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也谈思想及其作用

　　林毓生教授《略谈思想的作用》(《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九期)关注到时下大陆知识界对“五四”文化遗产及其精神的反思，并由此及彼谈到思想之功用，的确搔到了今天文化波动中的一处要穴。
　　在身心经历了思想政治潮流的激荡和市场选择潮流的冲击之后，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一度稳定的良好的“感觉”和明确的职业角色意识，并陷入转型社会因废立并举而导致的一系列二难的困境。在一段沉心反思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对激进的怀疑、恐惧乃至厌恶，其中包括对自己的反思和部分的否定，并与“五四”两相参照和衔接，进而对“五四”式关怀发出疑问。他们开始告别困扰自己的思想牢笼，准备回归行将荒芜的学问的田园。在行动上，知识分子开始把思想与学问作一界分，划一的知识分子群体也由此分化。这种感情的整顿和精神的分解有非常积极的成分，但对一个个体来说需要有一个适度的把握，在思想的运转中，感情的高度沸腾或自我禁锢同样会导致各种极端后果。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学问与一种关怀、一种精神、一种普遍的感情密不可分，它们之间须维持一种必要的联系和张力，使思想成为一种可能并保持一种活性，既不被学问所陷溺，也不致被感情所误导。而这两种情形都存在过，王国维的自沉与感情郁闷不畅有关，而周作人的附逆又与感情的冷漠相依，金岳霖则是感情涨满的例子。金岳霖少年胸怀报国之志，但留学回国之后，却对社会无奈，“我不能改变这个社会，也不愿意为这个社会所改变。看来，从政的想法是错误的。”后来，改治哲学。有学生曾问及他为何弄逻辑时，他曾答以好玩，似并非全部戏言，但其内心强烈的济世强民的感情始终萦绕，对于社会更新抱有强烈的认同感，但是这种感情也遮蔽了他对其它价值的认定，包括他自己的学问，他作自我批判，甚至到一种虚无的程度。因此，对于“五四”精神确也要慎重待之，须消解其精神中感情过溢的部分，但又要切忌抱持简约的和门派的成见，这又会导致一私感情的投入而对当时的历史不能详察。“五四”激烈的反孔既与反封建专制相表里，又切受当时袁世凯借尸还魂的刺激，因此愈激愈奋。俄国未有“五四”这样的反传统，其劫难还少吗？“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恐怕还得在全球现代化变迁的时空坐标和中国历史发展坐标的交叉中寻绎谜底。对“五四”精神或曰“五四”感情须持一种历史态度，而对“五四”知识遗产更须严谨，一曰“民主”，还不足以令我们深深地咀嚼和缓缓的操作下去吗？哈贝马斯称“现代性尚未终结”，我深信焉。当然，这种“现代性”也应能够吸纳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素质，甚至未被人们充分发现的内涵，抵御“私情”和“派性”的干扰，在普遍感情的容量下使各自思想中纯粹理性的成分得以沟通，使思想的作用不致发生偏向，否则，二者感情的敌视会造成思想的恶果，这种恶果会使我们在以后反思思想作用的时候产生新的不愉快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