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会有思想吗？这本来是好事者茶余饭后消磨时间的题目。可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人工智力的研究者，非但不视这问题为虚茫，而且已经把“人脑也不过是个计算机”，看作理所当然的了。英国物理学家潘禄士(Roger Penrose，一译彭罗士)在一九八九年写《皇帝新脑》(The Emperor’s New Mind)，强烈地抨击这种“人脑不过是计算机”的说法；讥之为自欺欺人，犹如一丝不挂的皇帝，自诩穿了新袍一样。(据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广告，此书已收入其《第一推动丛书》系列。)这本深奥难读的书，居然在西方登上过畅销书榜。大概一般读者，对人脑不过是计算机之说，既觉得难以接受，又怀疑或许是真；所以乐见有名望的科学家，出来批驳此说。《皇帝新脑》出版之后，人工智力的工作者，也不甘示弱，纷纷指点书中一些不尽妥贴之处。于是去岁潘禄士继续完成了《思维之影》(Shadows of the Mind)，补充自己的论据，答辩别人的批评，并增添了一些新的想法。下面把这段公案，大致介绍一下。
要讲人机之辨，须从杜尔林(Alan Turing)说起。杜尔林是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一九五○年提出一种想法，以具体考验，来应付“机器能思考吗？”这个难题。照他的设想，考场的一边是一个密闭的房间，仅留小孔，供传递字条。另一边是审询人，把问题一个个送进去：然后完全凭送回来的答复，判断到底房中是有人，还是仅有一台机器。如果无论如何巧妙地择题，周详地盘问，还是无法辨别一台机器之为机器，那么从实证的立场看来，这机器无异于有思想的人，不可谓其不能思考了。
很多人工智力方面的工作者，认为目前的机器虽然尚无这般能耐，在不久的将来，终有机器可以凭已经输入的资料和自己的计算能力，成功地通过杜尔林考验。换句话说，人的智力和机器的智力，本无原则上的分野。项上的脑袋，不过是极精巧的一种平行计算机系统而已。
对于这种观点，早期的发难，以哲学家瑟尔(J.Searle)的说法，最动人听。瑟尔把考场的密室，改之为“中文密室”。倒不是此君对华夏文化，有所偏爱；只是以中文作为和英文风马牛不相及的一种文字之代表。他想像室内有一位不识一字中文的美国人，拥有一套完备的英文说明书。书中也有些中文，但在这位美国人眼里，只是神秘的符号而已。每逢室外送进来中文字条，他就按图索骥，找到和这一串符号雷同的地方；说明书会指示去某册某叶复印某号图形，送出去作为答案。外边的人，眼看这些中文答案头头是道；如果依照杜尔林的想法，就得承认室内这位先生是“懂中文的”，虽然事实上他对中文还是一窍不通。瑟尔以此为例，强调模拟不等于领悟。他认为杜尔林考验以模拟是否逼真作为机器能否思考的唯一标准，基本上就错了。
少数的人工智力工作者，想法也和瑟尔相似。但多数认为瑟尔不过是施了个障眼法，把注意力引向传送字条的这位先生；其实这密室内的确有懂中文的东西，就是那部庞大无比的说明书，也可以说是身在室外而功在室内的编者们，而不是只晓得翻书送字条的傀儡。
这场辩论，可以和国人所谓“形似”和“神似”之辨相对照。书法家讲到临帖，常说：“形似不如神似”。如果旨在引导初学，这话自有道理。像虞世南和褚遂良所临的兰亭，各具自己的风格，正可为不必泥于形似作注。但如果有一位拗执的学生问：“老师，假如有人能模仿王羲之的真迹，一分不差，在显微镜下也分不出来，这样子的形似，难道不包括神气在内吗？”就事论事，岂能不承认这学生讲得也有道理。或许可以这么说：有肤浅的形似，为有识者所轻；也有全面的形似，这当然包括神似在内，但事实上却是做不到的。如果以同理看智力模拟这问题，则一方面承认机器若能仿效得完全和人一样，智力自在其中；另一方面却怀疑这种全面仿效的可能。换句话说，非常严格的杜尔林考验，不受时间限制地盘问，必能使机器露出马脚。是耶非耶？尚有待继续推敲。
潘禄士对瑟尔所谓模拟不等于领悟，表示首肯。但他认为瑟尔不该接受机器可以完善地模拟真人这个前提。在潘禄士看来，这不是尚待推敲的问题，而是从原则上考虑就可以证明是错的。因为计算机所能获得的结果，是循一定的步骤推演而来；人的思考却不一定经过步步推导，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像“无穷大”这个概念，照一、二、三这样一个个数过去，永远达不到；人却能得之于心。潘氏的主要论据，大致是这样的：正因为计算机是循明确的规则而逐步推演的，一定会受到哥德尔(K.G
del)不完整定理的限制；人的领悟力却能在这个关头洞察机器之所不知，所以人脑绝非只是计算机。
哥德尔的不完整定理，是数学史里的一个里程碑。原来在严谨的数学堡垒之中，竟有一大漏洞，而且这漏洞是无可填补的。本来严谨的数学架构，以少数的公理为基础，以明确的推演为方法，导出七层宝塔似的辉煌成果来，真是美不胜收。而且高妙的数学架构，严谨之外，兼具普及性：貌似不同的事物，透过抽象表达，往往可以归纳在同一种数学描述的范围之内，看来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了。哥德尔却证明，凡是普及性高的正式逻辑系统，其中必有某些命题，是无法以这系统的逻辑，去辨别其是非的。这毛病多半出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由于这种系统的高度普及性，其结论可以应用到系统本身；“夫子自道”之下，就免不了发生矛盾。且作个简单的比喻。假设有位哲人说：“道可道则恒谬”。只要他专说别人，虽然口气甚狂，逻辑上尚无矛盾。但试问他的名言用在他自己这句话上，恰当还是不恰当，就会造成一个是非两难的局面：若说恰当，则这句话属于“恒谬”，没有任何适用范围的，所以不可能恰当；若说不恰当，则正应了“恒谬”，至少在这个应用场合，显得蛮恰当的。哥德尔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证明了任何有高度普及性的正式逻辑系统(包括很多的数学系统)，其中必有类此的是非莫辨的问题。这对于追求绝对可靠的真理的数学家说来，不啻当头棒喝。棒喝过后，多数数学家依旧故我。但有些特别认真的数学家，却从此见山不再是山。像名数学家伐尔(H.Weyl)就曾坦白承认：“每一想起哥德尔的定理，我在数学方面的创造力就打个折扣”。
一般计算机的操作，也是循明确的规则，逐步推演的，所以也落入哥德尔不完整定理的范围之内。本来有些问题，叫计算机一步步地去找答案，是会使机器操作不停而陷入瘫痪的；像“求一等于偶数之和的奇数”，便属此类。(为了避免佶屈聱牙，下面以“瘫痪”作为“操作不停”的代词。但瘫痪态若显而易见，自和前途未卜的操作不停态有异。故特说明以下用到“瘫痪”，都是指“不交卷”，而非“交白卷”的意思。)潘禄士把人对于“某一问题会不会使某一机器瘫痪”的判断力，和机器的判断力作一比较。通过把问题和机器编号的步骤，不难发现有一个问题，叫一台机器去判断它自己碰到这问题会不会瘫痪，这机器一定辨别不了而瘫痪下来。数学家一眼洞察到这机器遇到这问题会瘫，这机器却正因为其瘫痪而交不出这个明显的答案。当然另一台机器或许能辨认这台机器的命运，可是自有令另一台机器技穷的问题，也是在数学家眼里却一目了然的。
反驳潘氏的人说，数学问题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大脑活动范围；这样的一个例子，未免太偏。潘禄士的回答是：不错，这是偏例；但只要有一个例子，严格地显示人的洞察力能达及任何循规蹈矩的机器所不能达，便可知人脑和机器究竟不同。书中回答其他诘难，不下二十题，这里从简。
照潘氏的说法，人的思路和电脑根本不一样，那就发生心智究为何物的问题。潘禄士是科学家，强调除非山穷水尽，千万别轻信玄学，以为物理之外别有心灵；心智是何物这问题，还是要从物理去觅答案。可是按照目前所知的物理学，一切动态总可以用循规推演的方法去模拟(有混沌现象的体系不易作个别模拟，但他认为心智的奥秘不在混沌之中)。所以要找出路，不得不求物理学的再一次革命。怎么革法？他也不能确定，但却相信关键是在量子物理的一个破绽之中。
量子物理所能算的是可能性，所不能说的是个别细节的实况。所谓量子波，并不代表实况。譬如说某一原子下一刻可能发光，也可能不发光；其量子波只包含发光的可能性。如果下一刻真的放出一粒光子，其量子波当然又和前时不同了。这种量子波的突变，是随机的，而且牵涉到整体的。难怪历年以来，断断续续的会有人指谓，这一量子过程和心念有近似之处：从喜怒哀乐之未发到一念既动，似亦无因可辨而蓦然已生。所以潘氏并不是猜测意识可能牵涉到量子作用的第一位。但绝大多数的物理工作者并不认为量子物理已经到了要改革的地步。一般视量子物理之有所难言，为造化本是如此，并不表示量子物理有个破绽。潘氏却说要了解意识物理必须改革；且进一步推测改革的关键可能和引力作用息息相关。然则一念之起，不是肇端在大得可以用宏观描述的神经细胞这层次，也不在小小原子之中，因为原子的引力太弱。他认为意识其实发生在大小介乎两者之间的，神经细胞内部的一种微管阶层。普通研究人脑的工作者，往往着眼在神经细胞的一激一敛，和电脑中的零一作用相似，似乎这是大脑活动的基本单元。在潘氏看来，真的单位是微管；待放大到神经细胞之变动，已经是思维之余影了。
纵观潘氏的宏论，最重要的是在于人的悟性能超越一切循规蹈矩的机器这一点。要是这一点不能成立，其他的推论就显得勉强。但潘氏有关人机之辨的论据却稍嫌迂阔：只讲原则，小视量的不同也可生影响。有意思的是，以他这样的重视原则，讲究逻辑，得到的结论却是，心智的奥秘须求之于严谨的逻辑之外。平常的人不是像他这样，走到逻辑路穷才承认思维的特殊。骚人哲士，各凭一己的感受，也在赞叹区区方寸之奇。美国一九八七年的桂冠诗人魏尔伯(Richard Wil-bur)有一首小诗(Mind)，把思路的奇妙和蝙蝠寻方向的本领相比拟。且译之于后：
无为之思就像蝙蝠/独自振翼幽洞之中，/
来去只凭浑噩之慧/居然避免碰壁而终。
不必犹豫无须勘探；/洞里障碍蝙蝠了然，/
疾飞急转一升一降/百不一失穿过黑暗。
蝙蝠比心之算恰当？/九分相似，却差一样/
思路会错错得够美/反能改正穴洞之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