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事实与传说

　　前些日子，读到王蒙同志在《读书》(一九九七年第二期)上发表的《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我很欣赏他的直言和一些论点。王蒙顾虑弄不好会由此踩响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雷。我以为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多余的。不管王蒙怎样分析、怎样说，他与丁玲毕竟是同行，有过相似的命运，八十年代初又有过接触，丁玲给他的印象、影响和他心目中的丁玲，都会引起文坛、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关注和兴趣。现在我写这篇短文，并不在于评论王蒙这篇文章的是与非，我只是试图把构成分辨是非的主要根据，对照丁玲本人的有关言论，作必要的介绍，以澄清当年不符事实的一些误导传说，供王蒙同志参考。这不是“地雷”。欢迎王蒙和读者指正。
　　王蒙首先提到丁玲与中青年作家的关系，他写道：
　　……事隔不太久传来丁玲在南方的一个讲话，她说：‘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
　　……于是传出来丁玲不支持伤痕文学的说法。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成为突破江青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闯将的中青年作家，似是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觉得丁玲当时站到了“左”的方面……
　　王蒙文中引用的“传说”，对丁玲的指责是很严重的。人们要问，这“传说”有几分真实呢？我的回答：一分真实也没有。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三日，七十五岁的丁玲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回到北京。三月，医院查体，患有乳腺癌，应住院手术。为了争取时间写作，她恳求推迟一年手术，这样，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她发表新作《杜晚香》、《牛棚小品》、《悼雪峰》、《七一有感》……等多篇。同年八月，在友谊宾馆接受香港《开卷》杂志的采访，谈到伤痕小说，丁玲说：
　　“……写伤痕小说，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这有什么赞成不赞成呢？社会里有那个事你就可以写嘛。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别写得哭哭啼啼的，别把政治性当口号去说教，政治性就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是意会出来的东西，读者从里面得到启发，得到恨，得到爱。爱的是好的东西，恨的是坏的东西。……想不写伤痕是不行的，……现在有不少的新作家，他们敏感，有感受，思想解放，敢于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他们是我们文艺的希望。”(《走访丁玲》，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开卷》第五期，《丁玲文集》第四卷《答<开卷>记者问》。)
　　在《百家争鸣及其它》(一九七九年八月《文艺报》第八期)一文中，丁玲写道：
　　“现在……老作家也不多了，老作家也不一定就写得好了。我就不敢保险我写得比年轻人好。有些东西年轻人就比我有见解。”(《丁玲文集》第六卷227页)
　　一九八○年六月下旬，丁玲在手术后休养期间，应邀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学员大会上讲话。她说：
　　对你们我是这样认识的：你们写文章的起点比我那时要高。你们一开始就着眼现今社会的时弊，敢于大胆批评指责，这是好的。……我们搞写作的老是在起点上参加赛跑。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也还是在起点上跑。虽然我写作的时间比你们长久些，但我并
　　不比你们强，也许你们有些条件比我还好。(《生活·创作·时代灵魂》，《丁玲文集》第六卷267页)
　　以上我摘引丁玲讲话片断，都是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上半年，在京时，谈到关于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
　　一九八○年七月一日，手术治疗后，丁玲离开北京去庐山疗养，途经上海。七月三日，梅朵同志偕《文汇报》记者来访，事后把采访谈话整理成文，题为《谈谈文艺创作》，经丁玲过目，发表于一九八○年八月十日上海《文汇增刊》七期(《丁玲文集》六卷233页)，这是她到南方来在上海发表的第一个讲话。她说：
　　我对三年多来崛起的新人、新作品，是很喜欢的。……他们的起点比我们很多人当年开始写作时要高。我们那时候，天地很狭窄，……他们真正写了广阔社会里边很多龌龊的东西，很多不好的东西，……他们的作品触及的社会问题，都是比较深的，……。
　　七月五日，丁玲上庐山。八月初，应武汉《长江文艺》、南京《青春》、南昌《星火》三个刊物在庐山联合主办青年作者讲习班的约请，到会讲话。她对与会的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说：
　　说到当前文学创作的繁荣，不能不感谢我们年轻的作家。……近几年来，新人层出，作品很多。特别是，许多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突破禁区，切中时弊，敢于思索，敢想敢写，起点很高，……我们要热情欢迎这一批年轻的新的生力军，为他们的创作成就而高兴。我们完全不必担心他们走得太远了，太快了，步子跨得太大了。他们已不是幼年、童年，而是青壮年，有的甚至将进入中年了。即使、或者有一点点过头的地方，我们还要相信读者……是有欣赏水平的，有鉴别能力的。……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上的惨痛教训，绝不能再向年轻人抡棍子、舞棒子，埋没作品，糟践人材。……。”(载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星火》第一期，《丁玲文集》六卷254页)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丁玲访问加拿大，在麦锡尔大学两次发表谈话，介绍中国文坛和作家。一九八二年一月的谈话后来整理成文，题为《五代同堂　振兴中华》(载《文艺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丁玲文集》第六卷337页)。她介绍到我国第四代作家杨沫、曲波、杨益言、茹志鹃、刘真等，接着就提到柯岩、邓友梅、白桦、刘宾雁、王蒙、李准、公刘、李瑛、邵燕样、雁翼、丛维熙、林斤澜、刘绍棠、陆文夫、高晓声等，她说：
这是一群非常有才华的人。但他们刚一走进文坛，他们之中不少人就受到“左”倾思想的诬害，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遭受委屈，或被划为右派，或被斥为反党分子，就像夜空划过的流星，刚一闪亮，却立即消逝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批人的错案、冤案，陆续得到平反改正……，他们日以继夜写了许多政治上、艺术上都比较成熟的好作品，成为近年来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的中坚群。……他们是经过严峻考验的一代，他们将更深沉，更紧紧攫住时代里面最令人激动振奋的一环，写出波澜壮阔的史诗。他们是文坛的瑰宝。我相信他们能彻底排除曾经一时堆积在心头的一丝哀怨，让愁云飞逝，从而长歌一曲，音韵永存。
　　自然，在深怀信赖、满腔热情欣赏、欢迎和赞扬这一批中青年作家的涌现和创作成就的同时，对另外有些年轻作者，丁玲也及时语重心长提出好意的忠告，她是这样说的：
　　另外一些年轻作者，在刚懂事的时候，适逢浩劫，遭受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年事稍长，正当少年有为之时，又遇到社会上问题重重，听到的、看到的几乎都是不顺心或不合乎理想的事，因此满腔积郁都要借题发挥。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是有才华的，是热心于改革祖国面貌的。他们的写作动机是好的，也的确写了不少好作品，丰富了祖国文艺的花园。……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还有某些弱点和缺点。这主要的是受党的教育较少，和工农兵的结合也较差。……在引进一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机械设备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也趁虚而入，社会上出现了崇洋的歪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部分人眼里只是一些失败的、痛苦的经验。反映在少数作品里，由针砭发展为诅咒，由对于某些个人的指责而发展到对整个社会的控诉。……出现这种现象，我们不能过多地责怪年轻人，我们党员作家应多做工作。……还有些党员，对自己喜欢的人，吹吹捧捧，不负责任，自己足跟不稳，忽左忽右，有时左得可怕，有时奢谈“民主”，放言自由，沉醉在前呼后拥、一片欢呼声中。……这样做的人只是为着装点自己一贯的百分之百的正确，就不惜牺牲别人，牺牲艺术，牺牲事业。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后代迫切需要充满热情、艺术性较高、能给他们以启发的富有心灵美的文学作品。虽然现实生活中存在消极现象，作者可以写，读者可以读，但我们的作者、读者，我们都更需要未来。未来怎么样？我们的国家如何走上富强之路？社会怎样才能进步繁荣？我们现在怎样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应该顺应民心，严肃探讨人生，开拓未来。我们要正确回答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青年，他们的青春、生命、幸福、欢乐植根在什么地方？……(《增强党性去掉邪气》，《丁玲文集》六卷365页)
　　以上摘录的是丁玲复出之初关于中青年作家的几次谈话，有时间、地点，有前言后语，显示了思想的连续不是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包括据说是“传来”的“在南方的一个讲话”。这里有没有“见到年轻人火的不行……她就是不服，她就是要评头品足，指手划脚，乃至居高临下，杀杀你的威风”？广大读者自能作出判断。
　　丁玲离开人世已经十一年了。作为作家，人们对她的作品和她的为人，有不同的评价，是很自然的。至于断言丁玲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只能是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
　　谈到这里，我不得不再说一点：一九五七年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把丁玲划为右派，开除出党时，“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说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当时那得意的神情，那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语气，使我刻骨难忘。由于年代久远，参加批斗会的人有的已经过去，有的也许已经淡忘，现在的年轻人更无从知晓。没想到，王蒙同志在论及丁玲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旁人的观感与她自己的设想”的距离时，引用的是“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他说过的话，这话与当年批丁时如出一辙，一字不差。我实在为才思敏捷、聪明过人、而且主张宽容的王蒙同志的失察而惋惜。时至九十年代，有人借用您的笔给丁玲再次戴上“坏女人”的帽子，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啊！丁玲在九泉之下，又怎能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