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世纪的尘暴：从西方到东方

　　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都不仅是榨取劳力的技艺上的进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艺上的进步。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美国南部大平原是一片辽阔而严酷的地区。它的面积有一亿多英亩，跨越了堪萨斯、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五个州。在它冷峻的天空下，任何生物都不会觉得生活是自在的——每当事情正进行得顺顺当当时，天气就会变得令人恐惧、无情和粗暴。对美国人来说，适应不了这种严酷的气候已是一个普遍的经验了，结果大平原便成了我们文化的墓地；在那里，种种拙劣判断和错误规划的证据如同白色的骷髅一样满目狼藉。现在，我们很少有人愿意在那里居住。那里有太多的风，太多的灰尘，太多的旱灾，太多的平坦，太多的空旷，太多的铁蒺藜网，太多的不肯定，太多的艰苦工作。最好是在死亡的帷幕逐渐降临之际逃之夭夭。
　　但是，曾几何时，当西部还是个新鲜字眼，草原还有着各种尚待开发的可能性时，大平原在美国人的梦中，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其实也有过那么一阵子，它还处在我们集体想像的前沿。沃尔特·惠特曼称它是“北美的典型景观”，意思是在这里将上演我们历史上真正的英雄戏剧。然而不久之前，我们打碎了那个希望，并且失去了它。今天，当我们看到大平原时，我们感到很惊讶。在一片如此贫瘠的偏远地区，我们的前辈人竟然能发现那么多令人兴奋的事物。这片土地对他们所做的承诺是真实的、切身的和过分慷慨的。但是到了我们这儿，各种成功的期望都难以置信，而且无论如何，这片土地都不是我们曾希望看见的那样了。
　　不过，即便大平原可能是拒人千里和缺乏吸引力的，却依然对我们大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遭受了许多蹂躏之后，它仍然是我们最大的农业基地之一——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而且也是营养不足的世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食品来源。它还是一片我们一直未真正学会与之和平共处的土地。在那里，我们的机制，甚至再过一百年，都是不适宜和不匹配的。这种不适也许正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价值——作为一种可以从中了解我们的文化在生态上的许多迟钝和无知的模式。在美国环境史上最为悲惨、最有启示性和最典型的事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发生在大平原的高地上——一个越来越关乎人类未来的事件。本书所要论及的正是这样的事情。它所要讲的并不是一个新的用以替代那些已被遗弃的美国西部神话。当然，这本书不可能让所有的读者都相信，大平原仍然是一个光彩撩人的美丽之地。但是我还是希望能让这个地区以及它的命运成为读者所关心的事物的一部分，就像我关心它们一样。
　　“尘暴”是二十世纪南部大平原生活中最暗淡的时刻。这个名称本是指一个地方——其边界就像一个沙丘一样难以确定和不断移动着的地区。但是它也是一个具有民族性的，甚至是整个星球意义的事件。乔治·博尔斯托姆，一位全球知名的粮食问题权威，曾把“尘暴”的产生看做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三个生态谬误之一。另外两个是：中国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在高原地区的森林砍伐，地中海地区植被因放牧而受到的破坏。前者导致了多少世纪以来的河道淤积和水灾，后者则使一度肥沃的土地水土流失而贫瘠。然而，与这两者都不同的是，尘暴只用了五十年时间就形成了。它既不能归咎于教育水平低下，也不能归咎于人口过多或贫困。它的发生是一种按照严格认定的方式运行的文化结果。美国人以一种无情的、任何地方的一个民族都不可比拟的破坏效率，开辟了他们跨越一个上天赐予的丰饶大陆的通道。当白人来到大平原时，他们雄心勃勃地谈论的是如何扩大对这片大陆的“驯服”和“开拓”。现在看来，他们也正是那样做了。某些环境的毁灭性灾害是自然之所为，还有一些则是疏忽或贫困所逐渐积聚的结果。而尘暴，却是一种文化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这种文化蓄意而自觉地为自己指派了这样的任务，那就是竭尽全力地驯服和掠夺这片土地。
　　尘暴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这时，黄褐色的尘土开始从大平原飘浮到东海岸及更远的地方。那也正是大萧条的时期。某些人可能会说，这两个恐慌产生于同一时间只是一个巧合。论述这两者当中任何一个事件的人，都极少有谁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我的观点则是，在尘暴和大萧条之间，事实上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它们出自同一个社会，并且出于相同的原因。两个事件揭示了美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弱点，一个是生态意义上的，另一个是经济上的。两者都为那种文化的实质性的改革提供了理由和机遇。
　　三十年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时代，这在美国，事实上也在全世界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尘暴，我认为，就是同一个危机的一部分。它的形成是因为美国的那种不断膨胀的能量最终触及到了一片多变的边际土地，破坏了那里已演化出来的脆弱的生态平衡。我们谈论大平原的农场主和耕作以及他们所造成的危害，但用语不当。把他们引到这地方来的，是一种社会制度、一套价值观念和一种经济体系。没有一个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可以充分地概括这些因素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显得有点夸张，那也仅仅是因为这种观点总是被其他人谨慎回避着。资本主义——我坚持认为——一直是这个国家利用自然中的决定性因素。为了更充分地认识这种利用，我们必须说明尘暴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就如同我们从一九二九年股票市场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工厂停工的角度，去分析我们的财政和工业发展问题一样。
　　要给一种像资本主义那样广阔和多变的现象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是不可能的。仅在最近两百年的工业阶段中，它就已变换了许多面目和形式。那些我们能和它联系起来的词是了解它难解的广阔含义的线索：私有财产、企业、自由放任、利益动机、追逐个人利益、自由企业、一个开放的市场、小资产阶级。在亚当·斯密看来，它是一种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经济体系——一种制造、购买和销售东西的“天赋的自由权”。对卡尔·马克思来说，它是一个邪恶的由少数人拥有生产工具而其他人以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阶级制度。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强调努力工作、聚敛钱财和经济理性的“精神”。美国，一个彻头彻尾由企业的机构和驱动方式所支配的国家，则表现出一种相似的多样性内涵——一个皮毛捕兽者到北密苏里去，一个铁路业务员兜售股票，一个小麦农场主购买更多的土地，一个模具工厂的拥有者雇佣和开除工人。而在亨利·福特的汽车帝国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则只意味着一样东西——一种投资和信贷以及人的组织和资源的模式，但在大平原上，它的含义却有些微的不同，大概要更原始些，尽管也受到福特的机器和生产方式的强烈影响。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它是一种以许多特殊的方式不断演化着的，并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代与代之间变化多样的生产模式。但是它仍然保留着一种公认的贯穿一切的特征：一种比那些外部形式更持久的核心价值观与假想——在这里我们称它为一种坚韧性，一种赋予这种经济文化以持续性的坚韧气质。
　　土地在这种文化中，和在其他任何一种文化中一样，是按照一定的特许方式所理解和使用的。换言之，在那儿存在着一种按照资本主义气质所教导的生态价值观。我们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三句铭言：
　　一，自然必须被当做资本。这是一笔经济财富，可以成为利益和特权的源泉以及创造更多财富的工具。树木、野生动物、矿产、水以及土壤，都只不过是既可以开发也可以被运载的商品，因为它们的归宿就在市场。一种企业文化在看待自然时也不会超越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结果非人类世界也就无神圣和神秘可言了。自然的机能上的相互依赖性在这种经济核算中也被打上了折扣。
　　二，为了自身不断地进步，人有一种权利，甚至是义务去利用这个资本。资本主义是一种急于向最大极限发展的文化，总是设法要从世界的自然资源中获取比它昨天的所得要多的东西。最高的经济奖赏无不走向那些竭尽所能榨取自然的人。私人的贪欲和对财富的聚敛是没有极限的目标，是不可能一次就满足的。
　　三，社会制度应该允许和鼓励这种持续不断的个人财富的增长。它应该使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公司)在积极利用自然时不受任何限制，应教导青年人举止得当，保护那些成功者的收获不受损失。就纯粹的资本主义而言，自我作为一个经济主体，不仅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是自主的和无须责任感的。社会团体的存在是帮助个人发展并承担环境的代价。
　　当然，每个社会内部都有各种对立的价值观，美国也不例外。第一批来到南部大平原的白人确实带来了他们的宗教观念、家庭结构以及其他的一些反对或者缓和(或扩大)这种经济特质的社会传统。但是，在他们对待土地的行为上，资本主义却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拓殖伊始，大平原的人就有意要使土地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农业经营者一样，他们也逐渐把务农和畜牧看做是一种企业，其目标不是简单地维持生活，而是要赚钱。对他们来说，大自然对人们在这些企业中的所作所为施加遏制，是和社会制约一样可恶的。在自由放任的不断扩张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平原被大面积开垦，小麦轮作变成了高度机械化的工厂式的农场，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然而，就如同华尔街忽视各种严酷的现实和一个头重脚轻的经济体系一样，大平原的操纵者们也忽视在这项事业中的一切环境限制。在一个较稳定的自然区域，这种农业对土地的滥用可能会不受阻碍地延续很长时间。但是在大平原，冒险的成分要比他们在这个国家任何别的地方都要高，资本主义的破坏因素也更具突发性和戏剧性。在大平原社会中没有任何东西去检验商业性耕作的进步，也没有任何东西去防止它情愿为了利润而冒的风险。这就是尘暴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原因。
　　我曾说过，其他时代及文化也曾酿造了环境灾祸，虽然很少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平原上所发生的那样可怕。无论狂热的发展、贪婪的欲望、生态上的迟钝或尘暴，都绝非美利坚合众国所专有。例如，在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五年期间，苏联也创造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灾难。因为粮食生产赶不上消费者的需要，总理赫鲁晓夫决定让集体农庄开垦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俄罗斯的四千万公顷的“处女地”。结果六十年代的干旱导致了风蚀，其中一千七百万公顷土地受灾，并促使了赫鲁晓夫的下台。不过，弄清楚赫鲁晓夫在这个开垦项目上的理论并注意它的来源是很有警示性的。为了驳斥一个著名科学家对他的这个项目的观点，他写道：
　　把巴拉耶夫同志(指那位批评者)放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情况下，按照其现在的种植体系，他的农场大概就不会存在了。如果他让自己的32%的农田完全休耕，他还能和一个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竞争吗？
　　美国农业在世界上一直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的，即使对那些声言是按照不同的原则生活的国家也是如此。它为了生产增长而心甘情愿地去冒险，成了其他国家如苏联觉得非要去追随的榜样，就如同那些进取心不大强的大平原的农场主们被导向去与比他们更富裕的企业化邻居竞争一样。可能存在着许多人们滥用土地的理由。不过，三十年代美国的尘暴却说明，比起其他社会，一个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对资源的渴求要更强烈，对冒险更急切，并更缺乏约束力。
　　这方面的内在意义应当是显而易见的了，尽管我在这儿并不打算拼凑出详细的补救方案或对当前的形势去做多深的探讨。很多人认为新政已经为自由企业的过度发展找到了足够的对策。但从生态观点来看，如果最近几十年来的事实还能说明什么的话，那种信念似乎从根本上就是个误区。美国，就其中心而言，仍然是一个以企业为指向的社会，它的农业一直朝着亨利·福特的为赚取更多利润而使用机器和大量生产的模式演变，甚至走得更远。我们仍然天真地确认，科学和技术会治愈我们留给地球上的创伤和痛苦，可此时此刻的那些创伤事实上比以往要更大，也更恶化了。也许我们永远不会与这个大陆上的自然秩序取得完美的和谐，也许我们不会对能否形成这种和谐发生兴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试它一试。
　　二○○一年三月十日，美国人听说，一次不幸的沙尘暴袭击了北京：天空昏暗，交通阻塞，机场关闭。据电视报道，人们把旧布条塞到窗缝里以防沙尘。这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人在大平原上的做法没什么两样。更让人惊异的还是几星期后在亚利桑那出现的景象：那些在中国翻滚的沙尘，一直吹到了这片通常是天空蔚蓝、能见度极高的荒漠和峡谷之上。它首先经过新疆、宁夏、甘肃和内蒙古，到达北京；继而越过朝鲜半岛，跨过七千英里的广阔海洋，抵达阿拉斯加湾；在达到亚利桑那之前，已然飘落到英属哥伦比亚。正是这一次尘暴，最终吹到了美国东海岸，进入大西洋。卫星摄影使科学家们对风暴进行全程追踪成为可能。不过，让这些摄影者和其他人都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得那么小。在中国北方和西部发生的事情居然能够影响到这个星球的其他地区，反之亦然！
　　莱斯特·布朗，一位权威的美国环境作家，最近分析了中国的这次尘暴及其潜在的意义：
　　中国现在正处于战争状态。它所面临的并不是要侵占领土的军队，而是不断扩张的荒漠。旧的荒漠还在推进，新的荒漠又摆开了战场。中国则正在溃退。荒漠不断地前进，每年都在占取更大的领土。难民潮已经开始了，因为村庄正在被沙丘掩埋。
　　他可能还要谈到美国的有关事情，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尘暴岁月，以及我们也要面临的问题。
　　二○○一年春季中国的尘暴，以及其他许多同样的尘暴，其原因与美国七十年前可怕的尘暴灾难如出一辙。中国的地理是美国的翻版。它的干旱地区在北部，而美国的则在西部，两个地区都反复遭受着干旱。但这两个地区一直都在被迫生产更多的粮食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迄今依然如此。它们脆弱的草原被开垦出来生产农作物，或者用来放牧过多的牛群、绵羊和山羊。国度虽然不同，发生尘暴的原因却只有同一个：人为的生态破坏。
　　在中国，城市向供水较好的农业地区的扩张，迫使许多农场移向边际地区。为了向一些如山东、广东这样的省份增加更多的人口和住房，中国不得不把它的农业移向更易破坏的土地。美国也是如此。现在它的一半粮食都是从大陆这边的干旱和脆弱的地区生产出来的，因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占据了一度是肥沃的农业地区。每个国家都必须从别的国家所犯的环境错误中接受教训。
　　这本书最早出版于一九七九年，当时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都在担心“荒漠化”——曾经肥沃的土地转变为人为的荒漠，例如北非的萨赫勒，或中国北方沙漠的扩大。现在，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事实证明，过去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在每个大陆之上，人口都在继续增长，并且极力抵制着土地的极限，大片土地变成了几乎无用的荒地。仅仅靠农场主们和养殖者们最英勇的努力，人们才有饭可吃。但至少还有十亿人每天在挨饿。同时人口学家又告诉我们，再过四分之一世纪，将会有另外四十亿张嘴等着吃饭。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久已存在的问题：我们是否加重了养活我们的土地的负担，并且把地球削弱到了一种永久的严峻的形势之中？
　　除了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加诸边际土地上的压力之外，另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地球的变暖。每年的迹象都在不断地说明，世界的平均温度正在上升；冰川在融化，海洋在上升，旱灾则变得更频繁，其持续的时间比我们在近代所经历的任何时候都更长。我们可以期盼，对于这种迫在眉睫的灾难，人类的智慧能够用许多创造性的思维去作出回应，而且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最终还会聚集在一起去发现解决的办法。但是，土地上的迹象仍然是不祥的。它们表明，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或洋洋得意。再者，地球变暖的幽灵也迫使我们去回顾历史，去询问其他时代是如何对付旱灾和气候变化的，并且询问，当他们不能让其思想和机构与其相适应时，会有怎样的结果。旱灾的问题，和地球变暖的问题一样，并不只关乎到某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它并不是某种我们不能控制或我们无须对其负责的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环境史研究有力地说明，从某些角度上说，旱灾也是一种人为现象，或者至少是一个由于人类不明智的行为而极大地加剧了的问题，它使自然的周期循环转入到人类的深深的悲剧之中。
　　这就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美尘暴地区的研究中所得到的信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尘暴总被说成是“上帝的行为”，人类则是其无辜的牺牲者。其实，尘暴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类的愚蠢，因为人摧毁了大平原的自然生态。如果我们接受了历史上的这个暗淡而复杂的事实，我们就能使自己对旱灾的周期和风蚀，以及正在世界范围内又一次展现其面目的经济灾难有所准备。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尘暴岁月，对那些带着希望和发自内心的乐观主义来到西部，并在大平原上刚度过了一代或两代的美国定居者，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那些旋转着进入空中的巨大尘暴，似乎是对这些定居者的一种蔑视，一种对他们要征服这片土地并要它生产出粮食作物的艰苦劳动的极其愤怒的蔑视。它也是一种很糟糕的广告——它们说，这不是一个你希望去生活或做客的地方。当地的领导者们竭力去克服这些宣传，而且也多少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尽管它的居民仍大批外流，大平原却仍然设法让大量的人口保持原地不动。它的居民们学会了用手帕盖住他们自己的面孔去抵挡飘动的沙尘，同时祈祷着好天气的到来。他们总是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自然，很少承认自己由于过度开垦当地的草地而在引发尘暴上所起的作用。确如乐观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大平原最终还是活跃起来了，它源源不断地生产着小麦、牛肉及其他商，事实上已超过了国内能够消费的数量。在最近一些年里，有一半小麦不得不去寻找国外的买主，否则，就只能任其腐烂。于是，那些乐观主义者又开始声言，大平原能够养活全世界。他们说，我们不能放弃。但是今年，这个北美谷物产区的大部分地区又一次处于紧急的旱灾状态。我的家乡堪萨斯州，有一半以上的郡被宣布为灾区。然而，很多人又一次拒绝承认他们在引发这次灾难中所起的作用，他们过于无情地扩张着自己的农业，甚至把它推展到了那些永远不应去耕种的脆弱而不稳定的土地上。
　　北美平原地区的历史学家们早就知道，在这片大陆上的边际土地中从事农业，是一种冒险的生意——无论在经济上或生态上，都不可能持续几十年以上。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月，要保证农业在大平原上生存下去，也需要有四个条件：
　　第一，只有国内和世界人口急剧地增长，才能使大平原的生产者有大量的消费者。这个地区非常幸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人口翻了一倍。但是这个数据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居住在平原地区的很多郡中的人口也在增长；相反，人们继续外流，因为机器取代了他们在农业中的位置。
　　第二，从早期白人定居的时代开始到现在，大平原的气候一直都是稳定的、宜人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个延续了很久的严重的旱灾是一个骇人的例外，是不正常的。然而，这样的好运似乎并不持久，因为长期的气候变化已隐约显露在地平线上。
　　第三，大平原一直是由从地下深处的含水层中抽上来的水来灌溉的。这些水给新一代农业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他们的成功同时也滋养了几个城镇。但是，大平原就此也成了一个和农业相对等的矿业社会。和老西部的铜矿及金矿主一样，他们也不能回答，当深井中的水干涸时该怎么办。
　　最后，大平原地区是依靠联邦政府才保证了有人居住。实际上，这一点也是他们得以熬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原因：他们获得了政府的帮助。几十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加上社会保障和医疗费用，使人们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这些补贴还将延续多久？或者说，他们是否就足以避开旱灾和尘暴？谁知道呢？
　　我们把大平原当作一张桌子，只要一条或两条腿断了，它的整个经济体系就会瘫痪。但是，不论是它的居民，还是制定政策的人，都不曾听取这种带有批判性的历史观点。他们也不理睬生态学、气候学和地质学。他们把任何从大平原已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上的后退，都看成是从外国敌人那里的退却。在他们看来，丢掉大平原上的农田和牧场，是一种和经济上的失败一样的不可想像的道德上的败坏。
　　我认为，上个世纪以及其后在大平原上的经验，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故事，对任何正面临旱灾、风蚀、歉收、政府援助以及荒漠化的地区的人们，都有指导作用。所有这些，也是中国经历的一部分，过去是，现在也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于(《尘暴——一九三○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一书在中国发行，感到十分欣慰。我希望，它能在中国赢得众多有思想的读者，并且能为中国读者在面对本国的农业和环境困境时，提供一个非常有益的富有启迪意义的参照。
　　(《尘暴——一九三○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三联书店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