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是我与我非我

　　当汉族人为自己能在履历表上从容填写“汉族”而自豪，旋即又为汉族缺乏充分的自我确认的能力而羞愧的时候，西方对汉族的霸道式的“确认”则着实激怒了汉族人。对于前者的窘迫，倒形同大人面对孩子所做的错事，或认错、或闪烁其辞、或干脆坚持，我还是我。我毕竟还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对于后者的压迫，情势则大不同：炎黄不仅被消灭，龙被赶走，汉族索性成了其他民族的私生子。如此丧祖丧宗的折磨与螫痛既让人无地自容，又令人怒火中烧。这便是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汉族西来说”、“汉族外来说”论调种种：
　　其一，汉族源于埃及说。德国耶稣会教士凯什尔(Kircher)早在一六五四年所著的《埃及谜解》和《中国图说》中，根据所谓中国与埃及象形文字有颇多相似，便断言中国汉人为埃及人之苗裔。继之法国人余厄(Huet)、得·给纽(De Guignes)亦云埃及人是汉族的祖先。英人史密斯(Smith)更将埃及视为世界文明发祥之中心，其他所有文明类型均受其影响和“辐射”。
　　其二，汉族源自巴比伦说。法人拉孔伯里(Terrien　deLacouperie)在《中国古文明西源论》中认为《尚书》所言“百姓”乃巴比伦巴克(Bak)之转音，断说华夏始祖黄帝为巴比伦巴克族的酋长，后率族由海路东徙至中国山东半岛。日本人白河次郎等人亦追此说。
　　其三，汉族源自印度说。法人戈蒂奈(Godineau)据摩奴法典的只言片语便推断中国文化系印度英雄时代后的一个种姓(白色阿利安的首陀罗人)传入，而中国神话中的盘古即印度民族迁入中国河南时的酋长。
　　其四，汉族源自中亚细亚说。英国人波尔(Ball)，美国人帕伯里(R.Pumpelly)、威廉姆斯(E.FWil-liams)等就安诺(Anau)和墨夫(Merv)两个古代遗址被发现，推出人类文明源自中亚细亚，后因其地干燥，遂分两支迁徙，一支西入巴比伦；一支东至中国而成为汉人祖先。此外尚有汉族源自印度支那说，北亚美利加说，土耳其说云云，五花八门。
　　这些与历史事实相左，学术上反逻辑的奇谈怪论不独为近代以来考古学、人种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成就所否定，也遭到我国学者的有力驳斥。近代有梁启超为代表；现代学人林惠祥、吕思勉、郭维屏、李亚农、岑仲勉等纷纷著书立说批判“汉族西来说”种种谬论。然而，“汉族西来说”、“汉族外来说”并不会因此销声匿迹，沉渣还要泛起。根本缘由在于汉族缺少自我研究、自我确认。面对双重压迫，作为世界上数百个民族中的最大者，实在没有理由再自己漠视自己。
　　民族的确认从来就不只是“身份”的鉴定，更重要的还是建立一种关系体制。一个民族的身份与涵义的真正确认，首先要基于该民族对自我的认识和把握，这便是“我是我”的层面。但这还不够，真正自我的确认并非完全建立在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和把握之上，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认识程度总是有限，且常常偏颇。还必须将自己置于一个由“他者”存在的参照系统，由“他者”来帮助确认“我者”，这便是“我非我”的层面。凡事凡物本质属性的确认若不通过建立他者的关系是不可能最终达到对自我完整和科学的认识。比如汉民族的主源为炎黄(姑且称之为“我者”)，但汉民族要是忽略、忽视了其他支源，诸如苗蛮、百越、戎狄等少数民族集团(姑且称之为“他者”)在历史发展中的存在、作用、相兼、融汇等因素，汉民族的历史与身份的确认便无从谈起。据此，汉民族发展史至少包括两种意义的指示：①汉民族作为自我精神、文化品格符合历史的发展，——确认我之所以为我。②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在漫长旅程中的互相关系，包括“化他”与“被化”过程，——确认我之所以不是完全的我，而是我中有他。汉族的民族研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学术视野，必将同时面临着不能清晰地确认自我和被粗暴地确认为“非我”(“汉族西来说”可为前车之鉴)的双重危险。所以，重视对汉族的民族学研究与建立科学的研究视角便同时提到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历史议程表上。
　　所幸的是，这种具有填补历史性空白的研究近两年已为一些学者敏锐地觉察到并开始了他们卓有成就的工作。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徐杰舜教授的专著《汉民族发展史》以及由他主编的《汉民族文化丛书》的面世，一如汉族民族研究的重要性一样，值得大书一笔。尤其是他的《汉民族发展史》，把对汉族研究的重要性、亟待性的呐喊与悉心扎实的研究一并交铸于洋洋五十多万字的著作中。读读吧，如果你是汉族人，你会多一点自知；如果你是中国人，你会多一点自信；如果你是外国人，你会少一点自大。
　　(《汉民族发展史》，徐杰舜，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8.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