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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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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解读罗曼·罗兰
栏目
短长书
作者
黄书泉
期数
1997年03期
一部出自罗曼·罗兰这样一位曾经热情赞颂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苏联的世界著名进步作家之手的《莫斯科日记》(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第一版),以其历史记录的即时性、亲历性、真诚性,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时期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阴影与负面,因而此书遵照作者遗嘱,五十年后才公开发表。——这件事本身已远远超出了文学意义,而成为冷战结束后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国际文化事件。因此,尽管就揭露苏联“大清洗”时期历史真实的程度与范围而言,本书难以与类似“解秘”的文字相比(譬如原苏联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斯大林秘闻》,前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亚·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却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其价值在于使我们更加全面、准确、深刻地了解、认识了罗曼·罗兰。
说起罗曼·罗兰的思想倾向,迄今为止,我国各种版本的外国文学史都将其区分为早期与后期,即早期由于受托尔斯泰博爱主义影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后期受苏联十月革命以及高尔基等革命作家影响,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成为一个向往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走向或靠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其转变的标志便是罗曼·罗兰写于一九三一年的著名论文《向过去告别》。上述划分当然不能说错,但问题在于,作家的信念往往是十分复杂的,其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仅受时代、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制约,还要受制于个人气质、人格类型、早期教育(心理学家将此称之为影响终生的“情结”)等因素。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言,信念不仅仅是一种存在于头脑中的政治观点,而是植根于一个人性格之中。”“信念是‘他是什么’的产物,而观点往往是以‘他听到的什么’为基础。”(《说爱》)因此,罗曼·罗兰后期的观点的转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信念。事实上,追求革命的目标与手段的全面人道主义,是贯穿罗曼·罗兰整个一生的基本信念。他写于一九00年的剧本《丹东》,描述了雅各宾党执政带来的恐怖,同情反对革命深入的丹东,把他写成理性和博爱的化身,而把坚持革命的罗伯斯庇尔写成一个失去理性,不讲人道的阴险人物。对于十月革命,他一方面热情关注、歌颂,同时又忧虑革命会带来不良后果,担心“革命会产生仇恨、加深仇恨”,希望无产阶级尽量避免暴力手段。即使是他写于“思想转变”后的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第四部《女预言者 》(一九三三),也通过主人公马克流露了对无产阶级专政持有恐惧的心理。事实表明:罗曼·罗兰是无法彻底“向过去告别”的,或者说,他“告别”的只是过去的某些思想观点、一种意识形态,而建立在与生俱来的作家特有的素质、气质基础之上的,经某种文化熏陶、塑造、定型的批判现实与人道主义人格倾向,则伴其终生,成为其评判客观世界的内在的价值尺度。因此,一旦罗曼·罗兰踏上大清洗时期的苏联的国土,面对真实,必然作出自己一以贯之的思考与评判。
然而,这种思考与评判对于罗曼·罗兰又是两难的、痛苦的。他以一位人道主义作家特有的敏感,来到苏联一周就发现了大清洗时期的阴暗面,作为一位在思想观点上信仰十月革命,对苏联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深信不疑的进步人士,罗曼·罗兰不愿意看到这一切,他在思想上无法将苏联、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与独裁、专制、特权、贫富不均这些他曾经猛烈抨击过的社会政治现象联系起来;但是,罗曼·罗兰首先是一位作家,一位有着强烈批判现实精神与深厚人道主义的作家。因此,他无法不面对真实,并对此作出自己的思考与评判。一旦他如此做了,便突破了自己思想观念上的防线,而直指问题的本质、要害。
在这里,我们认识了罗曼·罗兰作为一位伟大人道主义作家的一以贯之性,其人格、信念、良知对思想观点、政治信仰、意识形态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对于罗曼·罗兰来说,又是有保留的、沉重的,体现了处于人格良知与政治信仰之间的作家的内心冲突与双重人格。从《日记》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出:罗曼·罗兰在对苏联现实的思考与评判中,时时被自己的政治信仰所囿,显得左顾右盼,欲说还休,他煞费苦心地试图说服自己这一切的合理性,尽量从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来理解这一切。对于罗曼·罗兰来说,这是真诚的、自主的。但是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局限性,削弱了他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深度与批判锋芒。
由此我想到了高尔基。罗曼·罗兰在苏联深深感受到了高尔基这位被耀眼的光环所笼罩的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家内心世界的沉重、压抑。他在《日记》中多次描绘了这一点:“他违背着自己的本性而行事,他付出巨大的努力,尽量不去谴责自己在政界那些有权有势的朋友的过失。在他的内心里正展开着一场残酷的斗争,那是旁人无从知晓其内容的。”(第一五三页)“他不想看见,但他分明看见了这个事业本身的错误与痛苦,有时甚至还失落了人性。”(第一九五页)……这是罗曼·罗兰特有的敏感,还是他与高尔基“心有灵犀一点通”,抑或是他本人心态写照?
由此我又想到了法捷耶夫。这位继高尔基之后的苏联“文学总管”,一直在政治与文学、党性与良知、观念与人格之间煎熬着,“我最怕母亲和斯大林,但也最爱他们两人”这句话道尽了他的矛盾心态。而最终作为作家的他选择了死亡。(详见蓝英年文:《作家村里的枪声——法捷耶夫之死》《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六期)
这究竟是制度的悲剧、意识形态的悲剧,还是作家人格命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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