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红色火焰和蓝色火焰

　　把爱情看成一个严肃的题目，甚至把它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似乎是近年来西方文化的主要趋势。然而这一方面的书籍大多从心理学着手，很少引起普通读者的共鸣。墨西哥诗人诺贝尔奖金得主帕斯(Octavio　Paz)最近终于出版了一本雅俗共赏的书：《双重火焰：情爱与性爱》(The　Double　Flame：Love　and　Eroticism，1995)。这是一本极其动人的书，既是个人的，也是关乎人性的；既涉及到爱情，也涉及到生命整体的意义。
　　这本书的写作缘于一段真正的爱情“火焰”：根据帕斯的自述，一九六五年他到印度去旅游，五十一岁的他偶然遇到一次山洪暴发似的爱情震撼。当时他就发誓要写一部有关爱情的专书。后来时过境迁，他经常想到“那书”，却一拖再拖，拖了将近三十年。直到不久前，撰写那书的欲望突然变得强烈起来，一种不可抗拒的灵感使得年届八十的老作家提起笔来，写出了那本已经在内心深处酝酿多年的书。
　　这本酝酿多年的书从“性爱”与“情爱”两大主题出发。据帕斯解释，二者都是既神秘又真实的生命火花。在人生的旅程中，几乎人人都尝过这两种火花的滋味，但很少有人能用语言清楚地道出其中的甘苦与奥妙。这是因为性爱与情爱均具有诗的特质，是感性的、触发想像的，愈在迷离恍惚的气氛中，我们才愈能体会其强大的力量。帕斯把前者比成炽热的红色火焰，把后者比成炉火纯青的蓝色火焰。重要的是，两种火焰均发自原始的生命之火——性。
　　先说性爱。帕斯认为性爱不同于原始之性，主要因为它不以生殖为目的，这也是人类与动物的基本不同。人类的性爱是一种想像的活动，它代表原始生殖作用的超越，所以它基本上是非实用的。帕斯把性爱比成诗歌，他说：“人的想像力把性化为性爱中的仪式与象征，就像它把日常语言变成诗歌里的韵律与隐喻一般。”诗歌代表人类对现实以外的“他者”的渴求，而性爱也正是人为克服疏离感而与“他者”融合的欲望。诗歌是一种超越形体与超越时空限制的联想，其作用正与性爱活动相似，因为性爱可以使一对男女“回归到无边无际的性之海洋中”，感受到“此刻即为永恒”的美感意念。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节奏；而性爱也是一种节奏，它的变化多端代表难以捉摸的联想作用。诗歌给人以“乐园失而复得”的感觉，性爱也能制造类似的幻觉，因为它直接碰撞到原始生命的源头。最重要的是，诗歌与性爱都是感性而非理性的。总之，二者无论在本质上、用法上及其引申意义上都非常相似。难怪帕斯要说：“性爱是肉体之诗，诗是语言的性爱。”
　　把性爱看成人类求神的象喻是西方文化的主题之一。帕斯认为，这是因为性爱与宗教都以“渴望他者”为出发点，都希望从现世中超越出来。然而另一方面，性爱却含有致命的危险性。在赋予愉悦的同时，它也带来了疾病与死亡。此外，毫无制约的性爱总会给社会规范与婚姻制度带来很大的威胁，于是人类就在诱惑与恐怖之间觉得束手无策：
　　他们害怕疾病、也怕神也怕触犯道德戒律。于是他们又发现了性爱的两种面貌——生命的魅力与死亡的力量。……性爱的意义极其暧昧不明，也极其多元。
　　据帕斯观察，整部西洋文化就是禁欲与纵欲两股动力的交相替换——从古典的柏拉图禁欲论到现代的萨德纵欲观，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了人类对性爱的矛盾心理。而这种倾向于极端的矛盾正巧印证了古希腊神话对性爱的原本界定：性爱之神爱洛斯(Eros)始终代表光明与黑暗两面，他总是手持一盏灯走入黑暗的卧室中。性爱既给人以光明的抚慰，也给人以黑暗的恐惧。它是诱惑，也是陷阱。
　　帕斯认为只有当性爱被提升到情爱时，人才能达到真正的爱情境界与自由。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情爱必须建立在性爱的基础上，好比性爱根植于原始之性一般。帕斯用一个特殊的意象来解说这种微妙的互补与渐进的关系——他把爱情比成一棵花木，“性”就是花木的根，“性爱”就是由根长出来的茎，“情爱”就是生在茎上头的花。花木是否开花完全要看培养的信心与工夫而定，所以情爱的发展也与人类的文明息息相关。帕斯以为，今日的西方世界面临着一个空前的文明危机，那就是情爱观的失落。因为爱情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如果人们不努力重建一个健康的情爱观，西方文明有彻底崩溃的危险。
　　如何建立正确的情爱观？帕斯以为，我们首先必须认识情爱与性爱的区别。在真正的情爱关系中，相爱的一对男女追求的是灵魂与肉体的融合；换言之，“情爱”就是性爱加上灵魂。反之，没有情爱的“性爱”是唯肉体的，它与灵魂毫无联系。“情爱”与“性爱”的关系与区别也可追溯至古希腊的神话故事：爱洛斯在未陷入爱河以前，他只是性爱本身；但他一旦爱上灵魂化身赛克(Psyche)，两人就开始形成了情爱的关系。帕斯以为关键处就在于灵魂的引入，没有灵魂就没有情爱。作为爱情的先决条件，灵魂概念是把情人个人化、永恒化的必要因素。爱情是一种灵肉的结合，也是一种矛盾：因为肉体是短暂的，灵魂却是永恒的。然而在情爱的关系中，一对相爱的伴侣可以重新创造新的价值观，因为爱可以使他们在彼此的肉体中找到灵魂，使他们在短暂中看到永恒的肯定。爱是对付死亡的最佳武器。
　　除去灵魂的要素以外，情爱还注重排他性——这也是它与性爱本身基本的不同。所谓爱就是专心只爱他/她一人。真正的情人是不能被取代的。帕斯以为这就是古往今来所有的情诗及爱情故事最动人的一点：一对男女偶然相遇，互相吸引，导致至死不渝的痴情。相遇是一种偶合，一种机缘，当爱情来临之时，人人都逃不过它的掌握。渴望爱情是人的基本需要：根据柏拉图的哲学观，我们生来都是不完整的个体，所以我们渴望在爱人的身上追求完整。难怪文艺复兴时代的诗人把爱情比成磁铁相吸：相爱的人会像着魔一样地互相吸引；为了情人，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即使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在情爱之中，求爱者永远处于奉献者的地位。这一切强烈的吸引不得不使人归之于命运，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爱情仍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我们自己必须决定愿不愿以“虽九死而不悔”的决心去爱对方。就因为爱情是一种选择，它终究是自由的。
　　真正的爱情是痴情的、绝对忠于对方的。帕斯以为中世纪文学里的“宫廷之爱”是这种爱情的最佳范例：求爱的骑士把美丽的贵妇人升高到女神的地位，为了感动对方，不惜用自己的百般坚忍和仰慕衷肠来赢得美人的心。从骑士的经验中，我们看见爱情的矛盾性——有快乐也有痛苦，有销魂也有惆怅，有抚慰也有惊险，有刚强也有脆弱。总之，无论相爱是如何地艰难，这些勇敢的骑士始终无怨无悔，抱着至死不渝的痴情。这种“骑士之爱”后来又在但丁的《神曲》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一位美丽的女子芳切斯卡告诉但丁，她与情人包罗之所以被打入第二层地狱，乃因同看一本有关骑士美人的恋爱故事，才一时情不自禁地陷入爱情，而最终导致他们的死亡。对于这对死而无悔的恋人，但丁拥有无限的同情，因为他本人正是一个情痴。无论如何，帕斯以为“宫廷之爱”所表彰的罗曼蒂克爱情是西方文明的精髓，它给伟大的爱情奠定了文化基础。重要的是，女性地位的提高使得她们的肉体与灵魂同样受到尊重，因而直接导致后来西方情爱观的形成。据帕斯观察，每个时代情爱观的进展均与妇女自由有关，因为自由是爱情的先决条件。(尽管美国女权主义者米莱特早已说过中世纪的“宫廷之爱”只是一种文学“游戏”，而非对当时现实中女性地位的真实反映。同时，现代文学评论家奥尔巴赫也说过骑士与美人的恋情是一种神话。参见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科版页59—60。)
　　然而帕斯所谓的自由并不指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自由。他重视的是女性生命的存在价值。在他的爱情观的上下文中，重视女性自由就是重视女性的灵魂，也就是把个别的女人当成有独立精神及选择能力的爱者与被爱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帕斯算是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因此他反对像蒙田等哲学大家对女性灵魂价值的否定——蒙田认为女人缺乏伟大的灵魂素质，女人最多只能作为情人，不能做真正的朋友，因为她们“没有能力维持真正友谊所需要的坚固而永久的承诺”。帕斯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以为女人(尤其是现代的女人)完全有能力保有友谊，而真正的爱情是包含友谊的，因为友谊是成熟的表现。爱情与友谊的综合是世上最难得的感情，是灵魂深处的真正契合。
　　帕斯的灵魂观与近年来心理学家对爱情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十几年来心理学界流行着“爱是毒瘾”的观念，大多数心理医生劝人要戒掉“爱瘾”，像戒掉烟酒咖啡及毒品一般。因为他们认为爱的经验是十分苦涩的，谈恋爱的人容易患得患失、疑神疑鬼，有害心理的健康。于是像斯坦顿·皮尔(Stanton　Peele)那样的专家就提出“爱情傻瓜”(fools　for　love)的概念，劝人不要陷入痴情的陷阱中。不要做傻子。把痴情当成一种病症其实也是美国的文化现象。目前心理医生大多鼓吹一种“现代爱观”——那就是不要付出太多，以免受伤。只要培养一种有点黏又不会太黏的感情——那是一种有节制的给予、有礼貌的倾听、有保留的支持。凡事都只给一点点，不能多，以免引来纠缠不休的麻烦。换言之，他们劝人要在恋爱中学会轻松。
　　相较之下，帕斯的爱情观显得无可救药地罗曼蒂克，也显得格外地传统。但帕斯想纠正的也正是所谓的“现代爱观”——他认为当今世界的爱情危机在于很多人在感情上节省，在性欲上放纵，于是不加选择、杂乱的性关系最终导致了普遍的灵魂失落。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缺乏爱的能力的问题——对个人灵魂的无视使人丧失了爱的基本了解与能力。帕斯以为，丧失爱的能力就是失去自我的存在意义。因此，他以一种宗教的热诚呼吁世人走向正确爱情观的重建。
　　帕斯苦口婆心的态度使人联想到目前美国名列畅销书榜首的作者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与帕斯相同，摩尔也鼓吹“灵魂至上”的观念，以为爱情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灵魂呼唤，要勇敢地去经验它、培植它，即使为它遭受艰难痛苦也无怨无悔。他认为大家太看重得失，太怕挫折，太怕在建立爱情关系上出差错。实际上，爱情无所谓对错，有时候它几乎是一种孤注一掷的选择。真正的爱既是大幸也是不幸，但它总是对人间得失的超越，它永远指向永恒。摩尔的爱情观似乎解答了许多美国人的问题——在情欲挥霍过度之后，不论男女都已感到了心灵的空虚。于是他的“爱情学”等于是一个对症下药的强心剂。他的两本近作——《灵魂之保养》(一九九二)与《灵魂伴侣》(一九九四)——一直是读者抢购的对象，因为正好说中了美国人的病症所在。
　　然而帕斯的灵魂观与摩尔的看法不尽相同。摩尔所谓的“灵魂”包括人的一切欲望，他认为所有性的经验也都属于其范畴之中。因此他劝人不要忽视“性行为”的感情意义，要接受它，承认它，把它看成灵魂整体的经验。换言之，摩尔以为情与欲是不可分的。然而帕斯却相信情与欲有所区别：纯性爱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欲望表现，而真情爱才是一种具备灵魂的情操。他的情爱至上观无疑地建立在柏拉图式的阶级超越观上：性爱是低层次的活动，情爱才是最高层次的表现。帕斯认为，今日世人最大的危机就是忽视这种超越式的古典情爱观。他批评当下流行的“广义灵魂说”，以为那正是耸动性泛滥风潮的不负责任的学说。他反对的是这种“现代”灵魂观的煽动性和颠覆性。
　　从今日美国凡事追求“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风气看来，帕斯算是选择了一个“不正确”的政治路线——因为他敢于向笃信“情欲多元化”的大众挑战。他的立场令人想起目前一位美国文学批评大师所面临的境况：耶鲁大学的布鲁姆(Harold　Bloom)不久前写出《西方经典》一书，勇敢地向正在流行的“文化多元化”提出挑战。不论他们的看法是否正确，是否能被大众接受，这两位选择“不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文学领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当今文化的新角度。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日于美国耶鲁大学
　　(Octavio　Paz，The　Double　Flame：Love　and　Eroticism，translatedby　Helen　Lane.New　York：Harcourt　Brace　&　Co，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