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先生多次和我说起，他对《瞿髯论词绝句》(夏承焘著，吴无闻注，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三月出版)最有感情，我没有放在心上。后来，有人约我写点关于夏先生的文字，我又想起这句话。夏先生有脍炙人口的《唐宋词人年谱》，有文坛交口称誉的《唐宋词论丛》，有青年学生爱不释手的《唐宋词选》，为什么单单对这样一本小册子最有感情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一次，问到夏先生，吴无闻同志在旁说：“你知道前言中‘禁足居西湖’是什么意思吗？”没等我回答，夏先生说：“禁足，不得随便行动也。《论词绝句》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蹲‘牛棚’的收获。”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本《论词绝句》是夏先生在逆境中的产物，它曾是作者的寄托和伴侣，难怪夏先生对它如此锺情。
以诗论诗，在我国诗歌理论遗产中，不乏先例。杜甫曾写过《戏为六绝句》，传为千古名篇。后来，元好问、王士祯、袁枚等人都写了许多论诗的绝句，清人江昱写过《论词十八首》。这些诗论、词论别开生面，生动活泼，每首谈一个问题，连缀起来，又可以看出完整的艺术见解。但前人论诗的绝句都没有本书那么多，论的广。八十二首绝句，论述了从词产生以来的五十几位词家和词的发展史中的重要问题。这些诗写得兴味盎然，声韵悠扬；吴无闻同志的注释、题解也能得作者的真意。在本书压卷之诗中写道：“兰畹花间百辈词，千年流派我然疑”，可以说，《论词绝句》勾勒出了一部简明的词的发展史。
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隋唐的萌芽，两宋的极盛，元明的衰落，清季的复兴，在这漫长的一千多年的发展史中，其词难以数计，词人何止千万？作者始终把词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这在八十几首绝句中恰似一条主线，贯穿始终。《论词绝句》第一首是《唐教坊曲》。观澜索源，振叶寻根，作者指出词的前身是民间小调。这些小调主要是写“民间哀怨”。如《拾麦子》、《锉碓子》、《渔父引》、《破阵子》等等，单从这些曲名，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描写农民、渔民的劳动生活，反映军士的战斗场面的。这些俚曲小调相当广泛地反映了民间的疾苦，反映了社会的现实。正因为这个原因，作者很看重这些作品，把这些作品誉为唐代的“国风”。但到后来，文人的香艳词多了起来，词就逐渐地走上了歧路。到了宋代，“纷纷绮语学高唐”，一些词人用华丽的词藻和精巧的雕琢来描写男女爱情，制成了大量的宫词艳曲，就离开了词的正确发展道路。从这个根本点出发，作者论述了历代词人。他批评作为词人的李白，把“青莲妍唱”放在“边关闾巷”的对立面。他认为《清平调》是“懊恼宫莺第一声”，尽管辞藻华美，但不过是阿谀杨贵妃的作品，唱出了唐代宫词的“第一声”。他批评温庭筠的词是“朱门莺燕”。温庭筠虽然也唱“紫塞歌声”，但那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是利用内地人爱听边塞曲调的心理，照旧写“绣幌佳人”罢了。所以昌谷(李贺)、樊川(杜牧)这些著名诗人瞧不起这些词章，都“摇首而去”。
作者这个见解是高明的。韩非子曾说过：“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矫揉做作，华而不实的作品不会长久。事实正是如此。宋朝的升平很快就过去了。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北宋与辽、西夏，南宋与金，烽烟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苏辛词派。《论词绝句》高度评价苏辛词派，特别是辛弃疾词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深刻的社会矛盾。
作者认为范仲淹是苏辛词派的先声。范词《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反映了将士们的边塞生活和苦闷心情，终于从“歌围舞阵”中间冲杀出来一支新军，是非常难得的。而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欧阳修、晏殊等人还把他们词的题材局限在“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的狭隘生活圈子里，他们看不惯范仲淹反映边塞生活的《渔家傲》，讥笑他是“穷塞主词”(《东轩笔录》)，其实正说明了欧阳修、晏殊这些人，已经远远落在时代的后面了。
特别应该一提的是《论词绝句》对女词人李清照的评价。书中以五首的篇幅“论”李清照，稍后不久出版的作者的《月轮山词论集》，把论李清照的文章放在全书的第一、第二篇，可见对李清照的推重。为什么要推重李清照呢？论李清照诗的第一首说：“目空欧晏几宗工，身后流言亦意中。放汝倚声逃伏斧，渡江人敢颂重瞳。”这里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目空欧晏几宗工”，一是“渡江人敢颂重瞳。”这个评价很符合全书论词的标准。李清照是个不平凡的女性，却要在平凡的环境中平凡地打发日子，确实会使她感到烦闷窒息，因此她“寻寻觅觅”，渴望自由，向往光明。表现在她的词里是敢于写少女的爱情，“眼波才动被人猜”；敢于写夫妇的幽情，“今夜纱
枕簟凉”；敢于讥笑有社会地位的男人，“桂子飘香张九成”；敢于批评文坛前辈……清人李调元曾赞扬她的才华“压倒须眉”，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作者认为她敢于指斥时政。“颂重瞳”，指歌颂项羽。“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为什么要思念项羽呢？因为项羽不肯过江。这就尖锐地讽刺了宋高宗渡江南逃的丑行，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皇帝，充分表现出慷慨激烈的爱国热情。
按着这样一条主线写下去，《论词绝句》充分肯定了苏轼、陆游、辛弃疾、张孝祥、陈亮、陈子龙、夏完淳、王夫之和龚自珍等词家，把他们摆在词史的突出地位上，加以评论。
《论词绝句》另一重要准则就是强调写词要有“真情实感”。在论清代词人顾贞观的诗中，作者说“至情言语即天声”。作者特别肯定李煜的词作，称赞李煜有才华。为什么呢？也是因为李煜降宋后写的词，伤今感旧，与亡国之痛相结合，情感真实，艺术成就很高。特别是他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及他的父亲李璟《摊破浣溪沙》“回首绿波三峡暮，接天流”，开始摆脱花间派的束缚，从中已经可以看到苏轼“大江东去”豪放词风的端倪。文艺作品，不论是诗、是词，还是小说、散文，都是通过感情的交流去打动读者的，要用丰富的感情去感染读者，激励读者，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你的观点。白居易有一段著名的话：“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感情是诗的根本，语言是诗的叶苗，声音是诗的花朵，诗中所反映的道理是诗的果实，但无论生苗、开花、结果，都和感情这个根本息息相关。《论词绝句》抓住这个重要问题，评论开去，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的。
《论词绝句》也重视艺术形式问题。作者指出吴文英的词“形式极美”，“音律和谐”，并以神仙宫阙的金碧辉煌来形容吴词的绚丽多彩。张炎《词源》评论吴文英的词，说“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成片段。”作者说“是谁肯办痴儿事，七宝楼台拆下看”，表达了自己对吴文英词的肯定，对张炎评论的异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论词绝句》对岳飞《满江红》词的评论。几百年来，人们都认为“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是岳飞之作。“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鼓舞了数不清的仁人志士抗敌救国。作者不同意“岳飞之作”这种结论。他说，对词的“科学的鉴定”，与词的“历史意义”，不应该混淆起来。作者以三首诗评论岳飞，而以两首谈《满江红》非岳飞所作。“黄龙月隔贺兰云”，从地理常识上讲，岳飞当时要直捣的是金国上京“黄龙府”，在今天的吉林省，而不是在今天西北甘肃、河套一带的“贺兰山”，当时贺兰山属西夏，“西北当年靖战氛”，那时并没有战争，所以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与岳飞对不上号。那么这首诗是谁作的呢？“王髯御鞑唱刀环”，明朝大将王越曾破鞑靼入侵军于贺兰山，明人刊岳飞《满江红》词于西湖岳坟，夏先生怀疑《满江红》词是王越幕府文士所作，托名岳飞以鼓舞士气。“八卷鄂王家集在，何曾说取贺兰山”，“鄂王家集”指《岳飞集》。岳飞死后，岳飞子岳霖、孙岳珂两代搜访父祖遗稿，不遗余力，历经三十多年，编成《岳飞集》，哪里曾提到脍炙人口的《满江红》呢？夏先生认为这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问题，当然还可以继续探讨，但是夏先生大胆思考、努力探索的精神值得钦佩。
书中的有些评论，也还可商榷。如对辛弃疾的评价，作者说“他与苏轼并称苏辛词派，但他的思想感情远较苏轼丰富伟大”，似欠妥贴。词进入宋代，名家辈出，但直到苏轼、辛弃疾之手，词才得到了最大的提高与发展。宋词得与唐诗并称，成为一代文学之胜，苏轼与辛弃疾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政治上，苏轼一生不得意，而辛弃疾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但辛弃疾眼看国破家亡，河山沦陷，他的感奋是苏轼所没有的，他始终站在抗金斗争的第一线，也是难能可贵的。但如从他的一生的全部成就来看，恐怕还很难说“辛弃疾的思想感情远较苏轼丰富伟大”，这正如诗坛李、杜的比较，各有千秋罢了。另外，对于周邦彦的评价也似欠公允。周词形象鲜明，音调铿锵，既具文字之美，又兼声音之妙，王国维曾说：“故读先生之词，于文字之外，兼须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宜；清浊抑扬，辘轳交往。”(《清其先生遗事·尚论三》)这是很有道理的。作者虽然也说周词“影响很大，有人誉为‘词家之冠’”，但接着就补上一句，“也有人斥为‘亡国之音’”，而且十分具体地说：“钱塘江虽然环绕周邦彦墓边的月轮山奔流，也难湔洗周邦彦阿谀宋徽宗崇宁礼乐的耻辱”。这样一来，“词家之冠”的周邦彦便只剩下“钱塘江也洗不净的耻辱”留在人们脑中了。其实，即便他主持过大晟府，大晟府这个音乐机构是粉饰太平的工具，但它在音乐发展方面的贡献，还是应当给以适当的评价的。此外，如果从一部比较完整的词史的角度去要求，似乎还可以再充实一下。如重要的词家晏殊、晏几道，还没有专门的诗篇论到，近人王国维也没有涉及，似觉不足。但这些都是一孔之见，未必正确，冒昧地写出来，以就正于夏先生。
一九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