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们能比柏拉图本人更好地理解柏拉图”

　　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是个普通的日子，但对我个人来说有些不平常的意义。这一天下午，北京的天气格外炎热，我坐在电脑前敲完了《柏拉图全集》的最后一个字。当时的感觉好似长途跋涉到了终点，一方面如释重负，了却了一桩心愿；另一方面却又多了几分惶恐不安，因为翻译柏拉图全集这件事做的到底如何，心中无底。
　　汉译《柏拉图全集》共分四卷，约两百万字，前三卷是柏拉图对话的主体部分(长短不一的二十六部对话)，第四卷是附录(包括两篇疑伪的对话、十三封书信、年表、谱系表、译名对照、篇名缩略语表和一个庞大的索引)。第一卷已于二○○二年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他三卷亦有望在今年问世。
　　柏拉图采用对话的形式写作。在希腊历史上，这种体裁虽然不是他第一个使用，但“柏拉图使这种写作形式得到完善，所以应该把发明对话并使之富有文采的功劳归于他”(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三卷，第48节)。柏拉图的对话不仅是哲学著作，而且也是文学作品，与著名的希腊史诗和戏剧一样，有着非常优美的文采，又有极其感人的魅力。“在柏拉图手里，对话体运用得特别灵活，不从抽象概念而从具体事例出发，生动鲜明，以浅喻深，由近及远，去伪存真，层层深入，使人不但看到思想的最后成就或结论，而且看到活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柏拉图树立了这种对话体的典范，后来许多思想家都采用过这种形式，但是至今没有人能赶上他。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学中的一个卓越的贡献”(朱光潜：《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译后记，335页)。
　　柏拉图对话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哲学、伦理、自然科学问题、政治、教育、语言、艺术等等，几乎无所不谈。他以前的所有希腊哲学家的名字和某些重要学说都在对话中出现，惟有德谟克利特除外。他以前的希腊重要诗人、戏剧家的名字也多数出现在对话中。可以说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通过阅读柏拉图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希腊民族的精神世界。
　　中国学者翻译柏拉图对话时日已久。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吴献书先生就翻译出版了《理想国》(即《国家篇》，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一年版，一九五七年重印)；到了三十年代，出了《柏拉图对话集六种》(张师竹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年版)和《柏拉图五大对话》(郭斌和、景昌极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到了四十年代，我国著名希腊哲学史家陈康先生的杰作《巴曼尼得斯篇》出版(即《巴门尼德篇》，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六年版，一九八二年重印)。解放以后，柏拉图对话的翻译工作也没有中断。在六十年代出版的有严群先生翻译的《泰阿泰德、智术之师》(即《智者篇》，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一年版)，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一九八〇年重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又有一些新译本问世，香港学者邝健行亦翻译了一些柏拉图对话。计有：严群译《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即《申辩篇》、《欧绪弗洛篇》、《克里托篇》，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邝健行译《波罗塔哥拉篇》(即《普罗泰戈拉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即《国家篇》，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版)；严群译《赖锡斯、拉哈斯、费雷泊士》(即《吕西斯篇》、《拉凯斯篇》、《斐莱布篇》，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三年版)；黄克剑译《政治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杨绛译《斐多》(辽宁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这部《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工作是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它不是上述译文的汇编，不是老译文加新译文，而是由本人全部重译并编制的一个全集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汉语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在二十世纪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中青年读者若无文言文功底，对出自老一辈翻译家之手的柏拉图对话已经读不懂了。已有的译本出自多人之手，专有名词和重要哲学术语的译名很不统一。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以适应时代和读者的需要，本人不得不放弃捷径，将柏拉图著作全部重译，但这样做绝不意味着对前人工作的不敬。
　　“尽译柏拉图”是许多老一辈学者的理想和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文版的《柏拉图全集》一直未能问世，但他们做出的贡献是任何时候都不可抹杀的。在此意义上，《柏拉图全集》的出版也是对他们的纪念。这里尤其要提到先师严群先生。
　　严群教授是福建人，是我读硕士时的导师。他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赴美国留学，是我国最早介绍、翻译、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学者。一九八二年初，我们四位同学(包利民、王来法、陈锐)一同考在严先生门下，跟随他学习希腊哲学。当时他已年老体衰，但仍旧坚持着给我们上古希腊语课，并在课余向我们传授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严先生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涉及前苏格拉底时期和古典时期，但他一生最大的心愿是“尽译柏拉图”。他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泰阿泰德、智术之师》译者序中说：“平生素抱尽译柏氏全书之志，假我十年，容以时日，庶几有以成斯举。”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译者序中，他重申了这句话。但他接着又说：“如今十五年过去了，我已七十三岁了，此志不渝，犹盼假我十年至十五年，黾勉从事；斯愿能遂与否，则非我个人精神上的意志所能决定。”
　　严先生的这部译作，我在读书时就读，毕业以后又读，但今天读来感触最深。中国人习惯上喜欢以成败论英雄，但在“尽译柏拉图”这件事上，严先生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青年立志，奉行终生，矢志不渝。无论物质条件多么艰苦，无论身体多么虚弱(先生晚年患有前列腺增生、肠胃功能衰退、腰椎增生、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等疾)，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志向。我现在仍旧记得当年与几个同学去他那十平方米左右的狭小卧室兼书房(严先生自己的话是“武林道古桥畔杭州大学逼仄之居”)上课的情景。严先生的愿望没有实现。就在我们毕业(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后不久，他就过世了。“尽译柏拉图”或许可以视为他对我们这些学生的遗嘱，尽管他并没有对我们提过这个要求。
　　学者们一般都承认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艰辛。中国学术界有成就的学者，尤其是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也往往都是翻译与研究并重。但是我们的学术管理部门现在似乎很瞧不起翻译工作，有些管理者认为翻译只是一个技术活，只要懂外语，谁都可以译。翻译其他专业所需要具备的素质我不了解，但对翻译西方古典哲学著作所需要具备的素质我还是比较清楚的。以翻译柏拉图对话为例，翻译者不仅需要有高度的哲学修养和文学修养，也需要有关于希腊生活方方面面的知识，光靠外语水平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这些专业素质决非两三年内便可以养成。我的一些博士生现在跟我做西方古典哲学研究，我一般会让他们做一些翻译工作，但以辅助专业研究和锻炼笔译能力为目标，不以发表为目的，达到发表水平的则可例外。
　　自从事专业研究以来，我做过一些翻译工作。有些作品译得较早，至今仍在我的书柜里躺着，有些作品译得较晚，但却已经出版了。但即使是那些尚未出版，或者永远没有机会出版的书，我都不认为所耗费的劳动是完全白费了。没有不断的翻译练习，不可能达到熟练的地步。就拿我这次翻译《柏拉图全集》来说，二十年前读书时做的笔记和后来试译的某些对话片断都被我翻出来做参考。可以说，没有这些平时的积累，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柏拉图全集》是不可能的。
　　翻译的标准和质量问题是翻译工作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我在以往的翻译中奉行的标准只有非常简单的四个字：忠实、通顺。翻译者在翻译中要力求“忠实”于原著，在译文表述方面要力求通顺。“忠实”是针对要翻译的文本来讲的，或者说是针对原著而言。通顺则主要是面对读者受众而对翻译者提出来的一个译文质量标准。然而对这两条翻译标准，又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也就是说这四个字是标准，是力求达到的一个目标，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又是很难圆满达成的。对具体翻译工作来说，现今已有的翻译作品，确实没有哪个作品可以说是绝对无误的，今后也没有哪个作品能百分之百地再现原著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翻译的重要性，在工作中要力求忠实，而不是放弃“忠实”的标准。这从哲学上来说，又是一个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
　　最后我想略说几句翻译活动的本质。很多人都知道翻译是怎么一回事，但很少有人能把翻译活动的本质这个问题说清楚。这就好比很多人会游泳，但未必都能用流体动力学来说明游泳活动的规律。
　　翻译的直接目标是将一种语言的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然而，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完全确定的，这就造成了翻译中的某些困难。比如在翻译中发现某种语言的一些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词，一种表达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法，于是译者就用音译、注释、造新词、调整语序等语言手段来克服困难。
　　翻译确实总是某种程度上的转译，添加了译者自己的理解，同时也因译者自身的局限而不能准确地传达著者的原意，甚至扭曲作者的原意。但所有语言都具有可理解性，可以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把握。语言各不相同，但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完全无法沟通。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尽管尽善尽美的译文是天方夜谭，但差强人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无论各种语言有多大差别，但它们都是可理解的。
　　那么，翻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作者的原意呢？“我们能比柏拉图本人更好地理解柏拉图。”作为本文标题的这句话的首创权不属于我，说这个话的前有康德，后有施莱尔马赫(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本，253页；施莱尔马赫：《柏拉图对话导论》，英文本，Theommas，5页)。我引用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译的《柏拉图全集》比柏拉图的原文更能表现柏拉图的思想，而是说“翻译须理解，理解即重建”。若有人夸耀说自己的翻译已经绝对忠实地再现了原著或原作者的思想，那么他实际上并不懂得翻译活动的本质。
　　德国近代学者施莱尔马赫是古典解释学的代表，也是柏拉图对话的翻译家和诠释者。他认为，理解就是从差别走向同一，这是理解的前提条件，因为人与人之间若只有差别没有同一，就不能相互理解：你讲的我不可能懂，我讲的你也不可能懂；而人与人之间若只有同一而没有差别，就没有必要去相互理解：你讲的我都懂，我讲的你也都懂。只有存在着同一和差别的矛盾才会有理解的需要与可能。理解的目标在于避免误解，理解即重建。从这个角度讲，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之间的质量不存在绝对的可比性，存在的只是译本的适用性和读者的选择性。
　　二〇〇二年八月二日于清华园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二○○二年版，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