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的名字在日本广为人知，是当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他于今年四月召开的九大被选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又当选为毛泽东等二十一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姚文元，除一部分专业人士之外，恐怕还不太为人了解。
这段文字发表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号的日本《中国语》杂志，在固定的“讲读”栏目，主持人宣布这一期和下一期将要选讲姚文元一九六二年写的《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来自中国的消息”一栏报导的是六月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会议前后的中苏论战，珍宝岛、八盆岛的中苏武力冲突；“新闻简报”是《人民日报》五月十二日刊登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原文摘要；关于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有松山芭蕾舞团访华演出的回忆，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夫人江青同志”第一次正式地被介绍给日本友人的情形。《中国语》杂志从一九五○年创办到现在，在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圈中颇有人缘，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刊物编辑仓石武四郎先后做过京都、东京两大学的中国语学教授，一边研究古代的中国语，一边致力于现代的中国语教育。明治以后的日本知识分子往往把中国看成两张脸孔，一张是古代的脸，表情高贵深邃，曾经令他们心驰神往；另一张是近代的脸，透着腐败没落的气色，叫人鄙薄生厌，而仓石武四郎则属于他这一辈中国学家中不厚古不薄今、会将两张脸孔接续起来看的一位。他编的杂志，既开古典讲座，读诸子、《史记》，也讲时下北京的流行语言，什么当权派啦、夺权反夺权啦，毛泽东语录也是必修的教材。一册厚不过五十页的外语学习杂志，录得下中国的各种语言，特别是此时此刻的声音。对现代中国的这份关心和敏感，大概是《中国语》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六十年代读《中国语》杂志的日本人大都觉得中国的确难以捉摸，比如文化大革命，在许多中国学研究者心里也直如恶梦一般，说“大梦醒来”吧，还是迷惑不清，只搞明白那最终是别人国家里不可思议的一段往事，所以，凡中国人写作的涉及文革经验的文字，至今仍是他们看重的研究中国中国人的路径。有这么一个故事，文革期间，一份日本报纸登出消息，说中国一家工厂的一百二十个工人全部被杀，骇人听闻。核对原来中文，却是工人起来造反，“杀出来了”。蹩脚的翻译大概不知道“杀”字在中文里还可以形容某种状态。不但中国的事情不好理解，中国语也并不容易掌握，记下这故事的安藤彦太郎深有感慨地说道：“如果不将中国看作不同文化的社会，对日本人来说，中国语有时会起到妨碍他们理解中国的作用。”(《中国语和近代日本》，岩波新书，一九八二)了解它国之事，首先要通它国语言，这道理勿需专家来说，普通人也都明白。不过，安藤彦太郎关于中国话所发的这番议论，除了出自包括他在内的、经历过六十、七十年代中国动荡的一些中国学研究者体会到的经验教训之外，还包含着更久远的历史背景。
梁启超曾总结日本语特点，说它可以当中国话来读，一篇文章，五六成汉字，无师会得自通(《论译书》)。清末近代的维新派人士多半也因为这个缘故，从日本转手学习西方思想。现在大家知道这是“聪明人”的错误意见。在日本，恰也有一条读中文的“捷径”，也是单看字不发音，颠倒词序，使之状若日文，叫做训读。对同样使用汉字的日本人来说，训读的方便也在于不用学习中国话就能够迅速读懂中国书。
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一个文化圈，中国语却是外国语的事实，起初恐怕只是极少数主要为经商同中国人接触的“通事”的切身体会，随着近代以来两国人员之间交往的频繁化、直接对话的机会增加，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一点，知道汉文训读的老法子解决不了面对面沟通的问题。于是，一八七一年，为缔结“日清修好规约”，外务省办了一个汉语学所，培养急需的中国语翻译。这个汉语学所是早期的以中国语为外国语的语学教育机关，两年后归入主管文教的文部省，后来又并到东京商科大学(二战后改名一桥大学)。每当回首往事，不少日本中国学者都会说，汉语学所的归属变迁正反映出中国语在近代日本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为外交、商贸服务的。比起英语、法语、德语挟优越先进文化登堂入室的荣耀，人们形容中国语就像独行在寂寞的小胡同。中国语倍遭冷落的这种状况给中国学研究者带来的刺激最深，后来吉川幸次郎反省它的原因，归结为三点：同文意识、自古传下来的汉文训读方法、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观点(见《支那语的不幸》，载于一九四○年九月《文艺春秋》)。中国语的不幸是同中国的不幸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前，虽然根深蒂固的同文观念和简便易行的训读方法有时会使人们忽略了对现实中国人话语形式的关心，直取话语里可以吸收的营养内容，废筌探鱼，养成重目读轻发音的习惯，但起码中国人的说话还是为日本朝野留意的，能够像中国人一样掌握汉文写作技巧，还标志着一种尊贵的教养。而近代以后，中国话语的权威性一落千丈，日本才对中国人的说话完全失去了倾听的兴趣。有的学者干脆建议，假如某些人的工作的确需要了解有关的中国知识、研究有关的中国问题，以及必须与中国人交际，可以成立一个相应的现代中国语学习机构，但如今的日本更要教中国人明白，日本固然从双方的交往中获得好处，中国也是受益的一方，他们应该懂得必须学习日本语。
轻视中国语的背后是轻视中国及中国文化。明治以后，日本的政府和商人对中国已经无所谓文化的需求，只希望谋取它的广大土地、土地上的物产和人民(六角恒广语，见《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不二出版社，一九八四)。对中国的这份特殊需求，引导着中国语教育向着极其实用的特殊方向走去。据说最突出的现象莫过于商务用语和军事用语一度四处
漫，极端的例子比如《宪兵支那会话》、《兵队支那语》一类书中常见到的：“别动，不然枪毙你”，“死了死了”，“妈啦个×(满洲话)”等等带有暴力色彩的语言。一九四二年出版的一本《支那语自在》(牛
爱之进、萧鸿麟编，富士书房)不仅收有“日本军是正义的使徒，一般好人民不要害怕”等军用语，还选进去一篇布告，它是告太原人民“快来信服日本军”的，用白话写成，编选者还故作聪明地议论道：“想起白话运动的倡导者、有名的抗日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这份传单由白话写成，正是时代的讽刺。”在那个时代，这篇白话其实该算做非中国的中国语，近代史上的日本同中国打经济和军事的交道最多，并非由中国人讲出的这些中国话因此差不多影响了一两代日本人对于中国语的印象。战争期间格外畅销的速成中国语书中，满写着“我的米西米西干活计”、“你的这个我的进上”、“太太有的”之类根本就是日本语式的中国话，而这些句法的颠倒组装和词语成分的随意增减所造出来的夹生中国话也给中国人留下过深刻的记忆，在黑暗的战争时期，中国和日本即使存在对话关系，中国人也是没有说话权利的。
外务省办的汉语学所，开始时用《三字经》作课本，老师请的是长崎的唐通事，结果不久便发现唐通事教的南方话与北京的官员难以交谈，于是改请北方的中国人来当先生。二十年代初，刚刚从东京大学支那文学科毕业的仓石武四郎到中国做了一个月的旅行，突然醒悟到不懂中国话的所谓支那学研究，原来就像无根的草木；无源的流水。从仓石武四郎一代起到以后的中国学研究者，大都走了与传统汉学家不同的路子，学以致用的心思淡下来，对研究对象的态度比较趋于客观，方法上则追求以科学精确手段展现真实，避免任意的发挥和解释。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近代以来的日本学术虽然受了西方的启发，力图突破东方模式，学习欧美的研究方法，但传统沿袭下来的充满日本味道的汉文训读法却既是妨碍他们像欧美人一样阅读解释中国文献的天然障碍，又有可能影响到研究者应该保持的公正立场，所以，需要做的首先是改变旧式训读习惯，用中国自己的语言方式敲开中国大门。中国语的教育问题在近百年里一直是许多中国学研究者不肯忽略的事情，在仓石武四郎写的“留给日本的遗书”《中国语五十年》(岩波新书，一九七三)里可以看到，在他的生涯中，写教材、编杂志、主持NHK广播、力邀冰心这样的作家上课、借各种媒介各个机会传递真正中国的“话语”，在他学者的一生中和研究清代音韵学一样重要。而六十年前吉川幸次郎留学归国、立誓今后仍然讲中国话、穿中国衣裳、写中国语文章的往事，也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现代学者把学习掌握外国语当做研究外国的不言而喻的先决条件，以为这样才能够接近外国文化的基本事实，体验不同环境下不同语言表达的真实含义，展开冷静的也是体贴的研究，可是，传统上处在中国文化笼罩、近代却刮起“脱亚”风的日本的情况很是复杂。有些日本中国学者说，纠正轻视中国语的倾向，光靠语学教育不成，还有赖于日本社会包括学者们对现实中国态度的转变。一九五四年在金泽大学召开题为中国语教育方法论的讨论会，议题中心最终又跑到“中国语是外国语”上，这虽然表现了几十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一贯重视，也说明彻底扭转研究者不通中国话的局面似乎非常困难。
是否了解中国人怎样说话，的确不单纯是个语学问题，牵涉到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文化。如果说日本人全都压根不晓得中国语是怎么一回事，那不公平，问题在于对中国人说的话，也会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一九三八年，弘文堂书房出版了当时任职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并受聘于京都大学的旗人傅芸子编的《支那语会话篇》，它是仓石武四郎策划下编写的“为一般知识分子所用文化语”的教材，会话例行从下船晋京、投宿旅舍开始，有一般的日常用语，有借会话对北京风物人情的介绍。客人问：北京城大概怎样的？主人答道：
也可以从正阳门大街分作东西两部分，东边可以说是北京的小工业区，西边大栅栏一带是北京从前最繁华的地方，再往西琉璃厂一带，可以说是文化区，再稍南所谓宣武门一带，便是学者住宅区，从前清朝有很多客籍的学者，都住在这一带，直到现在也还有些个哪。
特别的地方要数拿访图书馆、逛旧书店、拜见学者、参加名士清谈作为场景的一段段对话。去北京图书馆，想打听馆内藏书，馆员说：
有四大宗，头一项是宋元版的书，大多数是前清内阁大库的东西，孤本很多。第二项是各省的府县志，也是由大库来的。第三项是四库全书，本来在热河行宫、文津阁，民国初年归了敝馆。第四项就是敦煌卷子。
这一课由吉川幸次郎撰写，傅芸子称赞它“词命文雅，自是当行之作”。一般军士商人显然不必准备这些相当儒雅相当表现专业水准的辞令，用得上它们的可能不过少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或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人，当年热心参与此书制作的平冈武夫、长泽规矩也等人日后果然都做了中国学的研究专家。编写这样学究气的会话，照编者的意思，原来负有革新的使命，让中国语由“商业语向文化语回归”(凡例)。这愿望看起来书生味道十足，因为能不能清除低俗实用语言的污染其实由不得学者的“一厢情愿”，但是，这样来区分语言的类别，说明中国话里实际要分出生意人讲的商业语，知识分子讲的文化语，话语和话语并非一致，至少向人们报告了贸易杀伐语之外的另一种中国话的存在。三十年代末期强调推行文化语，大概还表明了一种对中国的看法，以为比起土地物产，中国的文化更值得看重。仓石武四郎蛮有信心地说这本书将是未来的“华语范本”，学中国语的日本人应该通过这样品质的教材学习到有教养的知识阶层用语，而不是市井俚俗的谈话方式，商业实用语必须让位于文化语。正如其他日本学者指出的，在近代以来有关中国语教育的各种流派中，仓石武四郎走的路带有明显的学院风格，作为专业研究者，他的个人趣味和实际需求都使他的语言教育理论倾向于学者化，也就是说，他的很多想法是学者式的，很多做法更适用于学者，像他根据叶圣陶《文章例话》编选的收有鲁迅、朱自清、赵元任、周作人等现代作家学者散文的读本，便不是一般仅仅以开口讲话为目的的学习者需要读的。对于学习中国语的人来说，应当选择适用于做生意谈外交讨价还价的会话内容，还是选择适合坐而论道清谈学问咬文嚼字的文雅之词，事实上是由学习它的人将来要拿它派什么用场决定的，提出所谓向文化语“回归”，多少也出于职业的考虑。简单地说，一行有一行的行话，遇见文质彬彬属词雍容的中国学人，总不能用浅陋的街巷俗谈来对答，话不投机不说，还有失知识人的面子身分。更重要的，文化语不光起装饰作用，通过它，才有机会同中国学者接触交流，进入中国的文化社会，亲身体验到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面。近代以来，包括中国人在内，对中国文化的贬言一概大于褒语，风向一边倒的评价也影响了中国学研究者的心态，使一些学者也难以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而像这样看到中国尚有可取的文化，尚有可谈的文化人，并且郑重其事地把文化人说的文化语当一回事来看，算不算对中国的一点“同情地了解”呢？
仓石武四郎有一个说法，叫做“建立以现代中国语为基础的学问体制”，做到这一点，对今天的中国学研究者来说，已经不存在什么特殊的困难，大约很少有人会想像得出不过三四十年前它还曾被当作一个理想的口号提出。竹内实当时就批评说：仓石君自信靠着手段的改革就能够挽救支那学的贫困，实际上支那学贫困的原因恰在它的思想本身(《支那学的将来》，《中国文学》七十三号)。但是仔细想想，谁又能否定现代中国语教育在近几十年中国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呢？它告诉人们中国人怎样说话，又教给人们怎样同中国人交谈。它使学者们学会了透过话语了解中国人怎样地思想，学会了辨析哪些话出自哪样的动机，怎样表现了浅白直露或者曲折深奥的含义。如果说到近现代日本中国学研究如何从过去的汉学变化而来，说到观念的演进、方法的革新等等，都不能不视学习中国话是为促成这些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吧，因为语言带来的思维形式的变化才是根本的变化。
了解中国人怎样说话，中国的事情才会好理解一些，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原典。一九六九年八月的《中国语》杂志给读者留下习题，一段中文，需要翻译成日语，是朱自清散文《谈抽烟》的前边一小截文字，那种清淡舒适的笔调，不紧不慢絮谈无关紧要人间小事的悠闲劲儿，与杂志里的其它录自文革时代的政治色彩浓厚，带呛人火药味儿的文章煞是风格迥异，仿佛插错页的褪色的旧像片。毕竟是日本人办给日本人看的杂志，允许唱唱主旋律以外的歌曲，可是谁又料得到二十多年后，闲适的散文小品竟再度风靡，演成主角。站在海外观看中国的事情，真有点儿眼花缭乱、不知底里的感觉，但有时却可避免圈内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糊涂，把握大的走势。世事常变，又不变，有的日本学者说，到今天，赵元任写的那些书还是他们最喜欢的学习中文的教材，好学，适用，虽然不像现下编的会话书一会儿将“太太”变成“爱人”，一会儿把“同志”喊做“先生”那么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