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哲学家的职责

　　老友以其新近翻译的一本有趣的书惠我，是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一九三○　—)八十年代写的《万物本原》。老友谦虚惯了，说这种亦哲亦诗、又像杂文的文字，不是他所熟悉的，不肯署本名，临时用了个笔名叫“蒲北溟”。嵇康说北溟是“溟溟无涯”的北海；塞尔这本书的行文汪洋恣肆，老友是否由此而得笔名呢？
　　这本书确实也可说是“溟溟无涯”了。我在《法兰西文学报》上的一份访问记上看到塞尔说，世上有两类哲学家：一类好像“野猪”，一股劲儿地只挖同一个洞；另一类好像“狐狸”，不停地到处搜索。塞尔自称是“狐狸般的哲学家”。
　　米歇尔·塞尔青年时期本是学自然科学的，广岛原子弹的爆炸，使他和当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良知受到强烈的震动，不过他没有像许多人那样跟法国原子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一起参加进反对原子弹的“和平运动”，而是转入了把科学和历史哲学结合起来思考的道路，漫无目的地思索着。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对莱布尼茨的哲学产生了兴趣。二十八岁那年，他的第一本书问世，就是《莱布尼茨的体系和他的数学模式》。米歇尔·塞尔确实有些像莱布尼茨，是“散文”式的哲学家(黑格尔曾这样说莱布尼茨)。对他启发最多的当然是“单子论”，还有“实体间交通”的理论。七十年代，他把注意力放在信息问题上，十年间他发表了五卷题为《赫耳墨斯》(Hermes)的专著。意思是说，“普罗米修斯的时代”(工业生产时代)正在为“赫耳墨斯时代”(信息时代)所取代。八十年代至今，米歇尔·塞尔几乎在所有的文化领域里徜徉：在历史哲学的大斗篷下，收进了人类社会学、语言学、美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方面的问题，又写出十来本书。《万物本原》就是他一九八二年发表的一本，现在被三联书店纳人《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米歇尔·塞尔几十年来把自己造就成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把触角伸向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浩淼海洋，并且正以“多米诺”为总标题主编一套包罗万象的人文学科丛书。
　　这本《万物本原》就是一个“多米诺”缩本。那种文风读起来确实费劲，却又很有趣。那些诗样的语言、跳跃式的概念，有点像“Thinking　liudly”(思想的直白)或者意识流；有时简直不知所云，都像在梦境里的梦话，让读者如同见了丈二和尚——谁懂得像“作为妻子的恺撒和好几个丈夫跳舞，作为丈夫的恺撒和好几个妻子跳舞”这类话呢？难怪我的老朋友说，翻译完了也没弄懂他想说什么。当然这是极而言之了。我看这本书也有些像作梦，不过从总体上还是有自以为看明白了的东西。
　　书从始至终是对“繁多”这个概念的颂歌。“繁多”是塞尔的世界观，他的人生哲学就寓在“繁多性”里。空间充塞着无限的“繁多性”：目之所视，是无限繁多的、能确认的和不能确认的色调——谁能把眼前的颜色分辨得一清二楚呢？耳之所闻，也是无限繁多的、能确认的和不能辨识的声音——在“声”的混合体里，有狂想、有凄厉、有哀愁、有号泣、有大喊大叫、有窃窃私语、有大笑、有狂欢……“繁多性”不是可以计数的概念。目之所视，耳之所闻，肤之所感，已是不可尽数的“繁多”；更何况在目视、耳闻、身受之外，还存在着无限量的“繁多”呢！
　　显然，塞尔的“繁多”论有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影子，是对大千世界的认识。莱布尼茨形象的譬喻是：不可能发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然而，“繁多”中有“混一”，或者说，“繁多”的对立面是“混一”。所谓“一”，有两种解释：第一，“一”是把“繁多”包裹起来的“外壳”。“外星人”看地球，地球是个“一”，他没有看见“一”里的“繁多”。第二，“一”是指宇宙生成的起始是混沌初开的“混一”。无论怎样解释，这“一”里都包含着“繁多”。米歇尔·塞尔起初的书名是古法语NOISE，意思是“喧嚣与躁动”，混沌一片；后来才改称为《万物本原》。这意思与《易传》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的意思差不多。朱熹解释说：“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万物之生皆资之以为始也。”米歇尔·塞尔当然没有念过这些，不过他说的“繁多”与“一”，这里面都有了。但塞尔的用意，我以为是要赋予“繁多”以积极的社会价值。不仅是万物本原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说明人类社会因为具有“繁多性”才会发展。“繁多”是力、是生机、是精神；有了“繁多”，才有生命、才有社会、才有世界。地球如果不是“繁多”性的，就只能是一块冷冰冰的顽石；社会如果是“单一”的，就意味停顿。总之，“繁多”(喧嚣与躁动)意味着生命的跃动。所以，“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理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技艺，如果只和井然有序的世界保持联系的话，那就不过是简单贫乏、愚蠢拙笨的东西。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会是呆痴的世界。”(本书，200页)
　　米歇尔·塞尔屡次提到巴尔扎克的一篇中篇小说《玄妙的杰作》(见巴尔扎克全集中译本第二十卷)：矮小老人是位大师级的画家，他的一幅杰作上表现出的，在常人眼里，无非是“一堆乱糟糟的颜色、深浅不一的色调和隐隐约约的阴暗变化”。老人说，他画的是没有比这再美的美人儿了。可是那两个慕名来求教的年轻画家却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幸好他们终于在画布的一角发现了“一只纤丽可爱的脚”，这个“细部”总算叫他们赞叹得目瞪口呆：“这只脚露在那儿，就好像某个用帕罗斯大理石雕塑的维纳斯半截身子露在遭火劫的城市废墟上一样。”塞尔借助巴尔扎克的小说告诉世人：“繁多”在常人看来什么都不是，然而那一堆没有确定形式的“颜色”，正是他的“杰作”之所以为“杰”之所在。
　　现在，可以为“繁多”破题了：“繁多”之所以被塞尔赞赏不已，因为“繁多”就是无数的“可能性”。越是“繁多”，“可能性”就越多；一切机会、发明、创造、发展，都来自“繁多”的“可能性”。相反，“单一”便会限制乃至扼杀“可能性”。所以，哲学的任务应该是捍卫和鼓励“繁多性”，使“可能性”不受到任何约束。米歇尔·塞尔说：
　　哲学家的职责，哲学家的关心和热情，就是尽力保护可能性，像保护幼儿一样保护可能性，像对待新生婴儿那样关心可能性，他是种子的保管者。哲学家是牧人，他在山岗上放牧，他的畜群混杂着各种可能性，诸如怀羔的母羊，微颤的公牛；哲学家是园丁，他想方设法通过杂交繁殖新的品种，他保护原始森林，他防备恶劣天气变化，他带来历史和季节变化的新时刻，报告丰年和荒年，哲学家是繁多性的牧人。(本书26页)
　　就像康德说的，“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成为自由自主的自己思维者，而不能奴隶般地模仿地使用他的理性。”(《逻辑学讲义》)
　　诚然，在无数的“可能性”中混杂着真理与谬误，实在与虚妄。然而在找到准确的目标之前，必须允许哲学翱翔于众多无法预知的、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哲学的性格是开放的、是不畏险阻的；它从不自我满足。“哲学是可能性的贞女，在困难的时代，她守卫着圣火。”(28页)
　　哲学家与政治家不同。政治家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在“可能性”中作出选择。那选择无论明智与否，它必然要对“可能性”加以限制和监督。米歇尔·塞尔写道：
　　“为了保持稳定，保卫理性，政治把可能性大加削减；经济、宗教、军队、朱庇特、马尔斯和奎里努斯，还有综合三个主神为一体的当代的行政管理，凡此种种，其职责和热情就是要压缩繁多性，缩减可能性……哲学家则是繁多性的守卫者，因此，他是时间的牧人，他尽力保护各种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既不会拥有职权，也不会拥有权势。”(28页)
　　看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康德的另一段关于国王与哲学家各有所司的话，适可与这段话相发明，因为觉得他说得妙极了，所以还是忍不住把它照抄下来：
　　“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是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但是无论国王们还是(按照平等法律在统治他们自身的)国王们的人民，都不应该使这类哲学家消失或者缄默，而是应该让他们公开讲话；这对于照亮他们双方的事业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因为这类哲学家按其本性不会进行阴谋诡计和结党营私，所以也就不会蒙有宣传家这一诽谤的嫌疑了。”(《历史理性批判文集》，129－130页，重点为原文所有)
　　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如此，那么哲学与科学呢？哲学与科学在“求真”上是同路人，但是所取的方法和姿态却大不相同。科学要按照严格的理性原则、法规、公式行事，是黑是白、正误之别，在实验结果上可以显示出分明的界线。哲学却不同。它既要思考科学要思考的问题，又要思考科学以外的或科学未及思考的问题。哲学的总目标是理性的，但它时时不免要越出理性的界限。哲学比科学要形而上得多。“形而上学”现在成了该受批判的东西，而若按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的古义，则研究意识里的问题，研究思与辨的问题，是很难避免形而上的。哲学正是由于它思想驰骋、由于它的想象力不受制约，才能帮助科学从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米歇尔·塞尔说：“要用科学的思想思考，但是主要是在脱离科学思想的情况下思考，要善于摆脱窒息思想的清规戒律，但是也要善于调节这样的自由。在有创造性的理性面前，只有针孔大小的余地能够通过，这是严格规定的有节制的自由。”(157页)所以，“哲学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哲学只有在投入繁多性才能超越历史”。(205页)
　　《万物本原》是一本没有结论的书，只留下了一个“梦幻”的尾巴。在“梦幻”里，米歇尔·塞尔继续在“繁多性”里思索。他的思索是那样地无所归心、无章可循地流走。他明言，他不像康德那样认为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中的一切都是依照规律发生的，而认为一切都是分散零乱、错综复杂、没有规律性的“繁多”。
　　据说米歇尔·塞尔最近的一本书题为《自然的契约》(Contrat　na-turel)。塞尔也许终于觉得需要为杂乱无章的“繁多”找出某种规律了。他在《万物本原》里曾经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过，他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闪闪的亮光、在嘈杂中感到了秩序、在繁多中看到了统一，赞叹在喧闹翻腾的海面上出现的维纳斯……但是他没有讲清楚他是怎样看到的。他对向他提问的人说，科学听从“法庭”裁判的伽利略时期早已过去了；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自然界需要的是属于自然界自身的、而不是任何人为的“法庭”。那么，这“法庭”是什么？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不敢妄测，只能就此打住。
　　一九九七年三月于芳古园陋室
　　(《万物本原》，米歇尔·塞尔著，蒲北溟译，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版，11.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