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名的技巧

　　现在街头的洋文招牌日见增多，商品不论大小都要印上几个字母，可见名称在消费社会里的作用是何等重要。书名自然也不例外，读者买书之前，会在书柜或书摊前转上几圈，其实只能是浏览一下封面和书名。要想让人家掏腰包，书名一定要有吸引力，能起到广告的作用，因此从作者到出版商都无不为此绞尽脑汁，而取一个既新颖又恰当的书名又谈何容易！法国《读书》杂志为此作了一番调查，在第二四○期(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上发表了评论，题目是《他们到何处去寻找这些书名？》。
　　过去人们重内容不重包装，所以许多经典名著的名称都普通之极，像蒙田的《随笔集》、卢梭的《忏悔录》，都是名符其实，一目了然。但由此却可以得出一条原则：书名必须简明扼要。过于复杂的书名只会被人遗忘。拉伯雷的《巨人传》可谓家喻户晓，但是书名的全文极长，例如一五三四年发表的第二部名为《从前由五元素国的抽象学者阿尔科弗里巴先生撰写的庞大固埃之父巨人卡冈都亚十分骇人听闻的传记》，大概没有人记得住。又如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夏多布里昂，他晚年写作《墓外回忆录》，书名令人难忘，而早年的《关于古今一切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关系的历史、政治和道德随笔》，就会使读者望而却步。这个书名译成中文时简化为《革命论》三个字，倒是符合了简明扼要的原则。实际上我国的经典名著都是如此：《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等等，书名都只有几个字。
　　在所有的书名中，最不容易过时的就是主人公的名字，例如《保尔和薇吉妮》、《安娜·卡列尼娜》、《马丁·伊登》、《浮士德》、《牛虻》等等。这些书名既像人物的身分证和广告，又不妨碍读者的任意想象，不过其中也有讲究。大仲马的《三剑客》(一译《三个火枪手》)里，主人公明明是四位剑客，依笔者愚见，也许是“三”比“四”更为顺口。好比我国的《三侠五义》，若是改成《四侠六义》，传播起来怕就要打折扣了。又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主要内容是写贵族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里向上爬的过程，但用人物高老头作书名，就更显得生动朴实。正因为如此，巴尔扎克以人物为书名的小说很多，例如《欧也妮·葛朗台》、《高布赛克》、《夏倍上校》、《贝姨》等等。中国社会除了帝王之外不得突出个人，因而小说多以集体人物为书名，如《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三侠五义》等等，即使以个人为书名，也是“老残”、“阿Q”之类，并非确指。至于写洪秀全等历史人物，恐怕不能算是本义上的小说了。
　　当然，外国书名的翻译也是个大问题，弄得不好就会面目全非。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黑暗中的笑声》，开始被译成法文时竟成了《黑暗的房间》，令人莫名其妙。现在作家们在和外国签订出版译本的合同时，大都规定译名需征得作家本人或其代理人的同意。以中文译本为例，伏尔泰的《Candide》，徐志摩按发音译为《赣第德》，显然不如傅雷意译的《老实人》通俗易懂。而巴尔扎克的《Le Père Goriot》(直译应为《高里奥老爹》)，傅雷译成《高老头》，堪称神来之笔。其他出色的译名还有很多，例如小仲马的《La Dame aux Camélias》，译成《茶花女》可谓贴切传神，而雨果的《Les misérables》译成《悲惨世界》更是大家手笔，若直译成《不幸的人们》便要大为逊色了。
　　斯当达为自己的小说取名《红与黑》，可以说是书名带有作家个人特色的开始，也就是说书名越来越“名如其人”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善于揭露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出现在他的书名里的词就是“蝮蛇”、“麻风病人”、“脏猴”、“堕落”等等。萨特和加缪描写世界的虚幻和存在的荒诞，所以只能用一些使人笑不出来的书名，如《恶心》、《鼠疫》、《脏手》、《局外人》和《心灵之死》等等。当代作家在这方面又有所发展，例如莫迪亚诺喜欢以地点作书名：《星形广场》、《环城大道》、《暗店街》等等，而语言怪才佩雷克的书名也怪得出奇，有《东西》、《消失》、《生活的使用说明》，直至《我在一九七四年狼吞虎咽过的各种固态和液态食品清单》。书名的重要性在哲学方面也有所反映，尼采选择的书名可谓无与伦比，例如《漫游者和他的影子》、《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在善与恶的彼岸》和《偶像的黄昏》。相比之下，杰出的思想家康德显然是略输文采，因为像《一切将作为科学的未来的形而上学导言》(中译本简称为《未来形而上学导言》)这样的书名毫无诗意可言。
　　书名虽然只有寥寥几个字，却并非信手拈来。巴尔扎克的《夏倍上校》原名《有两个丈夫的伯爵夫人》，《农民》原名《茅屋和城堡》；普鲁斯特在采用《追忆似水年华》这个书名之前，曾考虑过《心灵的间歇》等等，可见作家对书名要反复推敲。正因为如此，法国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一日法令规定，凡是具有作家个人特色的书名受法律保护，别人不得使用相同的或引起混淆的书名，当然更不用说那些抄袭盗版等行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