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历史庆典：奠基神话与记忆重塑

　　从一九八九年大规模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后，法国九六年九月又在兰斯举行隆重庆典，纪念法兰克人国王克洛维(Clovis)皈依基督教一千五百周年。罗马教皇让·保罗二世还专程赶来出席这一仪式，盛况空前。就这一纪念仪式的举行及其意义，法国社会各界一年多前就展开了讨论，学术界出版界也就此举办各种讨论会，推出讨论专辑及学术专著。在这些著述中，较为突出的关于克洛维其人其事的考据性著作有罗什的《克洛维》，研究克洛维受洗的意义及历代的记载及阐释的有戴斯的《克洛维——从历史到神话》，吉梅的《克洛维——时代的洗礼》及查尼等的《克洛维的洗礼——法国的洗礼》等。
　　克洛维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人，在中国不治西洋史的人大概都已想不起他的存在了。史籍记载克洛维大致生于公元四六六年，正是古罗马帝国解体的前一年，当时以哥特人为首的来自北方的日耳曼人席卷欧洲，其中最强大的一支就是克洛维率领的法兰克人。克洛维少年得志，十六岁就成为部落首领，率部征战，征服了当时称为高卢的法国大部领土和今天德国、比利时的一部分，建立了法兰克王国，为后来的法兰西民族的疆域的成形奠定了基础。不过，今天法国人纪念的克洛维并非这个在马上打天下的半原始部落的酋长，而是那个在四九九年率部接受洗礼，将法兰克人引向基督教化的光明的投奔者。据说，克洛维在娶勃艮底信奉基督教的公主为妻之后，战场上受挫，于是祈求其妻的上帝保佑。他当时发誓说，上帝如能保我胜利我即皈依基督。结果奇迹出现，克洛维转败为胜，他于是不失其言，接受洗礼而成为教徒。
　　史学界目前所掌握的有关克洛维的原始史料仅有两份：一封克洛维写给主教的信和一封主教的回信，有关他的生平主要根据一百年后图尔主教的记载，并无佐证材料。即使说克洛维皈依基督教这一事实可以确定，但此事发生于哪一年，却并无准确记载，史学界也其说不一。目前大多数史家认为克洛维受洗应在四九九年，但官方根据较早的意见将此日期定在四九六年。相对于一千五百年说来，三年也许无伤大雅，但历史的可塑性从此也可见一斑。
　　经过年鉴学派及新史学冲击之后的法国史学近年有向政治史、事件史回归的倾向，但兰克学派的实证史学时代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说克洛维接受洗礼的年份的误差并不影响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那么建立在唯一教会记录基础上的史实是否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教会会不会为扩大其本身影响而彰显克洛维接受教化的过程并贬抑其政治投机的一面？法国新史学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口号，即从现实出发对历史提问题，并认为这一方法既可以用现实之光去照耀某些历史的盲点，同时又可以充分地发挥历史的借鉴作用。欧陆思想界学术界目前处于一种时代转折的迷惘之中，对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的认定成为主导趋向，也许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以历史之光去澄清或探索现在和将来才更显得必要和珍贵。
　　对克洛维的纪念庆典正具有这样一种性质，一种将过去与今天重新连接起来，以集体的仪式去引导民族的集体记忆的尝试。任何对历史事件的纪念都绝非简单地复述历史，它是对历史的一次集体性的再阐释。在这里克洛维是过去与现在的中介，现实与历史的关系才是反思的真正客体。不过问题是谁是反思的主体？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尤其是大张旗鼓地举行纪念仪式既然是对历史遗产的集体性的再诠释，那么应该在何种精神指引下进行诠释？由谁来把握这种指引？是国家——世俗政权的代表，还是教会——精神王国的一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纪念克洛维的仪式才将包括政界、宗教界、学术界的各种力量动员起来展开了甚为广泛的讨论，有关克洛维的传记及学术研究著述才能够登上法国畅销书的排行榜。多元社会的好处之一便是有多种沟通表达的渠道，使历史遗产的诠释权不会成为一种专利，既不为教会所垄断，也不为国家所掌控，甚至也不为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所遮掩。讨论的自由与自由的讨论使得对克洛维的纪念庆典的意义深入到社会，普及于民众，具有一种真正的全民性的刷新历史记忆的功能。
　　历史的庆典能够动员社会获得响应，不仅要求庆典本身必须建筑在现实基础上向历史寻找借鉴，而且也需要被纪念的这一历史事件具有现实意义，既是历史的遗产又是现实社会中流动的传统，是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奠基神话。所谓奠基神话，实乃这样一些历史事件，它们发生于历史的转折关头，或者本身就意味着时代的转折。它们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宣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它们是历史上的里程碑同时又是通向未来的指南，它们是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的巨大的精神与思想资源，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并对民族发展的方向带有规定性的指引。在中国，秦始皇统一六国，刘邦起兵兴汉亡秦，五四运动等都是此类奠基神话，在西方，希腊佩里克利斯的民主世纪，文艺复兴，哥伦布发现美洲等是典型的奠基神话。毫无疑问，克洛维接受洗礼是法国历史上的奠基神话之一。
　　作为奠基神话，克洛维受洗有两层意义：一是确立了基督教在法国的正统地位。法国现在仍有近百分之八十的人信奉天主教，这一点没有争议。二是预示着法兰西民族的诞生，有人将克洛维的洗礼称作法兰西的洗礼正是这一意思。在这层意义上，有关讨论争议颇大，反对的意见认为将法兰西的诞生上推至克洛维时代第一与史实不符，第二也是将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归约为一部被基督教驯化的历史，忽略了法兰西近代共和的传统，是一种宗教借历史庆典还魂的企图，不利于政教分立的现代立国原则。
　　从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关系看，一部西方近代史正是一部社会世俗化的历史，是社会摆脱宗教神权控制(他律)而走向人类自我控制(自律)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使社会走出宗教羁绊，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它使现代社会自律的原则得以确立，从根本上铲除了君权神授或其他外力受权而产生合法政权的可能性。法国大革命正是这一过程之辉煌结果。换句话说，法国之所以是今天的共和体制的法国，正是法国革命开其端的。一九八九年法国革命的隆重庆典自然无疑也有加强公民对民主共和体认的功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念克洛维战争是同纪念法国革命针锋相对的。克洛维接受洗礼，从基督那里获取其政治合法性，正代表着那种君权神授的传统！法国一部分左翼人士对纪念克洛维及罗马教皇借机来访持强烈批判态度正是为了捍卫法国革命以来逐步确立的政教分立原则。不过仅从仪式的功能角度，倒使我觉得此次庆典的最引人注目之处仍然是其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发掘和通过大规模的全民性的庆典将发掘之成果传输给社会。从而起到更新集体记忆，或曰记忆重塑的作用。
　　克洛维作为法兰克一个部落的首领接受基督教化，向宗教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固然有君权神授的成分，但是当时按日耳曼人部落的原始习惯，部落首领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军事统帅，即是说克洛维本无向天主教寻找合法性之必要。政教合一战争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通则，古罗马帝国也不例外，只不过这种政教合一往往是以政挟教，以教辅政。克洛维接受基督洗礼，意味着他承认在政治军事统领之外，还有一个精神主宰，实际上将自己所拥有的精神权威让了出来，拱手交给了基督。当时的克洛维这样做，也许仅仅是为了一次战役的胜利，为了某种政治的需要甚或是为了讨其妻的欢心，但其历史意义则是开了政教分立的先河。为确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原则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很显然，从这个角度看待克洛维的接受基督教，重新将基督教起始时的积极意义开发了出来，肯定了其历史功用。
　　对一千五百年前的克洛维受洗作如此诠释，并非学术界的一大发明，但这类观点对于法国这样的天主教日益衰落的国家大众舆论来说却是尘封已久的了。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法国此次纪念克洛维洗礼，左翼人士原有的那种宗教还魂的疑虑自然获得了消解。从这个思路回顾基督教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曾经在独占精神领域之后插手政治，造成一种近乎宗教极权的时代，近代民族国家之起源之所以走了一条世俗化的道路，那正是因为基督教插手了政治和社会。而目前，基督教在西欧发达国家普遍衰退，倒是世俗社会对宗教往往采取排斥倾向。法国有舆论在克洛维纪念仪式结束之后表示，现在已经到了提倡世俗社会对宗教宽容的时候了，似乎正表明了此次纪念庆典收到了重塑集体记忆的效用。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初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