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花样的年华、草般的岁月

　　一九三六年的一天，在上海一家豪华酒楼里，有个奇特的聚会。十余位来宾，都是七十开外的耄耋长者。他们有几位穿西装，但多半穿的是中式长袍或马褂，还有好几位头上戴着传统的小圆帽。在外观上，他们举止从容优雅，看得出是受过良好教育，经过大风大浪，在华人社会里不折不扣的长者尊者。但是，虽然他们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浓浓的中国气息；他们之间，彼此却以流利的英语交谈，而且是道地的新英格兰口音。更令人讶异的是，他们虽然已经年逾古稀，彼此却都还谑称：“囡仔(boy)”。
　　他们确实很特别，因为他们有极其特殊的身份和头衔——他们是硕果仅存的“大清留美幼童”!
　　在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之间，大清帝国前后选派了一百二十位幼童，送到美国留学；他们的年龄，在九至十五岁之间。按照计划，他们将住在美国家庭里，在美国读中学，进军事院校或大学理工科系，然后回国服务。虽然后来计划因故终止，但是在美国近十年的熏陶，已经让他们与众不同。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一位是铺设第一条铁路的詹天佑，另一位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
　　无论在中外历史上，大清幼童的际遇，都是很奇特的一页。在这个过程里，有几位关键性的人物。首先，容闳是一切的推手。他因缘际会，由香港到美国求学，从常春藤名校耶鲁毕业。眼见西方文明之盛，再回头看大清社会的腐败落后。他觉得，惟有师法西方、而且从根救起，才可能振衰起弊。他所想到的，就是大量选派幼童，到美国受完整的教育，再回国一展所长。
　　容闳的抱负，如果没有曾国藩的鼎力支持，当然不可能实现。晚清时期，曾国藩在朝廷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即使位极人臣，曾国藩还是要小心翼翼；环伺左右的，多的是怀旧排新、仇洋恨外的势力。稍一不慎，不但幼童留洋的计划功亏一篑，他自己的地位都可能受到影响。
　　与容闳和曾国藩相比，吴子登算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然而，留美幼童整个计划的转折，却是由他而起。幼童到美国之后，集中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首府哈特福(Hartford)；为了就近照顾，也为了督导幼童，清廷在当地设了“留学事务局”，还派了督导人员。吴子登，就是事务局的第四任主管；他到任之后，在星期六日按惯例召集幼童，教授四书五经。可是，他发现，在美国家庭待上一段时日之后，这些幼童们已经沾染当地自由开放的习气。他要求幼童行跪拜礼、背诵古籍、态度驯服谦抑；幼童们不服，更受不了他的鞭笞和呵斥，于是冲突日益严重。
　　吴子登禀报清廷，长此以往，这些幼童将与西人无异，不再以圣人教化为依归。一连串的奏折，再加上国内外政治情势的风吹草动；清廷终于下令，终止留美计划，全体幼童分批返国。幼童们等于是犯错被遣返，所以千里迢迢回到故土之后，受到监视拘禁、类似犯人的待遇。
　　一八八四年，中法海战；法国军舰(铁壳船(和清廷的军舰(木壳船(，在闽江口马尾附近接战。一阵炮声隆隆、硝烟滚滚之后，半个时辰不到，清廷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被分派到福建水师的几位留美幼童，花样的年华就此画下急促的句点。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黄海海面，清廷的北洋海军受到重创，又有好几位留美幼童壮烈牺牲。
　　其他幼童的际遇，没有这么悲壮；不过，这些在美国土壤上迎接阳光、日益茁壮的精英，就在满清倾颓、民国肇始的动乱岁月里，像草芥一般随风飘舞、自求多福。
　　对于容闳、曾国藩、吴子登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说都是合情合理。容闳，基于自己的信念，推动幼童留美，数十年而不悔。曾国藩，考虑到朝廷情势、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只能顺势而为。吴子登，对美国风土人情陌生隔阂，坚持“中学为主、西学为末”；他认为幼童应该尽速回国、避免持续受污染，也是出于一片善意。
　　当然，对于幼童留美政策中途而废，可以有诸多揣测。如果幼童的年龄再大一些，会不会好一些？如果就近照料监督的不是吴子登，政策是不是会持续？如果一切照计划进行，幼童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学成之后，也持续地回国投入社会，清廷的命运乃至于中国近代史，会不会就此改写？这些假设性的问题，令人好奇、引人遐思；不过，更根本、也更重要的问题是，由历史、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大清幼童留美的做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又透露出哪些问题？在一个正常稳定的社会，同样年龄的小朋友可能会出国旅游，到异地去接触不同的风土人情；但是，他们不会被移植到万里之外，在截然不同的土壤里成长，肩上还背负着救亡图存的重责大任！
　　中国历史上，一旦社会面对重大变故，特别是瘟疫虫害水患等天灾；朝廷就昭告天下，皇上下诏罪己。然后，选个黄道吉日，皇上斋戒沐浴，登坛向上天祈福，并且恳切承诺，以后会更克己复礼、崇道修德。千百年来，同样的戏码一再上演。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带来了蒸汽机火车轮船等等；西方列强的势力，活生生血淋淋地闯进自居为中土的古老帝国。一连串的挫败和羞辱，不仅有识之士、连老大的朝廷都意识到，下诏罪己、祷告祈福的举止，已经无济于事。继之而起的，是呼吁船坚炮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至于全盘西化。留美幼童，就是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的产物。
　　和斋戒沐浴、下诏罪己相比，选派幼童留美的做法当然要踏实得多。然而，考虑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这毕竟只是一种出于善意、想当然的企图而已。以一小群受过现代教育的幼年，就希望能扭转一个庞大无比的古老体系；不但清廷无从配合，一般社会更是鞭长莫及。毕竟，社会要能长治久安，不仅需要一套能正常运作的典章制度；还需要在面对考验时，有适当的机制，能因应、调整、自我更新。幼童留美计划的波折乃至于中辍，并不是偶然，而几乎是必然。
　　历史学者黄仁宇曾经写道：“新中国成立(一九四九年(之后，已具备数字管理的能力。”如果他有机会接触大清留美幼童的史料，再想想中国历史上面对变局和考验时的做法，可能不会有如此天真、乐观、简单的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