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南联大的启示

　　任继愈先生有一回闲谈时说起办事效率问题，他说当年西南联大规章制度很严，注册、选课都有极明确的规定，时间一过，毫无通融的余地。有一位经济学系的同学在注册处碰了壁，便写一纸申请去找一向十分关心学生的系主任陈岱孙教授，无非是想请主任帮助说情，陈先生看完以后，一言不发，慢慢地将申请书撕成两半；那位同学也很知趣，鞠了一躬便退出去了。师生未交一言，一件事就算结束了。任老感慨地说，现在扯皮的事太多了，办一件事，要说上多少的废话！
　　陈岱孙先生为该书写的序中说，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止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这成果归功于同学的求知愿望和教职员的敬业精神”。
　　一位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的老教授，多次谈起那时的老师对学生何等热情负责，你在路上遇到老师请教一个问题，不管熟悉与否，他能给你讲个把小时，毫无倦意，弄得学生很过意不去；有时讲了一半，警报拉响了，师生一起赶紧钻防空洞，到了洞里，老师又继续往下讲。有这么好的老师，你能不认真读书吗！那时住茅草屋，吃得很差，穿得也差，可是大家都非常用功。
　　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而成的。联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联合以后短期内就取得辉煌的成功尤非易事。这里有许多经验值得研究。据说当年联合之时也未尝没有门户之见，但识大体顾大局的高风亮节绝对占上风。《校史》中有一则小故事道，本来联大决定聘请胡适为文学院长，胡适未到云南，遂请冯友兰代理，这一决定曾引起北大一些教师的议论，他们认为胡适原是北大文学院院长，代他担任文学院长的人选理当从北大教授中遴选。当蒋梦麟到蒙自分校举行座谈会时，这一意见在会上提了出来。北大教授钱穆当即严肃地指出：抗战刚刚开始，应以大局为重，不宜因院长人选问题影响学校的团结。大家同意了他的看法。冯友兰是清华教授、文学院长，蒋梦麟是联大三常委之一、原北大校长。维护团结，从善如流，毫无芥蒂，共襄盛举：前辈学者不但学术水平高，风格也高，很值得我们学习。胸襟狭隘是断然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