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伦敦书评》：自我对失语的反抗——萨义德自述

　　对近年的理论热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萨义德(Edward Said)的名字。可是，恐怕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萨义德个人生活经历中一些基本事实与其著述间的关系。一九九八年五月七日《伦敦书评》刊载了萨氏一篇夫子自述：《在世界之间(Between Worlds)，》对此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线索。其中最具“新”闻性的，可能是他在一九九一年秋被诊断患有白血病。这也是他自己坦承的这次写作的主要动机：面对来日无多的生命，确认一向拒绝命名的自我成了强烈的冲动。他的生活历程中具刺激性的情节，远不止一两个。由于坚持对“巴勒斯坦人”的命名，他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曾遭犹太极端主义分子纵火，他本人及其家庭多次收到谋杀恐吓信；当阿拉法特在未征求他本人意见前就宣布任命他为巴勒斯坦和谈代表时，他先是遭受媒体“追星式”的层层包围，后又因坚持和平共处立场，寻求以巴和解，成为极左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攻击目标；一九九六年，阿拉法特却又下令查禁他的一本政论集，因他抨击了阿拉法特在领导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的盲目与独断，并严辞指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奥斯陆和平协议具有欺骗性。
　　萨义德生命中这些特殊的经历源自于他是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后裔，少年时即因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战争而失去以往的家园；然而，由于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加入美国军队，他的家庭又早就取得了美国国籍。前者在“巴勒斯坦人”尚未得到英语世界认可时使他个人作为学有所成的学者处于整个民族“无名”和“失语”的前沿，而后者则使他免于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多年来流离失所的悲惨命运。可以说，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支持以色列建国的一贯政策下，英语世界长期不予认可的首先是这些“巴勒斯坦难民”，而这一政策的基础正是对“巴勒斯坦人”文化历史的总体抹煞。
　　不过，以上这些地缘政治因素并非自始即参与了萨义德本人政治自觉性的发展。他的少年时代在英国殖民者设于埃及的贵族学校度过，青年时代在美国继续接受教育，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受聘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本人自述的三分之一是在回忆这一段，虽然着力指出自初级教育开始的母语失落已经使他永久地放逐于任何可能的自我家园之外，他自己也承认，这仍然属于他的“前政治”时代。关于“失语”的真正焦虑是直到六十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以阿一九六七年战争与席卷美国校园的人权和反战运动同时冲击着萨义德。萨义德指出，美国激进左派关于黑人人权和越南反战运动的概念和话语狭义地否定了他为“巴勒斯坦人”发言的立场，而所谓的“中东冲突”又在六七年战争后转化定义为“以巴冲突”，这就促成了他要为自己的民族找回声音的决心。这是他一九七二年在贝鲁特利用一年休假强化学习阿拉伯文学和文字学的主要动因，也是他开始游离于自己西方古典文学的专门领域，进入《东方主义》一书写作及其他文化研究的开始。很显然，当时美国的人权和反战运动在否定其发言权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借用”话语的机会。他所代表的“巴勒斯坦”困境和他所能加以利用的话语，在时间和发展上与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都有着决定性的地域与代际差别。
　　凡是读过《东方主义》的人，都不会忘记书中对后结构主义大师福柯的推崇备至。可以说，福柯的解构批判为《东方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论资源。耐人寻味的是，在面临生命终点时，萨义德简要地总结了自己曾汲取动力的主要理论源流，自认一直试图跳出经院，关心现实，以由维柯到葛兰西为代表的意大利现实主义传统，作为对黑格尔、马克思到哈贝马斯等人的德国理想主义传统的补充，却从头至尾绝口未提任何法国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或理论家。以为这是萨义德在理论上简单的落伍，恐怕并不合实际。自从《东方主义》发表，他已经越来越深地卷入实际政治关怀。首先是为“巴勒斯坦人”争取作为概念存在的权利；而后，他曾提及阿拉法特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弄明白自己并没有一个能与以色列政府抗衡的、西方概念上的“国家”和“政府”；现在，很可能和许多人权组织一样，萨义德又必须坚持向阿拉法特指出，一个巴勒斯坦的“国家”和“政府”必须以巴勒斯坦“人民”为基础，而不能在单纯强权对内的基础上和以色列交涉。可以说，自从六十年代末，他面临的每一个新挑战都在向他证明，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在无家可归的难民营里远远谈不到“过时”。对于今日流行美国的族裔研究和身份定位政治(identity politics)，他也以同一立场提出质疑和批判，认为其基点在于对“美国价值”的神圣化和绝对化，而他自己则直言不讳，无意在丢失一个家园后，以美化另一个家园来安慰自己。
　　萨义德对于反抗“失语”的回顾着眼于民族和自我两方面，而两方面又紧密相联，无法截然分开。《东方主义》初版已有二十来年，现在不会再有人像一九六三年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某些教授那样，漫不经心地传言说系里的新教师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犹太人，也不会再像七十年代初那样有犹太右派极端主义分子指控萨义德为“纳粹”，可是这些当年的经历决定了萨义德今日仍然坚持在“巴勒斯坦人”问题上毫不妥协。近年来他一直在为开罗出版的一份英文报纸写政论专栏，每一篇又会翻译成阿拉伯文。同时，他反复摘引阿德诺关于在不与任何环境因素妥协中寻求自我的论述，强调自己宁可牺牲“组织统一”或“内部团结”，也要保持独立自主声音的意愿。这样的立场态度，在政治实践上形成与阿拉法特急于强化巴勒斯坦政府权威的对立，在理论上则引出自我“声音”媒介性质的问题。即使明知在“声音”和“自我”之间也存在着永难沟通的困难，至少，坚持写作是他抗拒沉默并抗拒即将来临的死亡的唯一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