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印度：赌的是一个“理念”？

　　以主张强硬殖民政策著称的温斯顿·丘吉尔，曾挖苦过那种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国家的想法：如果印度果真有什么一致性的话，那也是不能同赤道相比的。这当然显示了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无知与傲慢(无独有偶，后来在筹建联合国时，又是丘吉尔反对中国与其他大国享有同等地位，出任拟议中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似乎也非全然是无中生有。独立前的印度在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政治上所享有的整合性和统一性，是不能用通常民族国家的尺度来衡量的。何况独立以来，印度知识分子本身中间也流行着这么一个看法：独立时建立起来的那个叫作“印度”的国家，其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或一次风险极大的“赌博”。赌的是什么？是印度这一“理念”，或曰“印度理念”(the idea of India)。这似乎印证了丘吉尔的观点，一九四七年，当英国人被迫结束其殖民统治时，他们中的观察家甚至作过一个酸溜溜的预言：英属土邦一旦崩溃，那里很快便会坠入“巴尔干化”的深渊。半个世纪过去了，印度经受住了种种考验，现在仍然是一个相对稳定、统一的国家，且明显地比独立时更强了。看来在这场“赌博”中，印度是赢家。
　　那么，何谓“印度理念”？
　　所谓“印度理念”，简单说来就是一个统一的现代印度国家的理念或理想。不妨问这样一个问题：摆脱殖民统治之时，除了分出去的巴基斯坦，为何不可以按语言、民族、宗族或传统邦国控制区建立一个个较小的独立国家——譬如，泰米尔国家、古吉拉特国家、旁遮普国家、西孟加拉国家、甚或一个哈利斯坦国(锡克人国家)，为何一定要冒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之风险？
　　目前我们熟知的印度，即那个独立、统一的地区性大国在四十七年以前是不存在的。当代印度连像样点的前身(如满清王朝之于民国和当代中国、罗曼诺夫王朝之于前苏联和当代俄国)也没有。近代以前的印度确实只是一个理念，但那不是作为国家的理念，而只是地域和文化意义上的理念。作为国家的印度理念近代以后才出现。随着英国殖民者的撤离，突然间似乎从平地崛起了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印度历史上存在过的，只有许许多多或大或小分裂的政治实体：王朝、王国、小邦、地区或更小的行政单元。它们各自为政，相互间争战不休。一些控制区域较广的王朝，如兴盛期为公元前三二一年-二三一年的孔雀王朝、兴盛期为公元三二○年-四一三年的笈多王朝、兴盛期为一二○六年-一四一三年的德里苏单国，以及兴盛期为一五二六-一七○七年的莫卧尔王朝，其统一程度比之帝制时期的中国、帝制时期的俄国或公元初的罗马帝国要低得多，且统一时间有限。因此印度知识界似乎不太习惯于称它们为帝国，而倾向于使用在帝国政体方面所做的“尝试”或“实验”一类说法。英属印度(一七五七年-一九四七年)的统一程度在某些方面虽高于上述王朝，但它只是一群殖民者统治下的相对松散、彼此相对独立、并享有某种程度自治的土邦的集合。
　　作为历史上邦国林立的原因和结果，印度的民族为数众多，并且不像中国和俄国那样，由一个民族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对印度的统一显然是不利的。印度斯坦族人口约四亿，约占总人口的46%。该族当然是多数民族，但与中国汉族和俄国俄罗斯族所占总人口的比例相比则少得多。除印度斯坦族以外，人口在五千万以上的民族还有四个，如泰鲁古族、孟加拉族等；人口在一千万以上的民族则有十一个。换言之，除了印度斯坦族，还有另外十个民族不能简单地看作少数民族，而都应视为主要民族。这又与中俄形成鲜明对照。此外，印度还有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原始居民、森林部族或山区部族。对这些部族，印度宪法使用了“表列部族”之统称。据一九五六年公布的一项总统法令，有四百一十四个“表列部族”。目前，各部族的总人口约为五千万。
　　比诸民族构成，印度语言之多、格局之繁就更令人眼花缭乱了。根据英国语言学家G.A.格里尔森在二十年代所作统计，印度有一百七十九种语言和五百四十四种方言。在一九六一年人口普查中，被登记为母语的语言竟达一千六百五十二种。这些语言分属于印欧、达罗毗荼、南亚和汉藏四大语系。使用印欧语系语种的人口最多，约占总人口的72%。使用达罗毗荼语系语种的人口次之，约为25%。使用印地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语族)的人口虽居第一位，却只占总人口的30%左右，这不仅远低于讲汉语普通话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比，也低于俄语人口占前苏联总人口的百分比。其他使用人口占总人口5%以上的语种还有孟加拉语、泰鲁古语、泰米尔语、乌尔都语等。各主要语言还有形形色色的方言，更不用说许许多多使用人口不到一百万的小语种了。鉴于语言种类杂、数量多，又没有任何一种已演变成公认的全国通用语，更由于近代以前从未有过高度的政治统一，印度从未出现过类似中国秦汉时期“书同文”的局面。这导致了一种令人难以想像的情形：孟加拉语用梵文天城体变体的民族字母来书写，泰米尔语使用格兰塔字母和瓦蒂卢图字母两种书写形式；克什米尔语竟同时有波斯字母、萨拉达字母和梵文天城体字母三种书写形式。
　　印度宗教状况也十分复杂。据印度政府一九八一年调查，约99%的印度人口信奉当今印度七大宗教。这些宗教按教徒数量依次为：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和帕西教(即从伊朗传来的琐罗亚斯德教，旧译祆教或拜火教)。此外还有少数印度人皈依了犹太教，部族民则仍信原始宗教。印度教徒虽占总人口的约83%，但穆斯林也占总人口的11%。因此，印度既是一个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国家，又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国家。印度穆斯林散居全国各地，印度教徒与他们之间时时发生冲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武装流血冲突。一九九二年印度教狂热分子捣毁著名的阿逾陀的巴布里清真寺(Ayodhya's Babri Masjid，兴建于十六世纪)，便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例子。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进行核试验后，与教派冲突纠缠在一起的克什米尔问题，不再单单是民族-宗教冲突，而已成为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大火药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形是，印度是世界文明史上惟一一个在一高级宗教确立之后，其居民又大规模改宗另一高级宗教的地区。大规模改宗意味着已有的文化模式被大幅度改变或修正。这一过程始于八世纪初阿拉伯人的入侵。后来信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建立的德里苏单国对次大陆西北部和北部的控制，加深了这种文化改型。蒙古人建立的莫卧尔王朝更使这一过程不可逆转。虽然入侵者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同化于原有居民，但他们的宗教却在原有居民中深深扎下了根。原有印度教居民的大规模皈依，势必造成大量的穆斯林人口，这就必然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一九四七年以来次大陆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此外，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间的矛盾冲突也不可谓不频繁和激烈。
　　在文化方面，印度也有许多不利条件。寡妇殉葬制(萨蒂)虽已废除，童婚制和嫁妆制在农村地区却仍然盛行，种姓歧视就更是尽人皆知的了。种姓制是一种以社会隔离、森严的等级、饮食和社交上的诸多限制，择业和婚姻上的诸多限制为特点的制度，有很深的历史渊源，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主张社会平等的伊斯兰教虽深深扎根于印度社会，并从各种姓中争取了大量皈依者(当然低种姓者居多)，却非但未能摧毁种姓制，反而为其所同化。英国殖民者虽自视高印度人一等，不跟他们讲平等，但用现代平等观来批评种姓制却不怎么犹豫，可是，他们也未能根本改变这一制度。甘地曾藉刚刚发生的地震来抨击对不可接触者实行的隔离制度，说这是上天对印度人的严惩。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在独立后也致力于削弱种姓制，或至少减轻这种制度对印度社会的整合和团结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收效甚微。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政治保守主义和非西方文化传统主义的兴起已对印度造成了冲击，这使尼赫鲁以来在种姓制改革方面已经取得的社会成就又面临付诸东流的威胁。
　　似乎一切迹象都指向赌输的可能性。那么印度为何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成功地避免分裂，甚至能够较长时间地保持那种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统一(统一使印度像中国那样，以多民族的巨型国家之身份加入民族国家林立、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理念的国际政治体系；一些印度知识分子对此颇自豪，并以欧洲尚未建立起一个类似于当代印度的“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而自认为比之更先进)？
　　尽管民族、宗教、语言方面存在诸多分裂因素，印度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同质性甚或一统性。不说印度教人口占绝大多数，耆那教和佛教也是亲缘性极强的印度型宗教。当然宗教信仰虽有助于社会整合，但在多元宗教社会中，也可能造成社会分裂。为此，独立后大多届政府明智地坚持了现代政教分离、世俗主义原则。历史悠久的梵语文学和经过现代改造的吠檀多哲学，对形成统一的现代民族意识同样起了重要作用。从经济方面看，早在殖民时期以前，印度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便很频繁，一个松散的经济共同体已大致形成。殖民统治事实上加强了这个共同体。没有殖民时期修建的铁路、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及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要将“印度理念”付诸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现代物质条件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的先天不足。殖民遗产在其他方面也有助于统一的印度国家的形成。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议会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成了印度的宝贵制度资源。在独立后半个世纪里，这些制度对于保障印度的政治稳定，保证政制和政府的合法延续，在中央和地方间具有张力的权力关系中保持适当的平衡从而维系国家统一，都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此外，各种印度本国语虽然在独立后作为官方语言取代了英语，在媒体、教育、政治方面广为使用，但英语作为全国通用语的“辅助语”却被保留下来，仍被精英阶层使用，在印地语并不被许多非印地语民族接受的情况下，其作为辅助国语对于避免更大的社会分裂无疑起了积极作用。它还在思想观念和科技知识的交流方面充当印度和西方间的桥梁。但英国人对现代印度的崛起所作的最大贡献，也许是他们的殖民统治本身。正如“印度教”和“印度人”这些称呼最初是由入侵的穆斯林开始使用的，在历史上曾起到了帮助形成印度民族身份或印度性的作用，英国殖民者从反面促成了现代印度民族身份的界定。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共同斗争，把背景千差万别的印度人凝聚在一起，这无疑加速了印度民族身份的确立。
　　如此看来，无论文化、地域、经济还是国家意义上的“印度”都并非没有历史渊源。近代以来，种种机缘更使印度迅速产生或巩固了有利于形成现代统一国家的条件。但为了更充分地领略“印度”以及这一理想的实现所可能具有的内涵，有必要对近代以来的宏观态势作一番考察，尤其应当将近代以来西方的全球性扩张和非西方对这种扩张的抵制纳入视野。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来看，这种对扩张的抵制可以视为后者对前者挑战的应战，而这一挑战-应战过程本身也意味着世界力量格局的不断消长和重组。
　　在积极应战的国家中，日本取得成功的速度也许是最快的。明治维新后仅一二十年，日本国力便大大增强，不到三十年便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从前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的中国，十来年后又在对马海战中战胜了俄罗斯(在当时许多非西方民族看来，这不啻是打破了白种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六十年代以来更以二战中战败国之身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因着地理和文化上的便利，俄罗斯向西欧学习的过程可谓十分顺利。它在十八世纪便因着彼得大帝的雄才大略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开始以其人口、国土和自然方面的巨大资源，在欧洲王朝或民族国家间的政治-军事角逐中扮演重要角色。二战后的苏联更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即便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也仍然葆有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伊斯兰国家对西方挑战的应战也是成功的。它们不仅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且在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较少为人注意的，是上世纪以来从阿富汗尼到纳塞尔等思想家和实践家所领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和泛阿拉伯主义运动。这些以共同的伊斯兰或阿拉伯文化认同为号召的运动虽都暂时以失败告终，但作为对西方挑战的积极应战，却对伊斯兰民族在西方压力下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努力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表现同样很出色。虽然上个世纪遭受了诸多屈辱和失败，但本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民族复兴的新时期。即使在内战不息的二十年代末，许多不平等条约即已废除；至一九四九年，所有的外国租界均被收回；更重要的是，作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惟一的非基督教国家，中国在二战后即开始以大国姿态出现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力量的提高，就更如此了。
　　然而，从这全球性的挑战-应战格局中形成多民族-多文化的新型民族国家之现实和产生未来世界性大国之前景来看，最大的赢家既不是日本、伊斯兰教世界，甚至也不是中国，而是印度。何以见得？相比之下，印度的崛起纵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一横向比较，却近乎无中生有。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顺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与近代初期西方国家的那种密切的亲和性，由于它本来已具有的儒家型的精进健动的文化品格(暂且不论这在日本人身上也曾蜕变为一种罕见的攻击性和侵略性)。本已有之的相对社会平等、单一的文化和民族构成、没有大的旱涝灾害等当然也是重要原因。换言之，日本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先天因素。伊斯兰教世界的情况刚好相反。它覆盖的地域太广(从非洲西北角一直到印尼东部)，它囊括的种族和民族太多(笼统说来有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南亚、突厥语国家、马来-印尼国家等系统，或许还可以划分出一个非洲系统)，它的历史背景太复杂，各民族或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太巨大、利益分化太深刻，以至在可见的将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是极不可能的，连出现一个只包括各主要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联盟(六十年代一些阿拉伯国家确曾尝试过)也希望不大。中国当然也是赢家，但比之印度却可能略逊一筹。因为它的复兴之得益于历史因素可能不亚于日本。除人口、幅员等固有条件以外，中国在历史上虽然时分时合，但总的说来，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统一程度在近代以前是全世界最高的，其统一时间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最长的。换言之，在一种多民族-多文化格局中保持文化、经济和政治的高度统一，早在西力东渐之前便实现了。不少西方中国学家(如费正清等)甚至这样认为：中国直到十九世纪并非是一个衰弱、腐朽的王朝，而是一个仍具扩张势能，事实上也仍在扩张的大帝国。二十世纪中国需要做什么？似乎只需把帝国政体转换成现代政体，并从中图富强。
　　仅从建立一个稳定的统一国家的角度看，印度似乎只花了二三十年时间便完成了中国在两千多年前、俄罗斯在几百年前即已完成的任务。如果把政治经济统一本身视为一种全球性的现代性趋势，那么现代印度的崛起显然是这一大趋势的一个突出体现，或者说，印度适逢其时地、比其他大国更大程度地得益于这种现代性。它之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对世界秩序产生了冲击。在冷战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卷入了东西方的对阵，此时印度却充当了发展中国家的道义领袖，与南斯拉夫和埃及一道发起了著名的不结盟运动。五十年代初，印度不仅迅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积极推动朝鲜半岛停战，后来又对在印度支那恢复和平作出了贡献。正当中国遭西方封锁之际，作为万隆会议的发起国，印度热情邀请中国参加会议，尼赫鲁在会议期间更是积极施展影响，促成主要与会国发表共同声明赞同中印两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对中国打开外交局面无疑是很大的帮助。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印度都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对非洲国家的反殖斗争更给予了物质上的支援。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远非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印度兴起这一事实本身已为改变这么一种不合理的世界格局作出了贡献，那就是：近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藉着先一步实现工业化和掌握现代科技优势，更藉着它们在全世界殖民活动的影响，在以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为核心观念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取得了与其人口、幅员、资源、文化传统不成比例的权力或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地位。
　　(《印度古代文明》，R.塔帕尔著，林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印度社会述论》，陈峰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