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学批评的经济学

　　福兰克·兰特利基亚(Frank　Lentricchia)终于动手写小说了，一连写了三篇，而且越写越放肆，越写越鲜血淋漓。
　　早几年出的《夜之刃》还带有忏悔式自传的口气，追溯的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移民家庭的少年主人公，怎样在纽约州的尤惕卡市长大，终而离开辛勤而没有文化的父母去求学，进入中产阶级，成为摆弄文字的学者。有了这样一部必不可少的“成长小说”，兰特利基亚便名正言顺地步入虚构天地，写的故事也就相应要离奇怪诞得多，常常是想象与回忆杂糅在一起，假想的人物配以真实的感受和场景。如最近的一篇《刀手》，从少年杀猪匠写到有虐待狂的妇科大夫，从旧时的尤惕卡一直写到前年电视上的辛普森谋杀案，就多是幻想而少为自传了。只可惜评家们不太买帐，将小说里的残暴描写唤做“目不忍睹”，将小说本身看成是作者在泄私愤。《纽约时报书评》的作者不冷不热地说：兰教授一门心思想做的正是他不可能做到的，那就是让生活走进他笔下的文字，他完全被恼怒所左右了，而这一腔怒火正是朝着他早先的职业行当而来的。
　　兰特利基亚“早先的行当”正是如今日益红火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任何涉足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的人，大概或早或晚都要碰到这位意大利裔英文教授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一九八○年出的《新批评之后》，以及一九九○年初版、一九九五年再版的《文学研究批评词语》。他的批评之批评融会了解构主义的基本方法，又有福柯式的微观权力政治意识，从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大学文科雄长一方的新批评清算起，一时间成了大破大立的先驱，颇开那些较少封闭的英文系的眼目，兰教授便也就有了“粗鲁的哈利”这样毁誉参半的外号。而事实上兰教授七十年代最先出道的两本书并非文学理论，却是研究诗人弗罗斯特的，尤其谈的是诗人眼里的新英格兰田园风景。其实美国现代诗歌才是他正宗的学术领域，最近的一大厚本《现代派四重奏》(一九九四)综论弗罗斯特、史蒂文生、庞德和艾略特，尤见其学术功力以及对研究对象的熟稳，说起那最后一代巨匠诗人来，真有如数家珍之感。
　　理论、诗歌之外，兰教授也搞小说，不过用心读的似乎只有一位作家，当代的，而且也是意大利裔，即以《白色噪音》出名的堂·德利罗。记得我十年前在杜克大学念书，先选了兰教授的文学理论课，重读本世纪的大批评家伯克(Kenneth　Burke)的论文集。兰教授每周阴沉着脸来上一次课，学生们济济一堂，却常常是鸦雀无声，直到下了课，走出爱伦楼，眼前已是一片苍莽暮色，才得一抒己见，渐渐活跃起来。有一次大雪，学生们跌跌撞撞摸到学校，等了半日，却没有兰教授，只好乖乖散去。到了下周，已是遍地阳光，兰教授仍是极其沉重地出现，瞭望了一回教室，才忽有所忆地说上周大雪，路滑，出不了门，抱歉。伯克课上完，兰教授新开的课似乎是专门研读描写意大利黑手党的小说，其中便包括了堂·德利罗，也不知是什么迷了我的心窍，竟然也就没跟着去上。
　　如此看来，兰教授要写小说的动机是早就有预兆的了。其实这也并非如何出人意料。如今登堂入殿搞文学批评的，哪个不是躲在储藏间里的诗人小说家什么的？哪个搞文学批评的不是先酷爱文学，误以为上英文系或中文系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谈文学，于是渐渐就范进入体制，然后就一篇一篇地发表长长短短的评论？有几个是一懂事就立志要做文评家的？而真正要修炼成脸不红、心不跳、舞笔如弄刀的文本解剖家，又谈何容易？又怎么可能？这倒不是说做文学批评一开始就是个错误，然后是将错就错的自我证明。在现代教育体制里，文学既然是门学科，研究与评论自然也就成了一门正当的职业；文学系既然不是写作培训班，自然也就有其自身的对话方式和知识结构，正像经济系的教授学生所谈论的必有别于商学院的老师学生所关心的。
　　至于搞文评的人做起文学来常常有“眼高手低”的通病和浩叹，是可以用一句话讲清，也可以用大块文章讲不清的。简单地讲就是文评与创作是两码事，不好同日而语；复杂地讲就不仅要理论一番文学趣味、审美标准、读者对象，恐怕还涉及到文学究竟是什么这样根本性的问题，而最核心也最难言的理论则是：文学创作是有赖于才气与灵感的，和“情”或者“感”大有纠葛，而文学批评则是训练和思辨的结果，属于“理”与“智”的范畴。以“理”析“情”本来就有隔靴搔痒之感，得了“理”再来写“情”则大有言不由衷的嫌疑了。总之，文学创作是艺术活动，而文学批评至少是借题发挥，二者之间往好的说是井水河水，往不好处说只怕就是主与次的关系了。所以写了《反对解释》的桑塔格女士有“解释是理智对于艺术的报复”这样的耸人听闻的警句；假若再把理智乔装成艺术，岂不更是居心叵测的颠覆了？
　　不过话说到这份上，研究文学的人倒也不无金蝉脱壳的办法，那就是更上一层楼，指出这种“情”与“理”的二元对立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往往和反抗“理”在社会话语里的霸权地位大有关系，因此，举例来说，和明清小说中的“情”相对的实际上是宋明以降的理学传统，而欧洲的浪漫主义美学与抵制的，除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之外，也是新兴的现代工业和平民社会。这种历史叙述一旦开了张，自然也就越滚越大，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种，最终必然反弹到批评活动本身，得出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应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产生的话语机制结论，比如现代文学批评的起源，就和大规模的文学生产，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争夺，以及大学教育制度的普及等等交叉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因为此，现代文学批评才只推崇“分析”而压抑心有灵犀式的“领悟”，前者以人生而平等为基本政治哲学原则，后者则植根于贵族式的等级意识，显然是前现代的，如果不是反现代的话。
　　这样话就扯远了，而且真有不堪收拾的感觉。因为有些事一旦撕破脸皮说了出来，便让人很难再维持以往浑然不觉的天真，再一如继往地讲话或者做事就有些恬不知耻的模样了，难免使人起腻生疑，除非是摆出坚信不渝的面孔，那自又当别论。不过把话再说回来，如此铺天盖地地兜一圈，并不一定就解决了“眼高手低”的问题，更不见得就说服得了躲在批评家储藏间里的诗人小说家。做起批评来如此出手不凡、心明眼亮的兰教授仍然要做小说，就是眼下一个例子。对这个现象，上面说了，其实并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也许现在唯有写小说，才能够真正满足另一个内在的、好想象的兰教授；也许兰教授决定去和一批非学术界的读者交流，扩大自己的精神生活领域。这都是比较善意的解释，接受了“情”与“理”的区别，也承认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不同功能和社会价值。当然还有另外一番说法，那就是兰教授实在是浪子回头，返朴归真了。而这似乎正是兰教授自己愿意抱的态度。
　　兰教授写小说，实在是出于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有理论、有实践的嘲讽和拒绝，以至于赢得了一回“粗鲁的哈利投降了”的半真半假的欢呼。在一九九六年九、十月合刊的《通言》(Lingua　Franca)杂志上，兰教授做了如下一段自白：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曾很自如、毫无芥蒂地和文学私下里相处得很好。在公开场合，在我写的书和教的课上，我的工作是研究文学理论史和挑起争辩，满是激情，绝无半点犹豫地大讲文学是一种政治工具。我曾经写道：一个字就像一把刀、一柄锤、一支枪。我由此而得名，成了一个颇富色彩的引起争议的人物，不时地就要被新保守派们痛骂一通，尤其是当他们需要哀叹学界状态的时候……
　　在过去的十来年里，我几乎不再读文学批评了，因为这些批评大多都已和文学无关，尽管仍然是一类批评。这类批评来自一种自认在道德上要比所描述的作家们高出一筹的优越感……要当一名合格的学院式文学批评家，你不仅必须相信，而且愿意断言庞德的《诗章》实际上是在替世界范围内的反犹太运动摇旗呐喊，尽管这是比《失乐园》还长一倍的一部作品，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都觉得深奥难懂。你还得告诉你的学生，不管一百年来如此众多的聪明读者怎样认为，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地带》实际上是在悄悄地庆祝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摧残。我反对的并非文学研究被政治化了，而是文学研究竟然可以全然无视创作能力的基本标准，而这常常又是出于骇人听闻的无知。
　　文学研究的庸俗政治化终于导致了兰教授的不满，而令他最不能忍受的，则是对文学作品好坏标准的彻底忽视。于是这一腔愤懑便促使他放下文学批评不看，转而去写小说了。但是兰教授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职业，连停薪留职都没有，他仍然是杜克大学英文系的名教授，而且文学批评也还在做，只是不像先前那么咄础逼人罢了。
　　兰教授的不满，实在也是情有可原。当代美国大学校园内的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研究，在接受了“解构”运动的方法学洗礼，经历了“后结构”思潮对“差异”的顶礼膜拜，体尝了“后现代”文化的“快乐原则”，最近又发展了拟政治感的“后殖民”研究之后，确实是呈现出一派批评方法不断更新换代的气象，以至于形成文学教授可以不讲文学而专讲理论，学生可以不读作品而专读批评的风气。即使偶尔择了作品来读或分析，也必定是事先分了类，定了性的。比如女性主义批评是一法，性别构成研究又是一法；种族研究要读的是某少数民族的代表作(这要依教授的原籍与肤色而定)，后殖民研究则专讲前殖民地是怎样渗透了殖民与被殖民双方的自我意识(连美国都可算作有后殖民性的)。这种种读法，无一不是致力于使用某一种意识形态分析来揭示文学作品以下或以内所藏匿的历史暴力和规范。在这样的气氛下，再对文学作品做美学意义上的赏析，就不仅仅是不合时宜，而且简直有些幼稚得滑稽的不伦不类了。正是在这里，兰教授看到了一股颇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西方文学传统简直变成了令人发指的文化机器，生产的无非是种族主义，阶级压迫，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以及帝国主义侵略：“比如藏污纳垢之地只有靠文学批评家，为了人类的利益，来给予彻底揭露。但知道福楼拜是个性歧视者对我们究竟又有什么用处，却是不太清楚的。”
　　推而广之，这样一个不好正面对付的道德优越感竟仗势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意识，那就是要保持“政治上正确”，在日常言行中注意不要表露出任何以上所罗列的可耻的思想和习惯。骚扰异性显然是要不得的，“黑人”则应改称为“非洲裔美国人”，对各少数民族更是必须尊重提携。这一意识还从校园溢出到社会，一时人人敏感，目不斜视，草木皆兵，倒是给晚间电视上从来就不正经的笑星平添了许多笑料，竟然还有一个娱乐节目就叫做“政治上不正确”。显然，这划清界线站好队的要求仍只是一种社会压力而已，没有到立法或严打的程度，某人偶尔有了政治上不正确的表现，也不会有群起而攻之的批斗大会或思想教育，只是丢丑露怯而已，极个别的才会搞到上法庭的地步。从某种意义上讲，八九十年代这种不无道德说教意味的文化政治意识，是六十的年代民权运动和激进思潮孱弱贫血的遗腹子，依稀残留着一些乌托邦愿望。
　　从另一个角度看，兰教授的不满，可以说是征兆了围困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的一大堆或隐或显、或理论或实践、或个人或集体的焦虑。概括起来讲，就是有没有可能再重建一套整合性的文化语言，找到一个普遍认同，普遍参入的历史想象界。这显然不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倒是有着太平盛世的景象。不但经济稳定，科技发达，而且冷战过去后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似乎更进一步确立了美国在二十世纪的领先地位。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使人容易染上“欣快症”的大气候里，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分崩离析(有人喻之为美国自身的“巴尔干化”)，从种族矛盾到贫富差别，尤其是维系了美国民主两百多年的小城镇文化的消失，就更加使人怵目惊心，更加显得有着不可逆转的现实之沉重。原教旨运动轰轰烈烈的兴起，基督教右翼势力在政治领域里的挺进扩展，正是对力求克服这层层焦虑的急躁情绪的意识形态利用。
　　相形之下，保持“政治上正确”的呼吁就要显得苍白、学究气。不过，“政治上正确”的要求，以及大学校园内形形色色人文学科的理论模式的涌现，又是和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有密切联系的。进入大学，参加工作的妇女增多了，女性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再现自然也就进入议事日程，尤其当这些妇女拥有了相当的购买能力之后。那么多女学生要上女性研究的课，你这个大学不雇一两个这方面的专家？供不应求，顾客们自然也就东边不亮西边亮，鱼贯而去了。日益繁复的女性批评，仍然离不开精神产品市场中的基本逻辑：女性理论必须包装成一道快捷地获得自我意识的速食面，配上各种调料(诸如心理分析、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等)，好让顾客囫囵吞下，有些装备起来的感觉，便可以摆开阵地进行批评。至于营养什么的，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为了全面开拓市场，其他各个迄今为止被边缘化了的团体、传统或种族，也都必须调动起来，以顾客身份来参加一般消费，进入五光十色的文化商店。先是风靡了大学校园、然后又辅助了“政治上正确”运动的“自我认同”说，便不无为文化市场塑造新型消费者的成分。和文学关系愈来愈遥远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实在是后现代消费文化精心开发出来的高档商品，是比较适合有大学教育程度，又有一定不满情绪或者说正义感的读者享用的。
　　这样话就又扯远了，而且似乎还是不可避免地朝着使兰教授不舒服的意识形态分析的路上走。再回到兰教授扬弃文学批评转而潜心写小说这件事，其实是可以有很具体的经济意义上的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有着某种必然性，就像托马斯·曼所说，只有发了财的父辈才会想到让儿女们学艺术，弹钢琴。只不过在兰教授这里，两代人的成长史压缩到一起了，有点自我再生的味道。兰教授所发的，当然是文学批评的财。虽不是什么暴发之类，却奠定了他的名声，而在当代学界，名声就正像资本(社会学家布迪厄干脆将其唤作“文化资本”，参见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份《读书》)，一旦获得了，就要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所谓扩大再生产，不仅是生产规模，还包括花色品种。更准确地说，兰教授写小说，既像自己给自己发了科研经费做新产品开发的工作，又像靠了充分的利息和分红，去到度假村做一番调养。这并不是说写小说就跟躺在海滩上晒太阳似的那么容易，只是借喻这一番活动底下的经济基础而已。
　　因此兰教授从批评家到小说家的蜕变，实在和资本的逻辑大有关系。甚至连他旗帜鲜明、四处转载的意识形态大转向，都带有替自己的小说做广告的色彩。而他走的这一条路，似乎正是一大批学院里的批评家、理论家的发展道路。首先是要赢得名声，而要赢得名声就要挑起争辩，而要挑起争辩就要从政治敏感的地方入手，而且要不怕走一些极端，最好是创造一些新概念，同时要和某一有潜力的媒体挂钩，培养自己的市场。这个时候的讲师、助理教授可说是有一些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他们的原始积累，成功的秘密是将其转化为资本；他们最富于开拓精神，敢想敢干，有一股新兴阶层的朝气。一旦出了一本两本书，进入流通领域，有了资本周转，就会获得一些小康气象，日子也要从容不迫得多。这个时候的副教授们需要的是巩固自己的市场占领，继续推出一些新产品的同时，也要分散投资，广为渗透，有点类似当年的垄断资本积极进行对殖民地的开发。而再进一步，名声便往金融资本转化，此时资本的发展已经完全成熟，衍生出了一系列子公司，有了跨国的规模，先前的竞争手段也就显得过于赤裸裸而且太不高科技了。处在正教授的地位，不仅生活优裕，而且因为不必再担忧资本的具体操作，便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正如银行家坐在高楼里，需要购买一些名画，捐献一两个图书馆。此时的选择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因为选择确实是一种奢侈。也就在此时，美及秩序成了基本的要求。
　　以学院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的经济逻辑，反映的当然是资本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渗透。问题的复杂而且恼人之处，却恰恰是这个逻辑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精神产品的多姿多彩。因了资本的参入而彻底否定这种精神产品的价值，就正如赚了赫赫大名后再来谈谦虚和忍让一样，不免会有一种回避历史、空想乌托邦的感觉。
　　做批评的兰教授曾提醒我们要留心历史，写小说的兰教授也不可能置身历史之外，而历史总是以不干不净的东西为衬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