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哲学方向何处寻

　　《读书》今年第一、二期上有几篇讨论哲学的文章，主题是“哲学怎么办？”。但我对这一主题却有两点困惑。第一，“哲学”指的是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抑或是其他或全部？从参与讨论的人来看，似乎大都出身于西方哲学，其论证也都充满了“西方话语”，如“悬搁”、“剩余”、“逻各斯”、“话语”、“叙事”等，但其论点却直指哲学这一永恒主题，似乎西方哲学的危机就导致了(全球)哲学的危机；第二，问题到底是“哲学怎么办？”还是“哲学家怎么办？”一方面如赵汀阳所说的，“智慧的匮乏是我们的失职”(《读书》第一期，98页)，另一方面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宣称的那些在大学中学习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学生大多数要失业一样，哲学家也有个“下岗”问题、职业危机问题。
　　至于赵汀阳提出的三个哲学出路的方案，我不敢轻易下定论，但我认为试图恢复先秦和古希腊的思想态度是一种怀旧心理，就像人们厌倦了城市生活就向往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一样，所谓的“综合文本”在我看来是一种奢望和僭越，最终会把哲学变成大杂烩，而强调哲学的实验性或前卫性，只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的表现。这就牵扯到如何学习和“操作”(借用赵汀阳语)哲学的问题了。罗素说，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看似突兀，其实却与他的前辈们的学说息息相关，而海德格尔也一直是以他的问题来解读哲学史上的名家，哲学上也有个学术上薪火相传的过程。即如后现代哲学家德利兹，他是抱着敌对心理来读康德的，但最终却发现世纪末思潮与康德哲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错，有时我们真的大可不必“被诸如存在、自我、超越、自由、本质等漂亮而可疑的语词以及各种谁也不懂的话语所引诱去讨论一些可能与我们真实生活无关的问题”(《读书》第一期，102—103页)，但对于真正的哲学来说，这些话语却是无可回避的，否则只能沦为实证主义或实用主义。我们可以超越这些话语，但却不能绕过这些话语，否则一定不会有好的哲学。哲学既然是对既成思想模式的背叛，就肯定是对另一种思想模式的预言，而在背叛前却是对前种思想模式的认同。这就是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我认为未来哲学发展的方向只能是一种信仰，不是对上帝的信仰，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我眼中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极其优美的构造，我们只能领会到其微不足道的一点，这使得爱思考的人产生一种谦卑的感觉。这是一种真正虔诚的感觉，与神秘主义无关。”西方哲学在其开端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学科，但物理学、天文学等具体学科从哲学中分化出去后，哲学的存在就产生了危机。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赵汀阳提出的“综合文本”或“恢复先秦或古希腊思想态度”的提案。我之所以对这种提案持怀疑态度，是因为我认为百科全书式的时代早已过去，具体学科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不是哲学的不幸，恰恰相反，这种分化后的剩余才是哲学所真正应该关注的。哲学爱的是智慧而不是知识。当宇宙物理学家解释了万物的起源，当生物学家揭示了意识之谜，康德的先验逻辑、胡塞尔的先验自我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存在物，哲学成为一种知识也就不可能了，所有的形而上学只能是一种信仰，一种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近乎宗教式的虔诚。有了一种这样的虔诚和敬畏，人生问题、社会问题都容易解决了。而当哲学成为一种信仰时，哲学也就“有用”了。(赵汀阳也许会反对我的这一观点，因为他在《论可能生活》中曾断言信仰是比思想低级的事情。)
　　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反对哲学成为一种世界观，但我仍然认为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是它的主要“用处”之一。当把对数学、物理、化学的学习作为一种探索世界奥秘的途径而不仅仅是做题应付考试时，这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信仰，同时也把这些学科提升到哲学上来认识，在这样的哲学里也就有了各门具体科学的“根”。(借用胡塞尔语：“现象学展示了一个中立性研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各门科学的根。”)爱因斯坦、玻尔等人之所以被称为科学哲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因此，我认为未来的哲学命题应当从自然科学家那里提出来。中国现今的哲学工作者似乎都很专业化，一门心思在狭小的范围内研究，而国外许多哲学家都身兼数职。例如，一般都认为，在美国的华人中真正算得上哲学家的人只有已故的王浩先生，但他本人首先是逻辑学家、计算机专家。“哲学怎么办”、“哲学有什么用”，我始终认为是个很中国化的问题。在中国，似乎人人都懂哲学，其实哲学工作者任重道远：不仅要努力创造新的理论，还要努力普及哲学。
　　按照赵汀阳、程炼的文章体例，文章末尾我也讲个故事。一名军医给战争中受伤的士兵治伤，士兵伤好后又重返战场，然后再负伤。久而久之，医生大惑，不解自己在干什么，于是拂袖而去。路遇高人，加以点拨，医生大悟，重返战场医治伤兵。别人问医生何故，医生答曰：我是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