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在“文”与“人”的天平上

　　钱理群生活在中国的学术中心，所在的北京大学是昔日思想家的摇篮，他本人之职份又是“培养下一代”，可以比别人更有条件和责任把青年学子引向学术中来，“从我做起”，跬步寸路，逐步地弄出一点气象。正因如此，人们有理由对他这样的“人之师”寄以期待。然而我发现他在学术外的损耗太大，常常弄得没有时间去专心读书、治学，不免替他忧虑。于是利用一次学术会议的机会，下决心说服他：心志超然一点，学问形而上一点，以思想的聚焦和理论的力量去影响学生。他答曰：每一代人都有他跨不过去的局限，我以为你说的这些工作会有更年轻的学者来完成。我觉得我最适合干的事就是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告诉青年学生，让他们避免我们的苦难，更好地超过我们。
　　不久，他赠送给我一本新出版的文集：《压在心上的坟》。读了这本书，我不禁后悔对他的“攻击”。其实，他也无需讲那一通道理，仅是这一座“坟”，便可以把我征服。
　　不要误会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座真坟，其中埋葬着他二十年前在贵州一个偏远的小城教书时的一位女学生。死因很简单：“文革”开始时，钱理群被学校横扫进了“牛棚”，这位当时他还说不出名字的女生(地主家庭出身，但从小父母双亡)说了一句公道话：对钱老师上纲太高，不符实际。她于是成公敌，于是被揪斗，于是以死相抗，于是就有高音喇叭的吼叫：“反革命分子某某自绝于人民”。这位十多岁的女孩子“自绝于人民”的方式其实很古老：投湖。时间的选择则是连雪亮的眼睛都看不到的时候：深夜。
　　在今天的青年人看来好似小说，但在过来人的经历中，这样的事却太寻常，不足挂齿。所以这样的故事大多被过来者忘了。
　　读了这些流血流泪的文字，他的很多著作和行为，自此在脑海连成了一片。可以说，这沉重的“死尸”、“坟”是打开钱理群的第一把钥匙。并且可以不夸张地说，借此可以理解钱理群已经定型了的生命格局、学术生涯、学术路数和学术风格。
　　我注意到了他在几个场合感叹中国缺乏思想大师。有几次讲演，都殷殷相劝于他的学生承担此任，好好读书，并且希望他们踏着自己这一代前行。然而他自己似乎从不执意于此，从不这样设计自己：他不想当大学者。这恐怕不是他常剖白的几个“不行”或“局限”所能解释的，而确乎是心中叠累着太多的死尸与坟：学生的，老师的，亲人的，朋友的，自杀的，他杀的，单个死的，批量死的，知道死地的，说不出死所的。
　　有了这样的坟，有了这样的梦魇和情怀，他不能安于学术聚焦，实在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可以说钱的所有著作，都程度不一地流露出一种坟的悲情和由此而来的愤懑。即如这本书，便是由“我的悔恨”、“我的自剖”、“我的反思”三部分构成，几乎全与有形的无形的“死尸”和“坟”有关。他的悔恨，他的自剖，他的反思，正如序言所云，是为了探讨“怎样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他的其它学术著作中，看到这样一种很不遵守学术规范的景观：即使是一种纯学术的描述，他也不忘记在适当的时候，走出语境，旁白几句，或者骂几句，再不然，就是留一个长长的尾巴，节外生枝地倾诉他的情怀。据说他的下一个动作，就是用几年时间，写一部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史。可以大胆地预言，他的这部史，也跳不开如上的情结和路数，终于不过是一部钱氏心史。
　　钱理群曾不无得意地说自己“深通中国世故”，可以当“高参”。熟识他的朋友恐怕都会怀疑这有多大的真实性。在我看来，他从形到神都更像小孩：他那硕大的头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象征，这是孩子躯体才有的比例。他那放言任性的演说，不遵矩度的文章，爱说爱动的行状，都处处使人感到他太“不成熟”、“不稳重”，与他的“老教授”身份极不相宜。
　　应该说，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能用最后的生命之力量和热忱，与邪恶抗争，与灾难搏斗，呼唤生命、纯真、良善，这已经难得了。况且，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以及“儿童的发现”，这些东西从来不是仅靠什么“学问”弄出来的，而首先是从绞刑架、血泊与泪水中发现的。一如钱理群从“死尸”与“坟”想到生命，想到儿童一样。其实心的专注，爱的眷注，这本身不也是一种聚焦么？
　　“文”从来是从“人”那里获得存在权利与价值的。在这天平的两极，前者总是第二性的，从属的。没有对人执着，哪会有什么学术的气象？甚至，人只要在有价值的道德实践中，干吗一定要付诸于文？
　　是的，每一代人都有他跨不过的沟。为什么一定要强而为之地跨过这条沟？其实每一人只要他忠实于自己，他也就跨过了无数的沟，而通向了每一代人。
　　(《压在心上的坟》，钱理群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出版，1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