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思想责任”追诉多远？

　　将战争的罪责追诉到思想学说，这是我多年前读卢卡契的《理性的毁灭》时遭遇到的一个特别令我震惊的观点。后来，当我在美国人佩里主编的《西方文明史》中再次面对这种“思想责任”的追溯时，我不再震惊，我只是感到，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惊世之论已被以西方意识形态为背景的当代普及读本所接受了。
　　使我震惊的是一位优秀科学家许靖华的观点——一个一直追诉到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见《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七期)
　　卢卡契《理性的毁灭》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而作的“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在这样的清算中，上一个世纪起西方非理性思想的源流——包括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学说，都被推上了被告席，毫不客气。最震撼人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得清楚：“没有清白无辜的世界观”。他的意思是，一个思想家应为自己思想所产生的历史后果负责。
　　佩里《西方文明史》则在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进行了这样的思想清算。上一个世纪末在西方普遍流行的宣传种族优越、“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大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达尔文的理论被他人引伸开去超出了他研究的学术范围。社会思想家们轻率地将达尔文的结论引用于社会秩序，推出对社会具有危险后果的理论。”
　　《西方文明史》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区别对待的，它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种族斗争和国家冲突看作是一种生物需要，一种历史规律和进步的途径”，从而“歪曲了进步的概念”，但还是承认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看作是“理性思想的一大成就”。然而，随着二十世纪生物科学的研究进展，当人们对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开始怀疑的时候，这种“理性思想”竟被一位严肃的科学家激烈地指责为“英帝国主义的邪恶的政治哲学”。许靖华说：“我们如今愈深究生命历史的记录，适者生存并非自然规律的事实就愈明显……愈钻研史料，就愈发现达尔文主义主张的自然选择并非科学，而是宗教信仰。”
　　除了那些真的为帝国主义和纳粹德国提供“理论武器”的御用学者，历史上的真正思想家，面对这类的追诉“冤”是不“冤”？为了得出一种帝国主义的政治哲学，需要搭乘皇家军舰，到世界各大洋的海岛上艰苦观察五年吗？科学家许靖华的追诉，看来比哲学家卢卡契和文明史专家佩里“远”得多。
　　然而，这样的追诉，多远才是算“到头”？多远才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