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个话语，两则故事

　　在经济学的发展中，“方法论之争”是最为常见的。在这里，我主要回顾经济学说史上两次重要的“方法论之争”。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德国曾经发生过一次重要的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一八八三年，门格尔发表了一本关于方法论的书，认为经济学是纯理论，是建立在对行为假定的基础上的，以此可以构造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结果，门格尔的书籍出版以后，古斯塔夫·斯穆勒对此发表了一篇激烈的评论文章。他争辩说，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历史的经验数据和归纳法。对此，门格尔同样以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予以答复。门格尔强调行为假定是经济学的基础，意味着经济学必须研究一种由动机自私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制度；相反，斯穆勒却认为，个人作为群体生存于国家之中，他们不仅有个人目标，而且有群体目标。门格尔认为，以带有普遍意义的假定为依据的纯理论，通过正确的逻辑分析，得出来的结论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普遍性，而以经验数据为基础的分析只对它们所依据的有限数据具有正确性，由于经验数据往往不全面，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此所得出的结论肯定有问题，也不具有普遍意义。在门格尔看来，斯穆勒方法论仅在两个方面起作用。第一、它们用来证实或者阐述理论探索的结果；第二、当理论原理被用于实践、特定的事例或者政策制订时，就必须寻找历史的经验数据和归纳验证。数据在纯理论和需要运用经济学的政策制订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实际上，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是告诫人们：只有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将纯理论研究运用于实际经济问题。
　　相反，斯穆勒认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应该在经济学中加以使用，但是两者的组合不能以门格尔式的逻辑演绎为主，因为对于行为的假定是不现实的；高度抽象会大大地偏离现实的经济生活；逻辑演绎往往会缺乏实证内容。斯穆勒以现实的经济问题为悬案提出对逻辑演绎方法的反驳。如现代世界的经济制度是怎样发展成为当前这种状况的？支配它们的法则和规律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在斯穆勒看来，只有从历史的实证研究中才能归纳出普遍性的原理。同时，斯穆勒认为，根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经济运行是一些相互联系的制度演进过程，它的发展不能用有限选择的抽象理论加以解释。
　　现在看来，门格尔与斯穆勒之争所涉及的是经济学的性质、范围和政策含义以及更为复杂的问题。由于当时的德国刚刚统一，特别需要为了国家经济建设的经济学说。门格尔属于边际主义者，强调自由放任的优越性，而斯穆勒属于德国的历史主义者，支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不仅充当了政府的经济顾问，出任政府职务，而且几乎占领了德国大学的主要教席。经济学家J·熊彼特对这次经济学方法论之争曾评论道：“特别是因为在一些国家里——尤其是在德国——普遍存在着对于社会理论的敌视和墨守哲学与历史传统的知识遗产的趋势，古典理论除了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以外极少传到下一代，通向它的内部结构的道路实际上堵塞了。青年一代几乎完全不知道其中有多少科学知识和甚至有更多的获得知识的可能性。这样，理论就好像不过是观念史的插曲，企图为个别短期间的经济政策打一个基础而已。”门格尔的思想线索，“是从承认价格形成是经济的特定特征——不同于一切其他社会的、历史的和技术的特征——这一点出发的，并且一切特定的经济事件都可以在价格形成的结构内来理解。从纯经济观点来看，经济制度只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价格的制度；一切特殊问题，不管它们可能叫做什么问题，只不过是这个经常重复的同一过程的特殊事例而已，而且一切特殊的经济规律性都是从价格形成法则演绎出来的。”这次方法论之争，特别是门格尔的思想和基本观念“慢慢地和不知不觉地超出了流行讨论的范围，成为毫无争议的科学知识宝库的一部分。”
　　另一次引起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方法论之争是围绕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实证科学而展开的。弗里德曼在一九五三年发表了《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引证了凯恩斯关于实证科学与规范科学的区别，他坚信经济学家之间对于政策建议的后果在实证性方面是一致的，会有助于统一争论，甚至有助于在规范性上达成更为广泛的一致。弗里德曼认为，理论只是一种工具，为协助经济决策而进行预测，或者用来实际衡量现实世界的主要参数。他指出：“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一门‘理论’或者一个‘假说’，这个理论或者假说能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出可以证实的、有意义的(例如不是老生常谈的)预测。……与证实假说唯一相关的检验是把他的预测与经验相对比”，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由于一定数量的证据除了能否认其他与之相当的理论以外，并不能否认其他与之相当的理论，因而不可能只是证明单一的理论，而必须有进一步的标准。弗里德曼强调标准“必定具有某种任意性，……但是一般都同意，这种标准必须具有‘简单’和‘有效’的特征，经得起完全客观的论据的检验。”弗里德曼认为，“假说是很重要的，如果它能以少释多，也就是说，如果它能够从环绕着的有待解释的现象周围大量混乱和零碎的事物中抽象出普遍且紧要的因素，并可仅仅据此进行有效的预测的话”。同时，弗里德曼强调“与理论‘假说’有关的问题并非是这些假定在描述上是否现实，因为它们从来不现实，而在于它们对正在考虑的问题是否具有充分良好的近似性。这个问题只有通过观察该理论是否行得通予以解答，而这就意味着它是否得出了充分精确的预测结果。”
　　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经济学界的强烈争论，并且深深地影响了新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也进行了有效的回击。如欧内斯特·内格尔就曾指出，弗里德曼所应用的“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是非常含混的，如果一个假设是现实主义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它仅仅是能够检验的，还是能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的，抑或它是真实的呢？同时，美国财政经济学家艾伦·马斯格里夫也指出，弗里德曼没有从一个理论基础的角度来区分不同的假定，假定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试探”性，对已有的假定应该通过“逐次近似”的方法来提出理论，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理论被创立的初级阶段应该简化假定，以便以后放弃或者是逐渐修正假定。很显然，在经济学中，“试探性”假定对不同理论的功效是不同的。经济学没有必要指出一个假定是现实主义的还是非现实主义的。弗朗西斯·格林曾以“消费函数”为例，说明弗里德曼式的“正确预测”方法论在实践中能否得到贯彻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由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两个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还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已经超过了替代理论的优势。这不是因为它们不能进行准确的预测，而是它们本身就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成见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维持理论的习惯。进而格林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也有空想的成分。
　　赞赏弗里德曼式的方法论的学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假定都需要或者都得由经验来检验，而且诸如理性假定和最大化假定等基本的假定并非简单地根据经验数据就可以轻易地提出批评。”也有赞成弗里德曼式方法论的学者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称为是“工具主义”或者是“预测主义”。劳伦斯·布兰德认为，工具主义的立场是，理论最好不过被看成是工具，理论中是否存在着真理或者是谬误都是没有关系的，也是毫无意义的。理论是工具，评价其有用性的标准就是一些工具的标准。从工具主义的立场来看，假设的非现实主义性既不会提高理论水平，也不会降低理论水平，它所关心的只是这个理论用工具性的标准衡量是否有用。“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批评或者是驳倒工具主义”。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引证经济学说史上的两次方法论之争，并不是为了方法论而方法论。方法论历来都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者说它本身一直就被某些思想家的把玩在股掌之中，用于构造引诱后来者的思维陷阱。乔治·斯蒂格勒就曾告诫说，“在六十五岁之前去关注方法论问题是愚蠢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判断经济运行而言，方法论是无法回避的。詹姆斯·布坎南曾经用“公路行车路线图”来比喻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性，他说：“很多年前我就知道‘最佳’行为包括着当一个人将会‘迷路’时，发现某一限制线之外存在着不确定性时，在达到此一限制线前，应该立即停下来看看常用的行车路线图，弄明白以后再前进。这个比喻对于研究科学方法论似乎很贴切。除非由于一些原因，如在整个时期中，经济科学的一部分内容需要改变，就像在‘公路上行车’时需要改变一部分路线时一样，在此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接受已经改变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否则，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都必须在心中谨记着最重要的事是要时时注视着为科学进展制定的‘路线图’，或是模型。”
　　经济学说史上令人深思和令人陶醉的方法论之争很多。我把经济学说史上的两次“方法论之争”放在一起讨论，当然不是为了满足文字游戏。在经济学发展中，方法论之争或者说“范式之争”总是极大地困扰经济学家，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加入经济学队伍的后继者。方法论和范式总是伴随着经济学家的成长、经济学分析工具的成熟和经济思想的演化。经济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推衍既得益于方法论和范式，也受制于方法论和范式。
　　熊彼特说的好，“一个分析家的学术成就不在于表明基本原理所说明的内容，而在于知道如何使这一说明更为丰富，如何从这一说明中推论出和这门科学有关的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