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们时代的理论姿态

　　一九九五年十月间，瑞士巴塞尔大学的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海因里希·奥特(Heinrich　Ott)教授来杭州讲学，几天内，除了举办几次讨论班外，还作了一个题为《基督教与现代化》的演讲报告。之后，奥特教授打道回府，我也渐渐地淡忘了报告的内容。这回有人组织了一个以“市场经济与道德伦理”为主题的研讨会，我在一旁听着人文学者们和社会科学家们的各种忧心忡忡的议论，竟忆起了奥特教授一年前的报告，重新取出来看，体会到这个报告是有一些份量的，而在当时，我却糊里糊涂地听过去了。
　　奥特在报告中大体讲了三个问题：
　　一、如何理解现代化？
　　二、面对现代化问题，基督教有何可能的使命？
　　三、在一个现代化时代里，如何现实地把握人类的未来远景？
　　这三个问题很重。奥特在开场白里首先认定：现代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全球性命运。这一点现在可以说已成共识，没有人会感到奇怪的。现代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了。作为基督教神学家，奥特是站在职业的立场上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我对于神学没有研究，在这里不敢议论奥特教授的有关的神学思想，而只想简单地介绍一下他对于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解答，并且引申开来，趁机发挥一点我自己的见解。
　　什么是“现代化”？还有所谓的“现代性”？国内学界近些年来也十分关注这个问题，作了许多讨论。论说一多，意见纷纭，可以令人深思，有时也令人模糊。我个人尤其对于时下学者们常常喜欢用的“现代性”(更有所谓的“后现代性”)这个概念感觉有些玄乎，好像不应该这么玄乎的。
　　奥特的理解倒是十分简明：
　　“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大概就是现代技术，以及与之相随的一种持续增长(即所谓的‘进步’！)和现代技术的扩展的一切后果——对于人类精神、人类价值的人类社会处境的后果。”
　　笔者向来也有一个看法，以为从根本上看，人类在二十世纪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不外乎有两个：一是技术困境，二是价值虚无。所有严肃的思想必定都要触及到这两大难题。这两大难题又是可以合而为一的。这也就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奥特把它界定为现代技术及其后果的问题，我认为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所以，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技术。
　　各色的专家学者对我们这个时代作了各种各样的规定。接近世纪末的时候，更是“后—”(post-)字当头，什么“后现代”、“后工业”、“后哲学”等等(在中国还听说过“后新时期”之类的名堂)，不一而足，把我们这个时代搞得十分没落。我们也不妨问一问：这个“后一”之后又是什么呢？是“新后”还是“后后”？还有没有重新命名的可能性呢？“命名”决非单纯的词语游戏，而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生长功能。对于人类之未来，这个“后—”可能预示着什么呢？
　　笔者还是主张把这个时代称为“技术—商业时代”。这个时代的轴心和本质是技术。所谓价值虚无问题，亦即技术—商业时代的伦理道德的难题，乃至于信仰的危机问题，实际上也需要从技术问题的角度来予以解剖，方可切中要害。
　　奥特提示我们注意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沉思。奥特可谓“海德格尔主义者”(但显然只能列于“海德格尔主义”的“右派”，而非德里达式的激进“左派”)，他在欧洲学术界的重要影响，主要缘于他的海德格尔阐释，首先是由于他较早地而且较为成功地把海德格尔的哲思引入基督教神学之中(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可见于奥特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思与在——海德格尔之路与神学之路》一书)。在技术思考方面，奥特亦紧紧追随海德格尔，认为海氏是我们时代里思考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最重要的思想家。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用了一个怪词Ge-stell来规定技术之本质。我国已故的“海学”专家熊伟先生把此词中译为“座架”；近年来也有学者建议译之为“构设”。此词为海德格尔所生造，是一个近乎不可译的新创词语。但是，不可译并非不可解。
　　对于海德格尔的Ge-stell的意思，奥特的一段解说也算明快，我们引在下面：
　　“海德格尔以此概念想说明：作为整体的现代技术的特征乃是对世界中的现实的总体客观化。一切都变成可制作的了。一切都能够被订造出来。一切都能够被操作，并且受到人和人类社会的粗暴强力的控制。人类技术的扩展和蔓延不知道任何界限。……人可以说已经被现代技术的精神和气质所占领了。”
　　这段话是对海德格尔的Ge-stell的比较直白的解释，也基本上描出了技术一商业时代的人类境况。作为Ge－stell的技术规定着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由Ge－stell标示出来的“表象”、“订造”、“制造”等活动的总体，也就是技术中人对于现实的“摆置”态度，或“客观化”态度。而依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客观化”植根于西方形而上学之中，属于“存在历史”的命运，因此可以说是命定了的。它是西方的，而今当然也是世界的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一切都被数量化了，这是现代技术的后果之一。一切都变成可测度的，因而是可计算的、可交换的了。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都可以金钱价值尺度来度量。既可度量，就可交换、可买卖。这里要注意的是“一切”，“一切”包括人类精神价值领域，也包括了人类生活的最隐秘的、最私人性的领域。比如性爱，本当是人类最个体化的隐私，现在也差不多被纳入了量化和计算之列。生命行为的质量已经被数量所取代。生活中只剩下了数量关系。
　　与上述技术的数量化后果相一致，现代商业社会通过技术对人类生活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特别是通过现代通讯和影视技术，把人类生活变成了可复制、可演示的机械事件。神秘的东西消失了。生存形式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消失了。一切都被纳入一种千篇一律的统一形式之中。米兰·昆德拉从海德格尔那里提炼出一个“关键词”，叫做“制服”(uniform)。海德格尔的原话是：“由于现实就在于可计划的计算的千篇一律状态中，所以，就连人也必须进入单调一式的状态之中，才能应付现实事物。在今天，一个没有制服的人已经给人一种不再归属于此世的不现实的印象”(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德文版，第93页。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引用了这段话，见中译本，三联版，第149页)。海德格尔和昆德拉所用的“制服”(Uni-form)一词，由“统一”(Uni-)和“形式”(Form)合成，实有“统一形式”之义。现代人不得不认同于这种“形式”，穿上统一的“制服”。昆德拉说，现代作家卡夫卡最早看到了这种情况；而在卡夫卡之后，世界的同一化借助于对生命进行计算和计划的庞大机器又大大地向前迈进了。
　　的确，现代技术通过数量化的商业市场把一切都“拉平”了，通过信息工具和现代传媒手段把人类生活置入一种平乏无殊的均匀状态中。于是，一切价值等级体系都难以确立和维持，终极的、绝对的道德和信仰理想变成了空中楼阁。二十世纪全球性的道德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流行，这决不是偶然的，其根据就在技术一商业之中，就在于技术一商业的普遍的消蚀力量。
　　现代技术带来的一个更为显明、也更为重大的后果，当然是人类环境的日益恶化。这在现象上已经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心和担忧，用不着我在这里啰嗦。但在这件事上，我们还必须唤起一种更为深刻的情感关怀。技术时代的人已经断绝了与自然的直接关联。我们生活在水泥和钢筋之中，而已经不是在大地上。自然的气息已经无法直接与我们的心灵贯通。我们与动物和植物之间只剩下了对象性的利用关系。这是一种最根本的人性异化。
　　讲了这么多，好像已经暴露出一种反技术的情绪。这是需要澄清的一点。在技术问题上，无论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都不可取。奥特在报告中还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不可能“克服”技术，但也许终有一天将“经受”技术。海德格尔的意思大概是：我们摆脱不了技术，但也许将来有可能把技术“整合”到我们人类的存在的广大境域之中。前面已经讲到，海德格尔把技术看作命运性的东西。因此，情绪性的或伦理性的反技术的态度根本就无济于事。在这里，我们需要的是一道高超的目光。
　　奥特的第三个问题是：在一个现代化时代里，如何现实地把握人类的未来远景？人类还有没有前景可言？其实，奥特自己在报告中的设问乃是：“在一个现代化时代里，对于人类之将来，有一个现实主义的远景吗？”我之所以对奥特的问题稍作转换，是因为我特别赞成他在此透露出来的态度，即一种现实主义的、同时也是理想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既包含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积极的理论姿态。
　　奥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他认为，不只有一种远景，而是有着多种这样的远景。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各种各样的远景也已经得到了不同层面的阐明。奥特特别举出联合国所倡导的三个基本概念：一、“人权”；二、“可持续发展”；三、“人类的共同遗产”。
　　这三个概念似乎用不着在这里一一予以解释。我们对它们大概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但熟知未见得就是真知。在这里，“人权”不必说了。到底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呢？我们恐怕不一定有正当的理解。它是不是就等于经济的不断的稳步增长呢？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绝不是无限制的，不是无条件的，绝不是放任商业社会通过技术形成一种连续的“勾引机制”，不断地膨胀人类的物欲。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并不全然是一个数量概念，而必须同时是一个质量概念，而且现在首先应该是一个质量概念。奥特为此提出了“生活质量”这个命题，值得我们深思。
　　至于“人类的共同遗产”，我在这里仍愿意引用奥特提供的解说：“自然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但也包括而且首先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属于‘人类的共同遗产’，只有它才能为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个体生活提供丰富性。”在这个界定中，透露出一道博大的、彻底的世界性眼光，这是我们时代的学者所应有的眼光。
　　我现在深深地体会到奥特上面指出的三个基本概念的理论意义所在。在这个世界性的技术一商业时代里，在这个文化一价值相对主义的时代里，我们必须寻求一个对话基础，寻求世界文化整合的可能性。当然，所谓“对话”、“整体”，并不意味着要牺牲掉人类文化和人类心灵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人权”、“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三个概念未必已经丰满，未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对话基础，更未必能够解决这个技术－商业时代的道德和信仰问题，但它们指示着一个方向，一种前景；至少，它们可以成为一种依靠，让我们借以确立最初步的理论共识和最起码的理论姿态。
　　面对技术－商业市场的巨大的侵蚀力，今日学者普遍地处于前所未有的心旌动摇状态之中。人们好像已经再不能够建立什么，维持什么了。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面，经验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盛行，其最后的导向就是虚无主义。在今日中国，一些学者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理论态度，更谈不上有什么批判能力了。一方面是虚假信仰的继续推行，另一方面则是对旧意识形态的矫情反感和拒斥。两下实际上都是非理论、非知识的态度。
　　理论的惶惑根本上也是技术－商业时代里道德困境的表现。奥特的报告启示我们一点：理论必须具备“预言”的功能和使命，必须直面现实，指向未来；而要履行这一功能和使命，学者必须有最低限度的坚持。
　　那么，我们能坚持什么呢？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西子湖畔求是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