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也谈真问题与真学问

　　卞悟先生关于“真问题”与“真学问”的议论(见《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六期)引出乐钢先生的反馈(见《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九期)，但二者显然并没有能够直接交锋。对于卞悟先生来说，“真问题”在于社会公正，至于所谓的“强制”还是“不强制”，在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与对社会公正的漠视“互为表里”。在卞悟先生看来，何清涟女士对倚仗强权的“化私为公”和倚仗强权的“化公为私”进行了同样深刻的理性批判，揭示的是在中国当代条件下，当“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畸形互补时，经济政策实践中所不予理睬的极端社会不公。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真学问”的命题，认为不论“奏折派”还是“经院派”经济学，也不论是哪个主义，是否称得上“真学问”，都必须首先受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公正与否这个“真问题”的检验。否则，无异于玩弄“屠龙术”。
　　乐刚先生的文章假定“自由选择”这一概念是卞悟先生分析当代中国问题的主要理论前提和价值尺度，并以现代性这一全球的历史过程和意识形态为批判对象，在还原于这一特定历史的基础上，批判“自由选择”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虚假欺骗本质，及其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扩张所提供的服务。只是在文章的最后，才略略点出，当我们的根本生存方式就是在“现代化”的陷阱里挣扎时，寻找“别的精神资源”既无可避免，也是惟一的抵抗可能。那么，以为还有任何纯粹概念尚未受到世界性资本主义实践毒化，因而可以特别地为中国现实服务的假定，恐怕就只能是幻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卞悟先生在论述目前国内社会公正与学术研究之关系时，正不妨取用“自由选择”的概念，批判现行某些学者的虚假论题。何况，乐钢先生对当前资本主义全球资源分配的深刻批判性分析也正是基于“公正”的价值尺度前提，二者在这方面似乎很难说有难以融合的重大差异，其根本不同也许还在于各自所重点考察批判的对象范围。
　　可以说，经由乐钢先生回应的良性互补，“社会公正”作为“真问题”因而具有了对中国与对全球同时的参照性，这样的“真问题”还可以再加上“选择”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的被迫性条件以及“自由选择”在国内作为抵抗性原则的可能。不过，卞悟先生关于“真学问”的命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相应的更广泛背景的考察。虽然国内学者已多次提及西方对形式化经济学泛滥的反省与批判，但还没见到有系统的总结。从学术发展史和学术理论的深层面对热衷于抽象模式建构的现代形式主义经济学进行批判，应当能帮助我们的经济学家更好地认识自身所处中西文化学术交界点的实际坐标。就这点而言，波尔悌克(Boettke)在一九九七年第一期《批判评论(Critical Review)》发表的对本世纪经济学发展脉络的回顾可以给我们相当深刻的启发。
　　与卞悟先生提出问题的方式类似，并具有乐钢先生指出的西方经济学对复杂性的自觉意识，波氏批判性回顾的中心在于从认识论、方法论出发检讨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误区。这一出发点首先为他提供了足够的回旋余地，使他在以哈耶克为引子并以其为远距离样本的同时，得以明确表示即便是哈耶克的具体解释理论和观点，也有进一步辨析证伪的必要。更重要的是，对认识论方法论的重视使波氏能够跳出无论是芝加哥学派还是新新凯恩斯主义的既成框架，思考经济学被纳入“科学”体系后的命运。简言之，自形式主义经济学四五十年代在经济理论界上升至统治地位以来，现代经济学理论与教学即因其对经济学“科学化”与“市场效应”的双重迷恋而成为一种伪科学的怪胎，不断重复着以科学论证程序演算不经检验却假定绝对成立的对社会实际状况的抽象模型。正是在这里，什么是“真学问”受到了从追求“科学”“学问”出发的严肃质疑，而不仅仅是经济学领域里侧重人文性的一面对侧重“科学性”一面的单向抱怨。
　　在波氏看来，当哈耶克在三十年代初强烈呼吁学者们坚持经济学的“科学性”，反对历史相对主义或工具论的侵蚀(即，拒绝成为“奏折化”经济学)时，对经济学“科学化”的狂热还仅仅处于其萌？阶段；即使包括芝加哥学派奠基人弗雷德曼五十年代初的轰动性成功在内，第一代“科学化”经济学家们一方面保留了对描述实际经济状况和构造抽象模型间必然差异的传统性尊重，另一方面则仍有因初次进入“科学”殿堂而存的敬畏之心。这种状况的正面效应在于，当时已有一批经济学家致力于明确辨别抽象模式在经济学研究中作为科学方法的有限性，而负面效应则在于那时普遍存在的谨慎态度掩盖了实际上已有苗头的将方法扩张为理论，以认识论工具取代实际研究对象的趋势。从肯定哈耶克对方法论的自觉出发，波氏的回顾总结集中于“均衡机制(equilibrium)”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实际功能。“均衡机制”的应用主要在于建立抽象经济模式。从“科学化”角度讲，以包括物理学在内的一般自然科学为例，抽象模型在科学研究中主要且首要的方法性意义是，于排除所有“不纯”因素后，在剩余的保留因素和假定结果之间建立可推理关系，以便将此理想模型与实际的“不理想”状态作对比，考察曾被排除的“不纯”因素在“不理想”状态中的可能作用，从而增进人们对实际“不理想”状况的认识。这最后一步才是“真科学”旨在追求的“真学问”。回想一下太阳系最后两三颗行星发现的历史，即使是中学生也不难领会其中“假设”、“论证”与最后返回实际的关系。即使仅就“假设”和“论证”这前两步而言，应用到经济学中“均衡机制”在理想经济模型中的功能，也是大有问题的。最明显的首先在于假定的是结果的平衡静态，而不是过程的动态。其次的问题在于经济学家们把“理想”的重点直接置于这一假定结果，而非对于不断趋近又不断游离于静态平衡的“理想”运动状态的假定和论证。更重要而且也是更危险的，还在于返回实际验证，获得“真学问”“真知识”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常常在当代经济学研究中被一笔勾销。在波氏的分析中，这里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当代经济学理论的两种代表性学派中：芝加哥学派和新新凯恩斯主义。尽管二者经济主张看似南辕北辙，但他们对科学研究中建构理想模式的方法论意义都有重大歪曲，根本问题在于以假设的“理想”“异态”来否认“非理想”实际的“常态”和“正常”性质。前者以理想均衡等同于当代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并因而主张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后者以理想均衡作为评判标准，主张凡实际情况不如人意时就应动用政治力量干预以求使其返回理想渠道。这就好像以实验室里根据现有知识建构的狮子座流星雨的行程取代任何对狮子座的实际观察一样，或者像后者，在流星雨未能按预测出现时拒绝修正原有“均衡”假定的理想状态，反倒要求使用外力来制造出预期效果。二者的结合，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主流陷入对数学推演无休止的迷恋，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推波助澜，失去在理论建构层面对社会和经济的批判能力。如果以治病为例再打一个比方，这也就像是当癌症患者病情复杂时，刚刚在白鼠实验中取得成果的医师责怪病情不如他的实验典型。而这种责怪，正是近年来特别是去年金融危机以来非欧美国家和地区常常听到的由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发出的议论和教训。这背后的支撑点，从认识论角度分析，就是无限扩大研究过程中理想模型的“非常态”，并最终以其取代对现实“常态”的认识。即使不谈任何“人文关怀”，只从学术传统讨论，问题的严重性也是无可怀疑的：知识不再是对现实无限趋近的努力，变成了建构游戏。也许，这可以解释前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走向，而近来对形式主义的批评也很可能成了一九九八年同一奖项的预兆。
　　虽然西方主流专家对亚洲经济“不典型”的指责有其内在霸权根源，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问题却远比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喊叫几声对西方权威的抗议要复杂得多。卞悟先生所举的不过是极少数几个常见的例子。哪些“西方专家”的意见常常得到引用，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怎样有选择地引用，在在都和国内经济利益、经济资源大规模再配置过程中的“倚仗强权”现象相关。而西方经济学界在过去数十年中形成的形式主义学风，已深深渗透于他们自己的经济学院教育体制，并因而影响着我们国内大批急于发表经济意见的新秀或中老精英们。西方经济学界的数学趋势是和商学院的兴起、工商管理硕士的走红相辅相成的现象。对此没有足够的自觉，就很难有效地使“奏折派”和“经院派”失去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学术权威地位，难以使“真学问”成为对现有学者以及在校青年学生有感召力、有轨可循的精神与学术资源，更难使再配置过程服务于社会公正的长远目标。即使我们只能在“现代化”这个资本主义设定的历史陷阱里挣扎，如果没有了对于公正原则的追求，我们的挣扎将很难包含哪怕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抵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