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自由主义的骷髅地

　　《联合报》去年八月十七日在“读书人”版上发表钱永祥的文章，评介戴维·柏纳(David Burner)的专著《六十年代》。文章说，这本书一反历来自恋式的追忆，为六十年代提供了一个客观具体的美国历史脉络：六十年代运动的由来，要从泛称为“新政”的三十年代美国自由主义传统追索；对其后果的评价，则要参照八十年代新保守主义回潮和九十年代身份政治下自由主义的瘫痪。这样的历史叙事角度，将六十年代的经验，直接关联到自由主义在今天的发展可能，格外有思想与政治的意义。
　　柏纳强调，美国的政治理想本来是一个“工(作)人的共和国”，许诺的美景则是“劳动与正义”。在“新政”时期，这个理想整合了全国，推动了社会改革和经济复苏。到了六十年代，改革分子却没有去追寻“一种可以公平分配权力、财产和工作的新秩序”，取而代之的是身份政治(即认同政治)、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政治正确以及脱离现实的争议和内斗。柏纳认为，六十年代由黑人民权运动和肯尼迪主政揭开序幕，这两股力量，在很多方面本可以共同延续罗斯福新政表现的“美国本有的社会民主传统”，推动社会的改革，实现一个比较平等而公正的社会。但是在朝的自由主义者，对民权运动的支持口惠多于实质，结果激发了黑人内部的民权派与黑权派的分裂；在冷战架构下，自由主义政府逐渐把越战升级，又迫使左派与自由主义阵营势同水火；自由主义虽然宣称追求社会平等，可是对于特权和财富又不敢有所伤，遂激化了大批更激进的人士。这种局面之下，黑人民权运动分裂、社会改革力量分裂、反战和平运动分裂，相互倾轧之余，扑灭了“这个时代极为蓬勃的道德火力与想象力”，也使美国自由主义就此一败涂地。
　　柏纳指出，六十年代的激进思潮，虽然肯定“主权在民”的理念，可是为了揭发当日“体制”如何擅用这个理念掩盖少数人支配的事实，发展出了一套论述，全面否定了这个理念落实的可能。到了八十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之流发展出了一套新保守主义的论述，强调效率、勤奋、竞争的个人主义。至于社会的整体性，则由民粹式的权威道德共识来维系。结果，左派与右派不谋而合，彻底摧毁了社会合作的正义条件和正当性。
　　钱氏评论道，倘使今天还有人在缅怀六十年代那场感人的悲喜剧，柏纳教授的这本书，不啻对大家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要忠于当年的理想，首要的职责，便是要在这个世界中，设法恢复正义条件下的社会整体生活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