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跋偶存·阮怀宁三集

　　壬辰六月初二日，得此阮怀宁诗三集八册于南陵徐氏。
　　十年来余数过金陵，深喜其地方风土，曾撰为杂记若干篇，于晚明史事尤喜言之。曾于暇日经行凤凰台畔，故家园囿，鲜有存者。乃忽于委巷中得阮怀宁故居，今名库司坊，当日之裤子裆也。一医士居之，导余入后院，废圃荒池，依稀当日，云即咏怀堂故址，大铖执红牙檀板拍曲处也。翌日乃登钵山，谒柳翼谋文，求丁氏旧藏《咏怀堂集》观之，云已于战中失去矣。意甚惘惘。每过旧肆必求其书，绝无知者。大铖诸集刊于崇祯季年，板存金陵，未几国变，兵燹之余，流传遂罕。况其人列名党籍，久为清流所不齿。南明倾覆，更卖身投敌，死于岑峤。家有其集，必拉杂摧烧之而始快也。念当无由更得之矣。乃忽于书友郭石麒许见此，为南陵徐氏遗书，欣喜逾望。所存凡三集，迄于丙子，其辛巳、戊寅二集今不存矣。书旧存钱唐丁氏，丙子诗有钱箨石印，更有翁虞山观印，盖早日流出之物，非端午桥携入钵山之本也。钵山旧有活字印本，所据即丁氏所藏别本，其丙子诗仅存上卷，下卷别据丁初我所寄钞本补完。初我所钞，当出于此，以此册当日曾流转于常熟也。至南陵徐氏何从得之，今不可知矣。卷中更有樊山老人手迹，则假于积余斋中读后所书也。丙子诗二卷，崇祯九年大铖隐居金陵时所作。时居祖堂山献花岩，金陵郊外绝胜之境也。辛卯春浓，余曾往游。欲寻怀宁题壁之字，绝不可得。祖堂寺在深山中，隐于浓荫之中，攀花附柳，历诸险境始得达。遗构弘伟，破败已甚，怀宁集中颇存写景之什，瑶草遗篇亦赖此仅存。深机二句亦殊不凡俗，小人无不多才，此又一事也。得书后一年雨窗重展漫记。癸已五月十五日。
　　余闻甬上人家藏有大铖撰《和箫集》一册，崇祯刻，白棉纸印本。索重直，且秘惜之至。颇惊异天壤奇书何限。即托人往议，后终无耗。曾允写一副本，亦未亟亟求之，因重阅此更记，丙申寒露后一日。
　　蒋心余有《过百子山樵旧宅》二首，其辞云，“一亩荒园半亩池，居人独唱阮家词，君臣优孟麒麟植，毛羽文章孔雀姿。复社空存防乱策，死灰难禁再燃时。城隅指点乌衣巷，只有南朝燕子知。”“中兴歌舞荒淫日，群小风云际会年。乐器谁焚亡国主，词臣分劈衍波笺。名高十客平章重，网尽诸人党祸连。一样蓬蒿埋旧宅，白头江令较他贤。”此二诗作于乾隆丁亥戊子之顷，是其时阮集之故宅人犹熟知之。按此宅在金陵库司坊，即裤子裆也，余曾过之，旧圃园池犹有存者，为文以记，并摄一影，今恐无之矣。今晨坐雨，阅《忠雅堂诗》，于卷十七得此，快甚，因移录入此外集卷首。己巳八月初三日。
　　瑶草此序，妙说禅机，读之意远。其许集之诗为明兴以来一人而已，可见推许之至。然此固未见阮髯晚节狼藉之言耳。瑶草以兵败削发四明山中，终为清师擒戮。黄端伯被执不屈，答豫王拷问，称士英为贤相，且下一案语曰，不降即贤。此可为瑶草平生论定，不可诬也。乙巳四月初一日，酒后漫记。(此跋在《丙子诗》马士英序后。)
　　余藏张宗子《琅嬛文集》稿本，有《阮圆海祖堂留宿》二诗，其辞曰，“牛首同天姥，生平梦寐深。山穷忽出寺，路断复穿林。得意难为画，移情何必琴。高贤一榻在，鸡黍故人心。”“剧谈中夜渴，瀹茗试松萝。泉汲虎跑井，书摊豕渡河。无生释子话，孰杀郑人歌。边警终萦虑，樽前费揣摩。”(郑人歌下原有注云：“时圆海被谤山居，故为解嘲。”)此二诗人所未见。阮居祖堂，常以优酒结清流，宗子亦其旧识也。明末越中人论东林事多有原恕怀宁之词，于此可见消息。癸卯正月初三日。
　　钱唐朱鹿田《一半勾留集》有“吴绣谷新得《咏怀堂诗》，明季阮司马大铖集也。题句并寄宛陵”七绝四首，知瓶花斋亦曾藏此刻，当时已以为佳本矣。鹿田诗亦可诵，爰漫录之。
　　官场门户总呈身，珰幕纷纷锢逐臣。太息东林余愤尽，才收点将录中人。”(原注，王绍徽《东林点将录》，大铖名亦与焉。初与李忠毅应昇魏忠节大中友善，后党魏阉，绝于诸君子矣。)
　　毒如孔雀有文章(用弇州钤冈诗语)，遗集徒存阮籍狂。一马同翻江左局，千秋齿冷咏怀堂。(阮籍亦猖狂，李忠毅被逮诗也，阮盖指大铖。)
　　流传稗史恶名多，怨结清流不奈何。纵使阳台歌一曲，却愁谁是窦连波。(大铖得志，欲兴大狱，贵阳止之。士英诗云云，盖以苏拟刘以赵拟阮也。刘谓念台副相)
　　倚楼红袖桃花扇，入院朱丝燕子笺。都是江南亡国事，秦淮水渴散灯船。
　　甲午端阳后三日，灯窗记。
　　华亭钱葆馚《金门稿》卷五有“题咏怀堂集”一诗，“甘陵部正分，江表事将去。不及彦回年，犹胜总持句。”丁酉九月录。
　　案：《咏怀堂诗集》四卷，崇祯刻。半叶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单边。大题下属“石巢阮大铖集之著，南海邝露公露较。”前有崇祯乙亥叶灿序(此序抄配)，岭南门人邝露序。目录。后有崇祯乙亥冬日石巢阮大铖拜手撰自序(此亦抄配)。收藏有“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朱文长印)，“积学斋徐乃昌藏书”(朱文长印)，“徐乃昌读”(朱文方印)，“积余秘笈识者宝之”(朱文长印)，“调生过眼”(朱文方印)。扉叶三行，“阮圆海先生著，咏怀堂诗集，吴门毛恒所梓行。”樊增祥题签。卷前有旧人题诗：“燕子春灯写艳词，国亡身去欲何之。风流失计遭人唾，孤负还山外集诗。当日吴中刊刻行，文章传世有门生。胜他一纸佳山水，改窜青楼冯玉瑛。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后五月，颔道人漫题。”下钤“颔道人”朱文腰圆印。诗中说及马士英能画，遗作流传，往往被人加添数笔改名为冯玉瑛的故事。又有夹签一纸：
　　前示阮圆海诗集，卷前题诗所称颔道人者，昨忽想及，此系江都吉柱臣孝廉物(光绪己丑拜)。孝廉名亮工，能诗画，尤善于书法，具包吴神味。曾往来于臧饴孙太史之门。偁曩日肄业太史时，固熟人也。厥后诗酒自晦，晚年不食而饮，狂而近痴，牢落以殁，亦隽才也。
　　《咏怀堂诗外集》甲乙部，崇祯刻本，行款同前，大题下双行，“石巢阮大铖集之著，衲子德洁宗白较。”前有自序。收藏印记同前。
　　《咏怀堂丙子诗》上下卷，崇祯刻。半叶八行，行十七字。白口单边。大题下双行，“晋熙集之阮大铖著，齐安退思杜祝进较”。卷下题“吴门震甫葛一龙较”。前有“丁丑仲冬甘有三日弟马士英具草”叙，自序，目录。收藏有“钱载”(白文方印)，“箨石”(朱文方印)，“嘉惠堂丁氏藏书之记”(白文方印)，“翁同龢观”(朱文长印)，“南陵徐氏”(朱文方印)。
　　一九四六年秋，我在文汇报作记者，被派到南京去。那时正当国共和谈如火如荼之际，白天采访，夜里用长途电话向上海报新闻，着实忙得可以。可是那时年纪轻，精力充沛，每天在这六朝古都里走访，到处碰到有名的遗址。当然，遗迹是百不一存了，只剩下一个地名，一块街牌。但就是这样，也往往使我逗留好一会。如有名的乌衣巷，只剩下了一条逼窄的弯弯曲曲的小胡同，但在那巷口，却悬着蓝地白字的巷名牌，看了也不禁使人神往。这座古城留下的遗址太多了，六朝不免太辽远，南唐也不近，最使人感到亲切的是晚明弘光一局，虽然这个小朝廷在南京只不过挣扎了一年光景，但一部孔尚任的《桃花扇》，却留下了活生生的历史画卷。但遗迹同样地少。那时媚香楼的假古董尚未出现，旧院长桥之见于《板桥杂记》的也都面目全非。但走来走去却被我发现了一处可能是当年遗迹的咏怀堂故址。这是在一处叫做库司坊的巷子里，也就是人们口头所说的“裤子裆”。是老百姓送给阮大铖府第的嘉名。石巢园虽然几经易手，但当地的住户却能指实这就是阮圆海故宅的原址。在荒秽不堪的后院里只剩下一弯池水，几株小树，春水鸭阑，荒凉而寂寞。却也使我满意，比看到那些金碧错彩的重修遗址还要满意。
　　阮圆海的声名是早有定论的了。对这样的人物，是应该远远躲开为是。但我却另有想法，也许是出于历史癖和好奇心，觉得历史上固多正人君子，但没有了对立面，则正面人物也就显不出他的光辉。正如戏台上只有正生、正旦而缺少净与丑也就演不出一台好戏一样。这样我就很想看一看阮的著作。燕子春灯传刻尚多，少见的是他的诗集。记起江南图书馆藏有阮诗的原刻本，就兴冲冲地跑到钵山精舍去找柳翼谋先生去。
　　那时图书馆的藏书刚逃难归来，还未整理上架。一捆捆宋板名抄都用麻绳扎起，堆在书楼的角落里。柳老先生告诉我，书楼的宋元旧本损失倒不多，明刻则去了不少，阮髯的三集也失落在内。连铅字排印本也只剩下两部，无法出让了。没有法子，只借了铅印本草草翻了一过，抄下了一些断句。铅印本前影印了王伯沆抄本的扉叶，无想居士(即伯沆)题云：
　　大铖猾贼，事具明史本传，为世唾骂久矣。独其诗新逸可诵，比于严分宜赵文华两集，似尚过之。乃知小人无不多才也。
　　又有黄侃篆书借读题记一行。下面是陈散原的题词：
　　芳絮深微，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不以人废言，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丙辰惊蛰，散原。
　　章炳麟的题词是：
　　大铖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炼，律诗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榷论明代诗人，如大铖者少矣。潘岳宋之问，险诐不后于大铖，其诗至今存。君子不以人废言也。戊辰孟春，太炎。
　　陈散原又一题云：
　　咏怀堂诗，五言古希踪陶韦，称最胜。此上下二卷，悉崇祯辛已一岁作。酬应七律特过半。而澹秀矜炼，犹足与前刻相伯仲。但仅见之本，似视前刻流传尤少。殆由贱其人，或篇中于未入关之新国，屡有指斥，犯时大禁，购藏者不无贾祸之惧耶？翼谋今竟从金陵书肆得之，亦可居之奇货也。假读毕聊为题记，辛酉八月，陈三立。
　　柳翼谋当日重刻《咏怀堂诗》，想来也不无顾忌，为什么要印坏种的诗集呢？在卷头影印了名人的题词手迹，或者可以起到一点挡箭牌的作用吧。其实诸公所说也不过是不以人废言和小人无不多才这两句话而已。陈散原推测阮诗所以流传极罕的原因是不错的。不是恶其人兼及其诗，就是诗句有干新朝大忌。阮髯常以谈兵说剑自许，又渴望以边才起用，集中说及东夷边患之处实在不少。但似乎各种禁书目也都不见著录，这也从另一面证明此集流传之罕，以清初文网之密也还是漏网了。我在搜寻了许久之后，竟能从南陵徐氏遗藏中收得原刻三集，不能不说是一种奇遇，也是搜书以来快意的一事。
　　在钵山观书之后，曾写过一篇“金陵杂记”发表，立即受到一位先生的斥责，那理由不外是为什么要谈论历史上的坏人，此外也别无反应。严重的是在文革中，住在宁波的一位图书馆工作者，向我工作的单位寄来了揭发检举信，说我着意收藏历史上大奸恶人的著作，应将藏书没收云云。起因是此人曾函告在宁波发现了一部新的阮大铖的《和箫集》，明刻棉纸，是早于三集付刻的本子。我就托他洽购或抄示副本，当然是没有下文，不料这时竟成了检举的口实，虽然抄没的理由不免离奇，但在那种时候，却也是言之成“理”的。我的藏书的终于被捆载而去，可能也是受了检举信的启发。这是我搜书以来遇到的一次险恶暗害。八十年代中期，李一氓曾拟出版阮集，从我这里借去了三集原刻，又想复印《和箫集》，却受到了无端的刁难，李老曾向我表示过他的愤慨。重刊本久久未能问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九九四年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