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知识共同”的可能性

　　三年前的春天，我在东京与一位中国友人进行了一次谈话。由此，经过这一年来的准备，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援助下，日中两国学者于一九九七年八月在北京召开了以讨论“日中之间建立知识共同体的可能性”为主题的会议。
　　说老实话，在准备阶段，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知识共同”会遇到那么多的障碍。
　　我感觉到某种困难，是一九九七年三月末到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任主任以后的事。
　　首先是日本文化在中国的地位这一问题，我发现在中国知识界，日本文化的地位比我们日本人想象的还要低。
　　例如大多数日本高中生、大学生至少都能举出二、三部中国古典作品的名称来，如《三国志》、《水浒传》等等。相反，中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则很少有人知道日本有一部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名为《源氏物语》。在日本存在着中国古典作品及有关中国情况书籍的出版市场，而在中国却没有相应的日本古典作品及有关日本情况书籍的出版市场存在的余地。两国间在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落差。然而严重的是，一般的日本人不仅没有注意到这种文化的落差，反而因为日本的经济、技术先进而抱有优越感。这些人恐怕至死也不会注意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看来，经济即所谓“利”，技术即所谓“小人之末技”，这实际上并不是太值得看重的东西；至于那些为此颇感荣耀的日本人，则更是令人讨厌的对象了。这样一来，日中两国的文化落差对日本人来说，就是相当深刻的问题了。我不禁自问，在日本，到底存不存在着中国知识界的文化资源呢？
　　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欧洲无疑是文化资源的宝库。不仅是资源，而且是压力的根源。可以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一直将与欧美相对峙作为自己文化世界存在的前提。因为高傲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自觉地以与欧美平等为前提来做学问，所以他们的失败感、挫折感便很强烈。同时，对欧美的抗拒加深，自身的变革也更为深刻。现在，他们正面向二十一世纪，全面复苏。这种复苏是以欧美为参照物的，他们的注意力依然是集中在欧美，对周围的亚洲诸国则无暇顾及。更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眼里，日本只是一个在快速引进欧洲制度及文化遗产、顺利实现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这点上值得注意的国家。这正说明日本只被看成一个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根基的国家，或是善于模仿外国文化的国家而已(当然，对此我本人有自己的看法，在此暂不赘述)。如今，中国正在恢复与欧美的平等关系，她把日本看成除去经济关系外几乎没有对自己有益的东西的国家也就不足为怪了。
　　日方提出的日本有无文化资源这一问题本身就令人觉得是脱离现实的。
　　日中两国怎样才能跨越巨大的落差，建立知识共同体呢？
　　日、中之间并不是没有学术领域上的知识交流及民间的文化交流。但观其实态，便可看到其中潜藏着很多被忽视的问题。
　　以学术界的交流为例，日本的中国儒学研究和中国的中国儒学研究间的交流，比如以有关朱子学的日、中学术交流为例，在交流过程中，每次都积累下来很多有关朱子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细致而又精巧的报告。但是，严格说来，这些只是朱子学方面的交流，而并没有成为日、中间的学术交流。因为既然是日中交流，那么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不同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研究的立场、视角、方法论上的差异，这一点双方必须作为前提统一认识。从日本方面来说，作为日本人，现在研究中国这个外国的、而且是八百年以前的朱子学，其意图、目的是什么？从中国方面来说，在中国，现代朱子学研究的时代要求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双方讨论的东西。以这种讨论作为交流的前提时，就要从整个东亚这个视角来把握朱子学。例如朱子学兴起的中国宋代(九世纪以后)的政治、社会构造，把朱子学作为政治、道德思想来接受的朝鲜李氏王朝(十四世纪以后)，以及日本的德川幕府时代(十七世纪以后)的政治、社会构造，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共通性？各国朱子学之间又有什么差异？综合起来，朱子学在东亚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朱子学在东亚的历史性特质是什么？以上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再有，东亚的这种不是以宗教、法制、军事而是以道德为基轴构筑的政治体制在世界史上的意义，包括现代化过程的特质等问题都可以讨论。
　　可是，实际情况是：两国的朱子学研究者摆出各自所想的问题，从而引发出第三个新的课题，这种交流，并没有实现，而是依然仅仅停留在朱子学的交流上。在这个交流过程中，我感到中方有某种宗主国式的气氛。比如，对中国的朱子学和日本的朱子学，不知不觉地把前者看作宗主、主流，把后者看作旁枝、支流或亚流。他们把日本的中国朱子学研究者看成是要学习中国的思想的没事找事的日本人：其不仅在中国古典方面的功底远不及中国学者，甚至连中国话都说不流利，至于对《朱子语类》等宋代口语文本的读解能力更是有限。但也正因如此，中方学者就认为对这些日本研究者要热情、要尊重他们的研究，要鼓励他们。这样的热情照顾能够称得上是交流吗？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礼貌而已。可是，目前赞同我的人并不多。
　　实际上，我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也体会到，日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对中国的日本古典文学研究者所怀有的以我为本的心情，与上面说的中国学者完全一样。如果把上一段中“中国”一词换成“日本”，“朱子学”换成“日本古典文学”，就恰好是日本学者的心情。“把中国的日本古典文学研究者看成是要学习日本文学的没事找事的中国人，但是……至于其对日语古文的读解能力更是十分有限，而也正因如此，日本学者就认为对这些中国研究者要热情、要尊重他们的研究，要鼓励他们。”这样，日、中之间的礼貌的往来就变成相互的了。不过，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礼节性交往的局限性，已经向“植根于中国的，作为外国学的日本学”这一方向跨出了第一步，在改革方面已经领先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者，这一点必须提上一笔。
　　那么日中民间的文化交流又如何呢？日本向来致力于向欧美介绍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把那些能使欧美人感到异国情趣的“歌舞伎”、“能”、“浮世绘”、“陶瓷器”、“茶道”、“花道”、“书道”等等介绍给中国，又会怎么样呢？其结局恐怕是：“歌舞伎”、“能”让中国人联想到京剧，浮世绘让他们联想到中国画，而至于陶瓷器、茶道、花道、书法则至多不过被看成是对中国的模仿。这与日本人喜欢京剧、爱好中国画、中国书法，憧憬唐诗的境界是非常不同的。对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古代文化毕竟只不过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分枝而已。从这里可看出，文化落差绝对存在，我们与中国人的文化交流也非常困难。如上所述，日中两国在学术交流、民间的文化交流方面，也完全找不出“知识共有”成立的基础和背景。日、中两国间令人满意的学术、文化交流都不存在，又何谈能做到“知识共有”呢。
　　实际上“知识共有”的困难并不在上述的文化落差和礼仪化的学术交往这些浅层面上。应有的思路正好相反。正因为有文化落差，所以正视它，把它当作课题，这样反而会形成实现日、中知识分子“知识共有”的基础。正因为要把礼仪化的学术交流变成真正的交流，才更需要新的“知识共有”。
　　实际上，日本方面在准备阶段就提议打破礼仪化学术交流的框框，拓宽议题，不再拘泥于狭窄的专业领域——即要讨论所谓“公共领域”、“中间层”、“社会与国家”、“近代化”等等问题。可以说日方试图将重点放在“知识共有”中的“共有”上，来打破交流的闭锁性。日方考虑到中方与会者涉及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思想史、比较文学等各个领域，于是也召集了相同领域的学者。并且日方作了这样的补充：所谓“共有”是超越国籍的个人之间的共有，因此，座位安排也不要日方与中方面对面，最好是围着圆桌自由就座。
　　这些提案，使中方产生出很多疑问：不属于国家的个人究竟有可能存在吗？日方究竟是出于怎样的目的而提出了“公共领域”、“中间层”等等的议题呢？如果这些是日本现代社会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那么用短短二天时间来讨论五、六个课题，其理由令人费解。如果日方只是想丰富一下有关“公共领域”问题方面的知识，那么“公共领域”问题的专家门以分科会议的形式讨论就可以了。于是，中方提出了以下相反的方案：首先从共同探讨“知识的存在方式”来展开讨论。自己现在是在怎样的“知识”制度中？是怎样努力创造新的“知识”的？“知识”所应起的作用是什么？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应该怎样？从以上这些问题为出发点展开讨论，然后进一步讨论从中派生的诸问题。
　　中方的这一相反提案是以“关于知识的制度”为题送交日方的，日方并没有理解其真正的含义，而将其看作是名为“知识的制度”的新议题，于是答复说，已将其安排在第二天下午的讨论日程中。
　　这样，在中方来看，日、中两国间的“知识共有”早在准备阶段，就已经显露出几乎无法纠正的错误。中方首先将重点放在“知识共有”中的“知识”上，来回应日方，他们是要把“知识”的根本、存在方式作为第一义的问题。
　　出人意料的是，对这样严重的错位，日方的大多数人不要说在准备阶段，就是会议开始后也没有觉察。一部分人在会后才恍然大悟，这时候的反应是：中国是不是因为有知识上的限制，才会提出知识制度的问题呢？或者：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日本在六十年代已经结束了；再有：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共同拥有危机意识，令人羡慕，等等。我有一位朋友，曾在七十年代大学运动中扮演过领导人的角色，他当时并没有参加会议，后来他来北京时听我谈起这次会议的经过后说了这样一件事：某位年轻的受人欢迎的日本作家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就最近日本富裕而且是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的子女中，频频出现少年犯罪或者少女卖淫现象等问题，这样回答说：日本的现代已经结束。现代结束，则民族、社会、国家这些东西也已消失。现在一切都是要靠个人的判断，而个人的判断基准还在摸索之中，没有确立，所以，少男少女们在拼死挣扎。意大利记者听后说：祝贺日本的现代已经结束。
　　在这里且不提我是怎样反驳这位受人欢迎的作家的回答的。只是，勿容置疑的是，像这种“现代结束了”式的聪明的回答，给人们的无力感、倦怠感，对社会不负责，逃避和封闭在“自我”这狭窄的空间里等等现象都贴上了免罪符。
　　说到这里，已不再是“没有觉察错位，所以问题严重”这样单纯的事情了。即便是觉察到了错位，恐怕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此作出反应的内发力。而且即便自知这种内发力的丧失，也不觉得这对自己是件憾事，也就更不会想到要努力恢复这种内发力。本来在如今的日本社会，对研究抱有使命感，呼吁知识分子应有的自觉等等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标新立异的事情，这种牵扯周围人的“火辣辣”的活法，比不上不干涉周围，也不为周围所干涉的“冷静”的活法，后者与周围的关系没有紧张感，相互都舒服。幻想“近代”结束了这样的言论，对不关心国家、社会，只沉浸在个人的舒适生活之中的人们来说，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伴奏。
　　在这种“知识”的封闭状态中，日方的与会者们至少提出了不是封闭在狭窄的专业的框子里的、而是跨越专业界限的共同课题，凭这一点，可以评价他们是要努力改善极其封闭的日本的“知识”现状的人们。但是，遗憾的是这只是在日本内部的微小的事，他们还没有找到改变日中之间“知识”断绝状态的方策。其成果仅仅是，提出了在日本或者说国际上热门的、至多可称为“知识的交流”的若干课题。这种没有主体根基的“知识的交流”，其结果只能是知识的交换和量的扩充作业，极端一点说，几乎就是个人的知识游戏。
　　这绝对不能称做“知识共有”。在会议的最后，中方有人这样严肃地总结道：这次会议，双方没有把对方看作是拥有共同研究对象的“他人”，而是把对方当作自我认识的媒介，这一点是成功的。日、中两国间的“知识共有”究竟可不可能呢？或许我们今后仍然只能是对方的媒介？
　　作为日、中“知识共有问题”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我对这样的状况不能不感到震动。因为，没什么可隐瞒的，我本人也正是把“知识的交流”误以为是“知识共有”的人中的一个。现在我已经清楚“交流”与“共有”的区别，要“共有”，就要有自觉存在的共有“知识”的主体，就要探讨“知识”主体的定位问题。
　　日方与会者回国后，我因为继续留在北京，没有机会和他们谈话，所以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在想什么。如果他们把“知识”主体的存在与否归结为时代的差异、国情的差异或是社会状况问题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现状，在我看来正是日本危机四伏的现实。他们中有一个人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共有危机意识，令人羡慕。在这慨叹里恐怕隐含着这样的感受：在中国，同时代的人面临着共通的课题并共有它。与之相比，日本的知识分子没有共有的共通的课题。他们每个人都是孤立的。上述发慨叹者或许也想说：日本的现代已经结束。可是在我看来，日本的现代已达到了一百年来畸形发展的极限。少男少女们难忍其痛，才以犯罪、卖淫的形式发出悲鸣。对在日本农村、都市、学校、公司无处不有的、多种形式的对现代畸形的悲鸣我们不能充耳不闻。不仅如此，还要认识到自己也是这畸形中的一个，或者说是正在制造畸形的人中的一个。所以说重要的是你是否意识到这种畸形是你自身的课题，至于人们是否共有这一意识则不过是结果而已。
　　在有关危机意识的问题上，不是从自身而是从是否共有出发来思考的方式，正与日方不从自己“知识”的主体出发而从“共同”出发来选定议题的思路同出一轨。这也许反映出了共同、共有的妥协、协调，常常优先于个人的自我主张这一日本式的“知识”状况。并且因为这种状况，日方就去寻求国际共通的主题，其结果只是选择了流行的、最新的话题。其实，日、中两国间的“知识共有”，不是从寻找两国间共通的话题开始，而是从共同深入探讨双方在各自国家中所正面临的问题开始的。所以说正如中方指出的那样，个人是不可能成为游离于国家之外的自由的个人的。
　　日、中双方只有各自在“知识”的世界里深入探讨本国的课题，才会有一种悖论的结果，即实现超越国界的同伴之间的“共有”。
　　早在本世纪前半叶，先是日本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既而侵略中国，中国则抵制日货、开展抗日斗争，最后终于发展为“大东亚战争”。在这一时期，日本发行的知识分子的综合性杂志《改造》，每期都刊载有关中国的报道、座谈会和论谈。而撰稿或者出席座谈的人，日方是片山潜、谷崎润一郎、橘朴、长谷川如是闲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作家及中国问题专家和记者；中方是胡适、高一涵、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孙文、戴天仇、周佛海等学者、作家、政治活动家，双方都是两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而且，该杂志除了蒋介石的《对日华事变宣言》(一九三七年，但禁止发售)以外，还翻译介绍了毛泽东的《论抗日游击战》(一九三八年)、《世界新形势与中国的前途》(一九三九年)、《宪法促进与抗日》(一九三九年)等等，并且还刊载了赛珍珠、艾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欧美了解中国的作家、记者的论稿。可以说当时战争这一特定时代背景要求人们必须就日中问题、中国问题这些国际“共有”的问题进行讨论。
　　到了一九五○——一九六○年代，日、中处于国际性冷战的紧张关系中，没有外交关系，交流也断绝了。可正是这种交流的断绝，使竹内好、丸山真男等当时日本的知识界人士得以在日本国内就日本问题、中国问题、亚洲问题进行“共有”的讨论，实际上，有很多年轻的学者在这种“共有”的讨论中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动机。
　　如今的九十年代，日、中间不再有战争、交流断绝等等由外部压力引起的张力了。可是，虽然这种压力引起的张力或许已经没有了，但前面所说的由于日本国内现代的畸形发展而造成的、日常性的，因而也就令人觉察不到是张力的那种张力，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饱和点。我们不是作为政治家或者社会实践家，而只能是作为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来对应这种为人所视而不见的张力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所采取的立场是：不将自己埋没在日常性的麻痹中，坚持有批判性、有理性精神的自我，从而体会出畸形的存在。一方面在投身于现实的过程中自觉意识它的畸形状态，一方面将从畸形的现实中抽出理想的现实作为研究的动机。这是我个人遵循的原则。不管形式如何，只要各自对上面所说的张力对应得当，那么我们日、中双方必然可以以某种形式触及到世界史上被扭曲了的整个亚洲的畸形的问题。这时，这种亚洲问题的研究不是以表层化的个别言论的形式存在，而是作为研究的动机、方法存在于研究内部，是能够被上升到理念化、普遍化层面的。也就是说，“知识共有”作为一种结果，必然会产生于这种理念化、普遍化过程中或是已经理念化、普遍化了的那样一个层面上。而那时，我们双方必定都会发现对方是自己丰富的知识资源。
　　此次，有过欧美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和我们日本人一起努力探讨“共有”是十分可喜的。这次尝试在形式上虽然失败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去思考怎样才是“知识共有”，这就是收获。就我个人而言，能在中国结交思考“知识”本源的友人，更是喜出望外。我无法断定今后是否再能有这种“共有”的尝试。在近一个半世纪里，日中两国的对欧美关系都充满了苦涩，与此互为表里，我们两国的现代化过程都是步履蹒跚的、国家本位主义的和片面的。这些给我们之间的思想沟通带来困难。然而恰恰是这种困难倒有可能使得作为结果的“共有”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化。
　　日本的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靠外部压力，也就是说时代课题给“共有”创造了机会。而今，产生“共有”的契机则是学者个人深刻的内在研究动机，故而朴素且量微，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可以成为每一个人主体性的、创造性的原动力。
　　(原文系日文，戴焕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