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寻觅王士性

　　王士性这个名字，就是在文化界对之茫然的为数也不会少。王士性(一五四七——一五九八)，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
　　清初，有一位名叫杨体元的文人拿着王士性的《广志绎》“遍质之博雅君子”，其中有他的师长，也有他的同学，还特别提到大名鼎鼎的顾炎武。这些人又怎么评价呢？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叹不绝。杨体元概括说：“咸谓是书该而核，简而畅，奇而有本，逸而不诬。”评价是很高的！后人考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自知录》三大著作，无一不深深烙上王士性影响的印记。借用钱谦益评价徐霞客的话说：王士性千古奇人，《广志绎》乃千古奇书。原本，王士性先徐霞客四十年开始漫游中国大地考察地理，本应与徐霞客相提并论。可是，四百年的风云变幻，人们只知徐霞客而不知王士性了。在地理学界，也很少有人再提起他的名字、他的著作、他的独一无二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了。真是一言难以尽说。
　　事情的转折点大概是清乾隆年间官修的鸿篇巨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纂成。在这部书中只将王士性的三部地理学著作及《豫志》、《黔志》列于史部地理类存目，而对《广志绎》这部非常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却作了不甚恰当的评价：“凡山川险易，民风物产之类，巨细兼载，亦间附以论断。盖随手记录，以资谈助，故其体全类说部，未可尽据为考证也。”
　　如果王士性地下有知，真的也会摇头三叹呵！王士性十分反对“藉耳为口，假笔于书”研究地理学的方法，他把有明以来的旅游成风、观察大千世界的人归纳为四种类型，曰：故谈玄虚者，综名实者，揽风雅者，传幽怪者。他对这些人持否定态度。他宣称：“吾视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无不于吾游寄焉。”这是他地理学思想的表露。他一向主张治地理应以实地考察为基础，故其书“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阙如焉。”没有任何故弄玄虚添油加醋花里胡哨哗众取宠的意思，也不做剔除不如意事，挑那可与言事，“不走麦城，专过五关”的卖弄。可是，为什么有人批评他“随手记录，以资谈助”，“未可尽据为考证也”呢？再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者的态度。《四库全书》不仅收入《徐霞客游记》全书十二卷，而且作了这样的评价“既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游记之多，遂莫过于斯篇。虽足迹所经，排日记载，未尝有意为文。然以耳目所亲，见闻较确。且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为有资考证。是亦山经之别乘，舆志之外篇矣。存兹一体，于地理之学未尝无补也。”——这样就在王、徐之间摆了一个对立面，透露出来的意思。实质上也是扬徐抑王。
　　据我分析，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代乾嘉以后考据学的兴起，讲地理学的专讲建置沿革，而忽略了对人文地理的研究；再加上“五四”以后地理学界重自然轻人文风气的流行，遂使王士性在明末清初以后的三百年间被人遗忘了，灰封尘埋了，落花随着流水消失了……
　　我由此而不能不深深地叹息。
　　可是，天台山还在。当我登上“万八千丈峰头”——华顶山的时候，东眺四明，西招括苍，南望雁荡，北睨钱塘，四方千里，隐隐可瞩。群山伏地，仅如田塍；瀑布悬流，飞珠溅玉；琪树异花，世所罕见。人要获得一种无形的信心和勇气，往往只有贴近自然的时候，想起王士性的诗文，想起王士性的足迹，我在避暑山庄以寂寞下酒，把一片极伤感的心放置到青山绿水古柏墨池和烟云落花之间，心头蓦然感到，山水生命依然是这样的美好，心头回荡着的依然是王士性的赞叹：“斯一游也，足雄生平矣”
　　《四库全书》没有收入王士性的著作，令不少后人遗憾过。但是，官方不收，民间就不能刊行吗？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真正靠官方收入刊行的又有多少呢？自称为王士性后学的康熙年间的冯苏慨叹于《五岳游草》的“两经剞劂，藏版俱失，间有存者，止断简残编”，为了不使先生奇才妙笔渐至湮没，到处搜寻，并利用休沐之暇重新修辑，重新付梓。这无异是功德无量的好事。不然，《五岳游草》真的要湮没无闻了，只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列个书目而已。《广志绎》在王士性生前未曾刊行过，书成时，王士性曾寄给他的好友屠赤水，不料，序未竟而人先亡，书亦随之飘零。后又为四明杨齐庄先生得到，藏之秘阁。所幸天下总有几个有心人。也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杨体元，他从杨齐庄处看到原稿后，手录两册，一册自藏，另一册寄给王氏诸孙。没有想到，中间战乱，仓皇逃难，他所蓄的金石琴砚，书画鼎彝，爱玩珍重，一时散亡，《广志绎》录本也同时失落。他曾经惋惜不已，还说，其它“都不复念，独念此书不置也”。后来他又偶在友人处见得此书，又请假重新抄录一过，以后外出，一直携在身边，意欲生命与书共存亡。稍后，他又重新刻行。可是，在今日，杨体元这个刻本也如凤毛麟角不可得了。使人高兴的是，在王士性的家乡，有一批有识之士，钩沉史料，埋首于乡邦文学的研究，不仅搜寻到了王士性的《广志绎》，而且收集到王士性散落在人间的许多遗文、遗诗、遗书，甚至包括出土文物中发现的王士性撰写的有关墓志铭等这无疑为进一步研究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在自然地理学方面，王士性虽也有许多卓越的贡献，但是与徐霞客比较而言，他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人文地理学方面。比如，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概念，将世界分为高山、平原和海滨三类地区，并且分析了自然环境对于人的行为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支撑黑格尔人文地理学思想的一根重要柱石。可是早生于黑格尔二百多年的王士性，在谈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时候，以浙江为例，作了如下论述：
　　“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则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匀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
　　在这段文字中，王士性认为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有着各自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以及不同的庶民与缙绅的关系。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王士性这样的一个划分在地理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王士性、徐霞客二人的先后辉映，标志着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使地理学从历史学的附庸下解放出来，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清初一位学者说到王士性“志险易要害、漕河海运、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徼情形，以及草木鸟兽、药饵方物、饮食制度、早晚燥湿、高卑远近，各因时地异宜，悉如指掌。使经纶天下者得其大利大害，见诸石画，可以佐太平”。不无遗憾的是，在王士性身后，中国的人文地理并没有前后相继，持续发展，甚至出现了断层现象。有感于此，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专家谭其骧先生撰写了《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一文，呼吁重新认识王士性研究王士性。我曾经设想，如果事情的发展不是现在这样，那么，明末以后的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也许就要重新写过。然而，历史难道可以设想吗？设想的历史就能完美无缺吗？
　　——让我们继续这样一个话题：寻觅王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