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影视的休闲与生态

　　上海有一位老人曾朴素而深刻地说过，电视如一盏灯，看完想看的节目，关了电视就像关了灯，可以上床就寝了。这种看电视的方式和心态，和传统意义上看电影，或者欣赏艺术什么的，已不是一个等级量的比较，牵涉到的也不是一般的观赏心理问题。
　　一般人认为，电影是处在影院情境中的窥视，是仪式化的社会行为，而电视则是客厅中的收视，是日常生活的文化代理。表面看来，“窥视”和“收视”确实显示了观赏(看)心态的区别。一方面，在共窥中，黑洞洞的影院环境净化了同场观众的社会关系，银幕成了“观景窗”，是整个影院空间的唯一心理出路，躲在黑暗中的观众在半强迫情形下获得了“窥淫癖”和“自恋欲”上的心理快感；另一方面，看电视只是家居生活的一部分，一切都是熟悉的自主的明亮的，电视不是主角，不再超凡巨大，只是某一个家具，只是代理观众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但观赏(看)中的“仪式化”和“客厅化”，还不是影视区别之实质所在。在现代社会中，影视的区别着重点已转向了心理现象后的文化动因，主要是休闲心态的不同以及此种心态所依存的生态性构成。
　　现代社会的休闲特征，是随着生活观念的解冻而浮上现实层面的。文化意义的休闲指的是由闲情导致的，为不断满足多方面需求而形成的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诸方面的一种生存(命)状态。相比较而言，电视更易成为一种典型的休闲文化，而电影则是有限度的休闲行为。很多人都在声称自己多久没看电影了，虽有小小的遗憾，但基本上是无所谓，这背后的原因有多种，诸如对国产片的失望呀，对进口片的模式化不满呀，对电影消费的不适应呀等等，但其中一定包含了仪式化艺术赏析心态与休闲内涵的冲突原因。与曾经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的看电影的集体性相比，电视的个体化确实诱惑人。看电视从商业属性看，本质上是一种消费行为，可以将屏幕上的一切都转化成消费对象，可以自由肢解崇高和不凡，这种休闲权利本身就是一种财富，一种能获得情感调剂的财富。比如电视从业者之所以易出名，就在于他们在屏幕上的形象(也可以是间接幕后形象)，是以休闲的名义最大限度地融入于民众的情感需求中，成为观众不认识的老朋友，成了著名的普通人。赵忠祥的《岁月随想》、杨澜的《凭海临风》和姜昆的《笑面人生》畅销得不可思议，就是沾了电视这种文化功能的光。
　　与休闲直接相关的就是生态性，因为休闲方式构成了文化环境和精神环境，产生所谓的现代精神生态学。电影曾经成功地占据了人们的艺术文化空间，让看电影从一种生活习惯转化成生活大事，典型的如日本人爱看寅次郎的故事，《男人难当》系列片拍到了第四十八部，直至主演渥美清因病去世，原因就在于日本人把故事看成了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把寅次郎看成日本男人的象征。随着电视的发展，人们发现电视更符合生态学特征。二十世纪的电视确实以环境文化的身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振荡和冲击，成为最受宠幸的大众娱乐手段和信息来源，有时成了比学校、家长更有力的教育方式，因而就成了生态环境中的一部分，如水和空气一样。据民政部调查，城市居民业余生活中的文化活动状况(肯定者比重)是82%在家看电视、43%读书刊、30%参加其他文化娱乐活动。另据统计，电视已成为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伙伴，进入千家万户。儿童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十二年中，观看了五千零四小时的电视节目，远超过他们学习任何一门课程的时间。
　　这说明，电视的生态性比电影有着更强大的生活包容性。电影的艺术文化性，有时只能满足特定时刻的特定心理需求，而电视则像血液一样渗入了生活，“濡化”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