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爱国的坐标有纵有横

　　近读今年六期《读书》资中筠《爱国的坐标》，联想近期不少文章，似乎感到评价历史人物有了新坐标，就是“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往洪秀全与曾国藩这对冤家，一个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他代表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洪秀全选集》前言，中华书局)；一个是“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如今用新坐标一衡量，两人正好天翻地覆，互换位置，“洪氏所设计的和部分实施的‘天国’蓝图适足以限制生产力发展”，而“曾氏所提出的改革主张以及一整套思想显然更切中时弊，更富建设性。他所创始的洋务运动尽管有种种缺点，发展工业总比太平天国的小农经济进步”。究竟孰是孰非，只好见仁见智了。只因过去讲政治，如今讲经济，坐标换了，历史的角儿们也得换个脸谱，改件戏袍。
　　资文不只给中国近代讲经济，还给两千年古代讲经济。由太平天国往上推，“试看历史上各种聚众造反的农民领袖哪一个提出过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思想？”“规模越大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破坏越严重”，这么看来，中国农民只该埋头耕田，全不该造反，从陈胜、吴广始他们就开中国倒车，只搞破坏，不搞生产。其实，农民何尝不想搞生产，只是那时别说生产，就连活命也难，他们才去反了。搞点破坏，未必不是对将来生产有促进。翻检一下每次改朝换代的记载，破与立也就统一了。
　　资文还对近代外交扼腕：“例如僧格林沁诱击根据《天津条约》而来的英国船之役，一时‘天下称快’，结果招致一八六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造成更加惨重的破坏，最后续订更加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慈禧对待义和团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例子”，大概指《辛丑条约》是义和团招来的，还有不好说的，《南京条约》或许是林则徐烧烟招来的。这一切，令人觉得近代列强并非有意干预，盖由中国自己外交失误所致。假如在外交上“让我们做得更好”(菲利普广告语)，近代中国不至如此。其实，李鸿章的温和外交够忍让的，还不总是割地赔款？列强对中国的觊觎是早有计划的(随手举本(三联版)《停滞的帝国》即可见出)，决非我们外交所能避免，他们总会找岔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