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化讨论的启示

　　百年中国变化之大令人震惊，百年中国由初始的万众欢呼“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世纪末一批具有相当影响的知识精英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倒也着实令人迷曚。近读徐贲先生《文化讨论和公民意识》(刊《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七期)，才有拨开迷雾始见青天之感。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孰是孰非，徐文无疑明显地给了我们三点启示。一是“文化讨论并不是一种‘学术领域’，而是一种社会活动”，当我们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不难发见，它走的正是从学术讨论而转向社会活动这么一个轨迹，这并非是“政治”或“革命”的作用，而是文化讨论作为一种活动，它本身必然要走向社会而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这是由它自身广义的外延所导致的必然。二是“文化包括了文化讨论本身，文化讨论不断地在构成和改变它自己的讨论对象”。这就说明了文化讨论作为主体本身在整个过程中所表现的扬弃、超越的特性，而正是这特性将建构起它可能会始料不及的新的讨论对象。三是“文化讨论的对象甚至不是‘文化’，而是‘文化问题’。”这就意味着文化讨论的可能性多元走向，由此也可说，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初始的文言文与白话文之讨论，尔后竟形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冲击旧礼教，提倡革命性的历史运动，也可以视为历史的必然走向，因为正如徐文所说，“文化讨论在现存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中看出‘问题’，这本身就已经显示了对这一秩序的某种批判态度和某种比这一秩序更好、更道德的社会政治文化理想”。理解了这一点，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去指责它的所谓历史失误呢？至少对于近期以文化批评家或社会学家自居的知识精英们来说，当他们俨然以走向新世纪的学者身份去返身指责历史时，应当以此道理化作一柄利剑，刺戮一下自己不顾当时历史背景而光说现成话的浮泛作风。
　　想想当代一些知识精英，正在用五四新文化运动赢来的西方科学和理论来对昔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鞭挞，能不让人觉得好笑又心痛吗？读《读书》的文章，得益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