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访问一个多月，使我对曾经陌生的瑞典汉学界略有认识。
瑞典汉学的研究，起自高本汉(Berhard Karlgren)这位天才语言学家，由是在瑞典创立了汉学。发展到六十年代，瑞典汉学界的视线逐渐转向现代中国。这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事，不妨由这种趋势谈起。
一九七五年，瑞典出版了“诺贝尔论丛第三十二种”《近代中国文学与社会》，可看作这一趋势的标志。这本由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编辑的论文集，主要编选斯堪的纳维亚几国汉学家对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论文，涉及的课题十分广泛，如《论二十、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社会与文学之内容》、《中国二十、三十年代翻译文学中的英国作家》、《论朱光潜美学理论的社会关联》、《易卜生的劳娜和中国妇女的解放》、《浩然作品中的英雄形象》等。
注重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研究，这一新的发展，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进一步有所深入和开拓。我所知道的七十、八十年代出版的几本专著，也许可以说明瑞典汉学在这一方面的丰富性。这些著作均由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它们是:《日本的成功，中国的渴望——日本对晚清新小说的影响》、《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中国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争论》、《走向革命——一九三七——四五年间在北中国的战争、社会变化和中国共产党》、《陈敬容的诗歌——一个现代中国女诗人》、《突变论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作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姚文元——中国日丹诺夫主义的出现》等。
一九八四年斯德哥尔摩大学成立了一个太平洋研究中心，汉学是其中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个中心主要为一些研究者提供资助、交流等服务，一九八八年该中心创办英文的《东亚研究学刊》，每年出版一期，改变过去只用瑞典文出版《东方研究》的状况，使瑞典汉学成果能为世界更多的同行和读者了解。可以说，这一刊物的固定出版，使有志于汉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有了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这对于瑞典汉学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瑞典过去一直只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位置。大约从一九九○年起，这一状况开始改变。马悦然先生退休后，罗德弼(Torbj
rn Loden)接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汉学教授位置。与此同时，又增加两个教授席位，一位设在南部的隆德大学，由罗斯(Lars Ragvald)担任。另一个则授予在首都一所中学执教的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这是教育部因为她在汉学研究和教学上的特殊成就而做出的破例决定。另外一些大学，如哥德堡大学、乌普萨拉大学，虽然没有设立教授位置，但均设立有中文系，且有富有成就的汉学家和突出的教学特点。这样，包括马悦然在内，瑞典目前共有四位汉学教授。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和教学，可以说基本上代表着瑞典汉学的现有水平。
除了教学和组织汉学力量之外，马悦然在汉学领域的贡献，尤以对中国作品的翻译众多而著称。他翻译过《水浒》等古典名著，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绍和翻译上。特别是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定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他对现当代文学的重视，可以说大大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注重古典的习惯，使瑞典汉学界把目光，渐渐从语言学范畴，扩展到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到现在为止，马悦然已经翻译出版了沈从文、北岛、李锐、高行健等人的大量作品，翻译了台湾诗人商禽的诗集，成为瑞典中国文学翻译界的权威人士。他的成功翻译，推动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绍和翻译，使瑞典出版界开始对中国作品产生兴趣，在八十年代的瑞典开始形成一个高潮，而且在九十年代其势头依然未减。瑞典翻译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是比较广泛的，一些重要的现代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或多或少被翻译过，如鲁迅、巴金、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对于文革后出现的新时期文学，他们的翻译尤为广泛。谌容的《人到中年》、张洁的《方舟》《沉重的翅膀》、李锐的《厚土》、北岛顾城等人的诗集、张辛欣和桑哗的《北
京人》、王蒙张贤亮等人的小说选、高行健的剧本和小说等，这些十多年间在中国文坛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在瑞典都被翻译出版，这对于一个只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将一个中学教员聘为汉学教授，这是对林西莉女士的学术成果的高度评价。她在五十年代从学于高本汉先生，一九六一年到北京音乐学院学习古琴。回国后，她一直主要在中学从事汉学教育，并在电视台讲授中文。与她交谈，完全可以感觉到她身上具有艺术家气质，尤其对中国的民间艺术有特殊爱好。正是这样一种气质，使得她对汉字本身的象征意义和历史内涵，产生浓烈兴趣，把对文字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准，即溶语言、历史、风俗、自然、艺术于一体，借对单个“字”的一一解说，而展示一个古老辉煌的文化。
林西莉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她的力著《中国：活的象征的帝国》之中。在瑞典这本书已经发行到一万二千册，可谓畅销。我去她家作客时是去年五月，那时该书已经由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八个国家翻译出版了。在这本书中，林西莉根据其含意而将汉字分成十四类进行解说，如人与人类、山水、野兽、家畜、酒与容器、车路舟、竹与树、书与乐器、数字与其它抽象字、意义与音响等。她列举出的字的数量并不太多，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语词解释，而是把握着汉字形成时所具备的独特象形意义，把每个字与其相应的实际原形进行对照，同时生动地围绕这个字形体结构的演变，来展开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叙述，其中自然涉及到对一个古老民族的传统、性格、风俗的描绘。譬如对“山”字的叙述，几乎可看作一篇学术小品。从“山”与大自然中山峦形体的比较开始，作者详细讲述中国传统与山的密切关系。她写泰山与宗教与秦始皇的关系，写泰山脚下的曲阜孔庙，写泰山周围七十年代考古的发现，写她一九七八年游览泰山的经历等。接着她又写到华山和华山附近的西安文化，写与“山”字有关的表现日出的“旦”的另一来源。令人叫绝的是，她在行文中还专门谈到山对艺术的影响，并配以米芾的“山”的书法和一幅以山为内容的水墨画。画面上的三处山峦显露出云雾之上，恰恰如同一个“山”字。读着这样的文字，不能不让人感叹作者的学术功底和巧妙构思。
在完成这部著作之后，林西莉现在正着手编著一本介绍中国民间剪纸的书。她先后多次来到中国，到山东、陕西等地农村，收集了大量老人的作品。她拿出一摞摞剪纸作品给我看，并为那些老人的技艺即将失传而遗憾。她谈到新的专著的设想，她将借这些民间艺人的作品，展示中国传统的特殊魅力，以及从剪纸反映出的风俗和美学趣味。
另一位和林西莉一样对中国艺术有特殊兴趣的女汉学家，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执教的玛雅(Marja Kaikkonen)女士，她是芬兰人，现居住在瑞典。在北京戏曲学校留学时，她主攻曲艺，特别与相声界有广泛接触，并做了深入研究。她的博士论文专著《中国相声史》，厚达数百页，内容丰富，我在国内尚未见过如此系统研究相声的著作，除论述外，她还收集了比较齐全的相声段子目录。在完成这一研究之后，她转向翻译十七世纪康熙时代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幅世界地图，这便是由传教士南怀仁为康熙皇帝绘就的《坤舆全图》。在这幅地图上，南怀仁对许多国家做了地理、历史、民族诸方面的介绍，是一幅在世界上颇具影响的历史地图。一九九一年在瑞典举行世界地理学学术讨论会上，她介绍了她的这一新的研究成果。最近，玛雅又选择了与相声一样同样属于大众文化的课题：中国的言情文学。她来到中国遍访评论家和收集资料，她还计划到台湾去考察，把两岸的言情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罗德弼教授在马悦然退休之后，接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的系主任，在我所接触的瑞典人中间，大概他最具学者风范，举止儒雅，注重礼仪，待人热情但极注意把握分寸，显然理性居多。也许正是这样的气质，决定他愿意更多地做形而上的思考，重点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
罗德弼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并以清代著名哲学家戴震为重点，翻译介绍了戴震的一些重要作品，并撰写有关学术论文。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第一期学刊上，他发表的《戴震和儒学的社会物力说》，就是一篇富有力度的长篇论文。他论述的是戴震，但实际上可视为对整个儒学发展历史的概述，从行文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有着全面的了解，并且有自己的深入思考。他不是孤立地分析戴震，而是将之放在悠久而广阔的背景之中进行考察，从孔子孟子到朱熹到李贽等，在对各自哲学思想的相互比较中，来阐明戴震的哲学观。同时，由于他对西方哲学和世界儒学研究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所以在论述中，他还能把研究对象纳入更为开阔的视野来解析。
除了古代哲学以外，罗德弼也对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文学很有兴趣，他曾说，他之所以研究戴震对新儒学的批评，便是因为这些年来在东亚、在中国，儒学的历史和现状，都表明儒学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人的精神的影响，依然会发挥重要影响。他曾发表过论述二十年代末中国关于普罗文艺争论的文章，近年还对当代文学的作品进行研究。由于对中国思想史有系统研究，罗德弼便拥有了自己的优势，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时，就有可能将这些作品置于大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中进行考察。他的这一特点，在汉学界也许带有一定代表性，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古代文化的汉学家把注意力转向现代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必然会出现许多新的成果。
在瑞典南部隆德大学新建立的东亚系担任系主任的罗斯教授，与罗德弼要算同龄人，在马悦然执教期间，他们同在马悦然麾下工作。大约一九九○年他们一起被聘为汉学教授，分别担任两个大学的东亚系主任。
在瑞典汉学家中，罗斯可能要算最早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和社会的人。在七十年代文革尚未结束时，他就着手研究姚文元的文艺批评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九七八年他发表的哲学博士论文，便是《作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姚文元——中国日丹诺夫的出现》一书。他的重点不是分析政治上的姚文元，而是活跃文坛的姚文元。文革中一九七二年他最初对姚文元产生兴趣，是在阅读了姚文元不同时期的大量文章之后。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姚文元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而不断修改自己的文章。于是，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工作的他，就开始选择姚文元这个对象予以研究。他论述姚文元这样一个“中国的日丹诺夫”为什么能在中国存在，并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力。把姚文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并获得博士学位，在汉学界这恐怕是少有的。这足以表明他对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敏感和自己的独特性。
罗斯操一口让人吃惊的地道广东话，这得益于原籍是广东顺德的贤内助，也得益于他在香港和广东的频繁旅行。由于具有这一优势，他对粤港地区的文化有深入和贴切的了解，在民俗、地方戏曲、文学、经济诸方面，都有研究成果。他是在发表关于姚文元和文革前中国文坛斗争的一系列论文之后，把目光转向香港和广东的。一九九○年，他发表长篇论文论述从一九七二到一九八四年间中国特别是广东地区的群众文化的发展。他所谓的“群众文化”，包括了文坛、报刊发行、粤剧等，尤其对于文革后的广东文艺界的状况，有非常详尽的论述。
现在罗斯正在做的工作是研究广东顺德方志，他几乎每年都要到顺德一次。他已经发表了关于一九四九年以前顺德历史的文章。他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视，在于他觉得这个地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都将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在瑞典大学里率先开设了广东话教学，这在世界汉学界也许也是独一无二的。他认为，珠江三角洲，再加上港澳地区和遍布世界各国的广东籍侨民，使广东话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对这一方言和区域文化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对方言的重视，这正是继承了高本汉的传统，当年高本汉就成功地研究了山西方言，以此而加深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目前在隆德大学，除了广东方言之外，还有专人研究吴越地区方言，刚创立的东亚系正在方言研究方面形成自己的特点。
隆德大学东亚系现在正进行着一项被认为是汉学界创举的工作，这就是建立计算机系统的汉字词库。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它以《康熙字典》为基础，将汉字按结构、笔画、部首、属类等进行划分，编入相应程序输入计算机系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用不同方法检索，而且还可以发出标准的读音。同时每个字、词均选择适合于不同西方语言翻译的例句，现已完成的部分几乎百分之八十的例句具有这样的功能。作为这一词库组成部分之一的《汉瑞辞典》正在编撰，已完成五千字三万个词组的内容，这是一本侧重于生活性用语的工具书，对词汇的选择富有他们的特点，如“八”字，选择这样一组相应的词汇：八带鱼、八哥、八卦、八角、八面玲珑、八十、八仙、八月、夹七夹八、七嘴八舌、王八、王八蛋、五花八门、七上八下等。
罗斯的“汉字词库”这项工作已引起欧洲汉学界的重视，一九九二年一月在隆德大学举行了关于如何使用计算机输入汉字的欧洲汉学界讨论会，现在他们已准备和挪威、德国等国大学联合开发软件销售。
经过几代汉学家的努力，瑞典汉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随着中瑞文化教育交流的进一步扩大，汉学研究的领域必将更加深入。特别是与高本汉时代相比，前来熟悉汉语和中国的机会增多，年轻汉学家的视野和能力，在拓展和提高上也就具有了新的可能。在隆德大学时，罗斯教授特地为我召开过一次博士生座谈会，由他们介绍各自的选题内容和意图。他们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山西洪洞等三个县的地方政府在阎锡山统治时期的演变；中国无政府主义社团在五四时期的活动；人权思想在五四之后的发展；中国的儿童文学；……从那些介绍中，我看到了瑞典汉学的可观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