国语言学家R·A·赫德森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联系社会研究语言的一门学科”，把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定义为“联系语言研究社会的一门学科”(《社会语言学》，中国社科版中译本)，简明而恰切。赫德森的定义后来被R.Wardhaugh沿用，后者更进一步阐明语言社会学关心的是如何联系语言更好地理解社会结构、社会类型及特征。(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Ox-ford，1986)一般都认为，二者既有区别，但它们之间又有很大的重迭区域，在一些问题上难以作更具体的区分。
　　有趣的是，我从组成这个书名的四个词汇中，竟也发现了区分二者是如此重要：礼、咒、官、黑是社会学，语、词、腔、话是语言学；前者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与现实，后者则有助于我们从熟知走向真知。
　　2.的确，“语言，以其特殊的方式向我们透露了社会的底蕴”(第29页)。但不应忘记的是，它只是向具备了某种条件的心灵和头脑透露真正的底蕴。沿着同一视觉出发点，甚至逮着了同一个词汇，人们所获悉的“底蕴”也会有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举一例子。同样是逮着“张老”这个称谓语，郑也夫从中“嗅到了一种‘势利’的气味”，因为他看到“人们极少将一位看守大门或清扫垃圾的老人称为‘某老’，即使他们已经足够年迈”；进而他认为“某老”的流行“说明平等追求的失败”，“法国大革命后是贵族语言的复辟，我们的革命更可怜，革命后人们竟借平民的语言造就着新的尊卑。”而另一位前辈学者则曾经认为：“张老”等称谓“完全是对老一辈的尊称——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敬老的风尚，不像资本主义世界那样怕老，那样漠视老年人”(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究竟什么才是流行“张老”的这个社会的底蕴呢？“尊老”说似乎永远不会错，但只有“势利”说才真正搔到了这个社会的痛处。
　　看来，郑也夫的语言社会学研究具有一种敏锐的思想气质。书中的例子不少，如从学术著作中的“先生”看到了“真理面前的不平等”；从对“老”字的研究中，他谈到了“我国学术界老人统治的局面根本在于没有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从“爱人”这一称谓的流行联系到一九四九年以后高级干部休掉“老婆”另择“爱人”的小插曲；从“他妈的”看到了传统批判的移情性质；尤为精彩的是，他对于“革命”如何成为“现状的守护神”的分析，等等。正是这种思想的气质使他的研究成为一把锋利的小刀，而不是点缀在学术殿堂里的一丛鲜花。或许这正是“这一代”的心路历程的必然奉献？
　　3.在那些不时闪耀的思想火花后面，我们有理由期待作者在学术上进一步地烛幽发隐。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语言社会学能否在经验性、实例性的基础上，形成如乔姆斯基——他对于社会语言学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学是那样的不以为然——所乐道的“理论解释力”(a theory’sexplanatory　power)？另一方面，在实证式的微观研究上，社会语言学的许多成果很值得借鉴。例如，美国心理学家布朗(R·Brown)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第二人称代词(T和V)的语义演变和使用模式作了详尽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细微而精确地描述表示权势与同等关系的代词语境。对于语言社会学来说，如何尽量精确地揭示语言运用于其中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及权力制约关系等，实在需要有深入腹地的学术勇气和目光。
　　(《礼语·咒语·官腔·黑话》，郑也夫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三月版，8.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