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借问家园何处建

　　在年鉴学派崛起前，生态变迁一直不被历史与社会科学纳入研究视野中。因为生态环境的演化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对人类的影响往往难以引起注意。但这种结构性的变迁有时也会通过某个大事件的爆发而被凸现出来。比如，今年长江出现一九五四年以来的全流域大洪水就使人们普遍意识到了长江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此时来读旅美著名学者赵冈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就有一种切肤之痛了。
　　生态变迁以往更多被看成自然界内部的事，它似乎与人类社会无甚关联。但近些年的学者发现，人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已越来越不可忽视。赵冈笔下的生态史与其说是中国生态环境自身的演变史，不如说是一部在中国社会展开的人与自然的战争史。虽然在一个短时期里，推动这场战争的是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极端浪漫主义；但从一个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正如作者所展示的，是巨大而沉重的人口压力驱使着人不得不去与水争地，与山争地。人口的危机既表现为一种根本性的社会危机，也同时引发了总体性的自然危机。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大的积累性与叠加性。因为尽管环境的压力也是巨大的，但它常常不像生存压力那样迫在眉睫，所以也就被人置之不顾了。
　　去年，笔者在三峡库区一个名为云阳的国家级贫困县工作了一年。我的一个朋友去看我时，对那里生存环境的恶劣惊愕不已。他说，要用“国际标准”来看，这里根本就不适于人类生存。然而，就在这个“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地方”，仅从明末张献忠屠川至今的三百年间，虽经无数的战乱、饥荒与灾害，仍然繁衍出了一百二十多万人口。云阳民众生存力的顽强固然令人肃然，但其对环境的搜刮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了。比如，这里坡度高于三十度、厚度小于半尺的瘠薄山坡都还遍布着庄稼(按有关标准，宜农地应是坡度小于二十五度、厚度大于零点九尺、肥力充足的土地)，致使水土流失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当地的官员私下里说：“我们连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过来，哪顾得上来保护什么环境？”
　　不过，自然绝非任由人役使、宰割的奴隶，它自有降祸于人的反抗武器。在云阳，本来天已不予人利了，再经过人对环境穷凶极恶地挤压，自然就更是频显“天怒”了。这里几乎年年逢灾：夏季不是大旱遍野就是暴雨滑坡，秋季则绵雨成灾，冬春又霜雹并行、寒潮迅猛。赵冈在另一部名为《中国农业经济史》的著作中对中国近五百年的大旱大涝进行过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旱灾频率没有明显的趋势线，但严重水灾出现的频率却与时俱增：大约每二十年就增加大水灾二点五次，这表明生态恶化的速度相当惊人。在有清一朝，长江泛洪带来的噩梦已经高达五年一次。水灾本来是一种意外，但对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民众来说，早已成为常态。水灾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或说是日常生活的一种结构。
　　如此看来，洪灾之力虽发于自然界，但它又绝不仅仅甚或主要不是自然事件。至少就长江而言，它在历史上曾经算得上是一条好河。赵冈用他精心爬梳出来的那些虽点点滴滴但却是难以辩驳的史料向我们表明：长江的脾气在百多年来变得越来越暴戾，主要是我们这几代的人口越来越膨胀、求生手段也越来越暴虐的结果。要想疗治长江的伤口，就得先从反省我们自身的行为开始。
　　现在，洪水已过，灾区的首要任务无疑是重建家园：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到底应在哪重建家园。现在江汉平原的垸田、江南地区的圩田本来都是长江水的疏泄地。因大量围湖造田、筑堤造田引起长江行洪能力严重下降是这次洪水水位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尽管在一九八○年制定的长江防洪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停止围垦湖泊，但洞庭湖、鄱阳湖的水域面积至今仍在不断缩小。其实，就算是那时我们真能刹住车，我们在历史上的巨大欠账也已使今年这样的大洪水是势不可挡的，而且还会越来越频繁地到来。所以，治标的办法是不仅要严禁再围湖筑堤，而且还不得不逐步退田还湖。当然，实施后者要难得多，因为现在长江流域范围内人均耕地已经不足零点九亩，全国人均耕地也不过一点五亩。如果让沿江沿湖的民众从本属长江的领地退出来，到哪能轻易调剂出可供数以十万计的人生存的土地呢？但如果坚持不退甚至继续围垦，那么，一次大洪水所冲毁的又何止是几十万人的家园？这犹如建立行蓄洪区一样，是迫于无奈的选择。从治本之法来说，则是要坚决地将人口生育高峰平抑下来。其实，早在元代就有人指出毁湖造田是“射小利，害大谋，急近功，遗远虑”(赵著，第94页)。但禁垸令在历史上几度发出又几度失效，还是因为人与水争地的基本动机始终存在着。怎样控制住沿江两岸、沿湖四周人口的繁殖——这是一个硬约束。不解除这个约束，我们今后就难免还会重演在造田与废田之间左右摇摆的历史：“有见于湖田肥沃，为了增加粮食供应，政府往往鼓励围田筑垸。但垸子增加后，水患随之而来，又不得不禁止筑垸。”(第90页)有人说如果早下决心兴建三峡工程，像今年中下游河段的防洪状况本来就可以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的。这种说法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误导，至少也是出于某种无知。从防洪角度来说，三峡工程主要想解决的是一八七○年型的长江上游特大来水的问题。而今年长江中下游的洪水与一九五四年的洪水类型相近，都是水位极高，但洪峰并不是特别凶猛，这主要是因为上游来水并不太大，但中游降雨很多而排水又严重不畅所引起的。周恩来四十年前在成都会议上有两句话至今仍值我们记取：“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水库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其实，从不远的将来来看，在长江流域的人——地关系上，最让人忧心的地方还是在三峡工程的重庆库区。在总计百万以上的三峡移民中，重庆库区就占了百分之八十之多，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人多地少、山高坡陡、自然条件已经十分恶劣、水土流失已经极为严重的万州库区。尽管现在已确立了开发性移民的方针，但无庸讳言，在到底如何才能搞好开发性移民上还有许多不容我们回避的矛盾。如果把开发性移民简单理解为就地后靠、就近开发，那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库区的许多地方早已达到或接近环境的最大承载量了。以云阳县为例，它是库区第二大移民县，到二○○九年将有十二万多人的房屋和土地被淹，相当于湖北全省的三峡移民量。但该县的资源格局是“七山一水两分田”，人均耕地不到零点八亩，(有不少地方甚至不到半分地)且肥田沃土几乎都集中在沿河谷地带。尽管云阳县还有长江边上惟一成片的防护林(这是一九五八年按毛泽东当年路过云阳时的指示建起的)，但全县水土流失的面积占幅员面积的比例仍高达百分之六十六点二。由于库区本就为数不多的平地将被三峡水库淹没大半，农村移民在本地求生的主要手段只能是向山上发展。但事实上，由于各方面的基础条件太差，有关部门在八年移民试点期间所改、所垦的新耕地现在至少有一半以上已经报废了。一边是人口生育高峰一直难以平抑，另一边是耕地正在随着水库淹没和建设占地在迅速地减少；一边是不顾现实条件的制约去大规模地改土、开荒，另一边则是水土流失年复一年地在加剧，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可以说，云阳今天的人——地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临界点上。而这种情况在万州库区又绝非是个别的。若强行在此超环境容量安置移民，必然使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从而不仅将使今后的库区真正成为“无法生存的地方”，也必然会使长江洪魔更为肆虐。赵冈在书中专章分析了清中叶以来“棚民”开垦山区土地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浩劫。(第四章)应该说，这实在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深刻吸取的教训。
　　但是，如果将相当部分三峡移民实行外迁，又会面临同样尖锐的问题：让移民到哪去重建家园？即使按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一种保守估计，即只从重庆库区外迁出七万人，这也已是让人极为挠头的问题了。这些年，有关部门曾做过迁往海南、新疆等地的移民试点，多因环境条件不如意无功而返。我在云阳做移民工作时，曾建议可将部分万州移民迁往长江中下游平原，因为一来便于移民的文化适应，二来那里的人——地关系不像万州那样紧张，三来也符合“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但这次的长江洪水又使我的想法发生了动摇。因为我痛切地意识到：长江中下游许多民众的家园都已经是从长江嘴里硬抢强占过来的，并已为此付出了(将来势必还要继续付出)惨痛的代价；若再让三峡移民去挤占这本就人满为患的家园，岂不是雪上加霜？当我们有一天终于把长江变成黄河一样黄、淮河一样臭时，我们还有何处可赖以为生——或该说是还有何处可逃？
　　人口迁移本来是中国历史上转移环境压力惯用的一种手段，冀朝鼎所谓的“中国历史的基本经济区”之所以由黄河领域向长江领域转移，主要就是生态环境所迫。但赵冈在书中郑重提醒我们：移民不但是生态变动的结果，也可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原因，两者互为因果。而历史上，“食尽一山则移一山，食尽一区则移一区”(第13页)的人口大迁移到清中叶就大体停止了，因为在那时，天南海北的生态环境都已在其恶劣度上大致达到了一个均衡点，民已基本无处可移了。“本乡固穷，别处同样穷，移去以后可能还无法达到原来的生活水平，反受流落他乡之苦。”(第16页)也许到最后，外迁部分三峡移民仍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尽管不一定要安置在长江流域)，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我们是怎么落到不能不两害相权的窘境的？
　　(《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赵冈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版，7.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