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

　　一九九八年十一期《读书》上有一篇极有趣的文章《暗夜里的星光》，作者吴增定在此文中介绍了十九世纪俄国贵族女子薇拉的自传，她策划刺杀了俄国沙皇。此文的最令人会心之处是它对于革命的“巨大魅力”的分析——应该说是描绘。我早就多次说过，对于青春，没有比革命和爱情更富有魅力的了，而在某个情况下，革命的吸引力比爱情强大。用我的比较简单化一点的语言来说，至少是一个因素，薇拉是由于对于旧俄已婚妇女的世俗生活的恐惧与拒斥才走向了决绝的革命。我想起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书中女主角林道静在逃婚无望之际被余永泽所救，并从而与余同居。她后来与余决裂(现在更时髦的说法是断裂)，不仅是基于政治的冲突也有人生观的冲突：与余厮守下去，必然走向世俗化，生孩子、持家、算计收入支出、对付生老病死，人也就絮叨罗嗦起来等等，这样，没了浪漫，没了戏，读者也不答应。
　　这一点对女儿身尤其敏感。贾宝玉早提出过问题：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少女，长大成婚之后就会变得那么庸俗可厌？他与林黛玉在大观园里是反世俗化的，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走向革命，因为在他们身后没有一个伟大的革命风暴作背景。他们对抗世俗化的选择是爱情和殉情。爱情和殉情亦不可得，便只有遁入空门。其实，与革命同样有力地抗拒着世俗化的正是宗教。
　　最后，逃避世俗化的惟一净土便是死亡。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果不双双身亡，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五十年后，他们逃得脱世俗生活的腐蚀？
　　契诃夫的最后一篇小说《新娘》：“新娘”之所以在婚前出走“革命”，也部分地是为了对于世俗化的恐惧。您瞧，连契诃夫都由于害怕世俗而把自己的温柔的人物送去“革命”。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革命的种子革命的土壤就是那么饱满充溢。当然，新娘的动机用契诃夫自己的语言应该说是拒绝庸俗，而世俗毕竟不等于庸俗。世俗一词是中性的，庸俗是带贬意的。某种意义上，契诃夫全部作品的动机都来自对于庸俗的拒绝。在他的笔下，庸俗常常与醋栗、蚝、婚姻联系在一起。所以到了我国，遇罗锦的“童话”里，庸俗的男人没有去欣赏西山的秋光而是只顾排队购买带鱼。大概，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女子，最讨厌的就是男人的这种庸俗劲儿。
　　从反世俗而革命的作品还使我想起了已故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的妻子，大作家宫本百合子，原名中条百合子。她在六十年代译介于我国的长篇小说《伸子》中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一个对于婚姻生活的世俗性不能忍受的浪漫型精英型女子伸子，小说描绘了伸子与丈夫、与世俗化断裂的心路历程。她写得真动人。
　　这里让我们查一下《辞海》，“世俗”的解释有二，一是风俗习惯，一是民间好尚。而“庸俗”的释义是鄙陋、凡俗。再查《辞源》，庸俗的解释同前，世俗的解释一为世间通行的风俗习惯，语出《史记》，一为当代一般人，语出《孟子》。最后查《现代汉语词典》，世俗一条的解释为一曰流俗，二曰非宗教(！)的。而庸俗，其解释为平庸鄙俗和不高尚——果然现代汉语的解释就是更现代些，《现代汉语词典》就是编得好。在这些解释里，除属于庸俗词条的鄙陋、鄙俗、不高尚等语有贬意外，看不出它们特别令人痛心疾首的要害所在，看不出“面向俗世”几个字一出就让有志者呼天抢地的道理。世俗的诸义与起源都无贬意，非宗教的云云，还挺进步。庸俗中的凡俗含意，也不带贬意。即使“鄙陋”云云似也没有那么可怕可恶。
　　于是我反问自己的体验，失之于书只能求诸己，这是我的一贯伎俩。特别是在青年时代，我也是怕庸俗怕世俗如怕瘟疫的；我是将世俗常常与庸俗混为一谈的。我最怕的是自己湮没在俗众之中，怕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重复着俗众的既定轨迹，怕激情与幻想息灭，怕自己最后会“因一事无成而悔恨……碌碌无为而羞耻”(语出《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没有浪漫，还有什么青春？没有青春，还要什么生命？“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我常常吟诵屈原的诗句，芳草，就是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而萧艾，就是世俗化。我想一个人的生存和热情，头脑和价值是需要不断地证明给自己的。而世俗化，就会使精英意识极强极敏锐的知识分子失落对于自己的独特性的证明，就会失落自我。
　　当然，世俗与庸俗是两个概念，我这里侧重于探讨二者的共同性，侧重于从贬义上讨论世俗。至少二者都俗，都平庸，都缺少对于人文精神独立人格的强调和弘扬，缺少理想主义的火光，还有都形而下，缺少终极关怀等等。再简单一点说，我曾经认为：世俗与庸俗的要害在于非精英化。
　　那么非世俗化呢，在中国则是有传统的，孔子的“贤哉回也”塑造了一个非世俗化的精神生活也可以说是彼时精英人物的典型，而孟子早就提出了义利之辩。春秋战国以降，言利都是太世俗了。而言义(或者言“道”、言“仁”、言“人文精神”)，自是精英得多。毛主席在宣讲“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引用了“群居终日，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其近道也，难矣哉”的古语。并且解释说，不及义的“义”就是社会主义，而“道”就是党的总路线。
　　确实，毛泽东是反世俗化大师，他对于惟生产力论的批判，他对于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的不屑，他对于按劳取酬等原则的“资产阶级法权”性质的揭露，他对于“坛坛罐罐”“老公老婆”直到“和平主义”和“活命哲学”的嘲笑，乃至于他对于“苏修”的批判，堪称集反世俗化的大成。今人的对于世俗化的批评还无法望毛泽东之项背。赫鲁晓夫不是因为在匈牙利提到了该国人爱吃的一种牛肉大菜(何等地形而下！)而受尽嘲讽，并被总结为一大罪名：提倡“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么！在一九五九年的首批反修檄文中，不断地出现“凡夫俗子”、“庸夫俗子”的字眼，这透露，修正主义的一个特点，正是它们的世俗性。
　　陈毅同志依据毛泽东思想提出不穿裤子也要造原子弹，这当然是激愤之语，但也反射出我们的不同凡响的非世俗化豪情。
　　毛泽东是以革命化为武器来拒绝世俗化的。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最伟大事件之一。革命的严峻、彻底、巨大，造就了革命队伍中的崇高无比的理想主义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坚定炽烈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极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空前的集中统一大团结；以及在俗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利他主义、禁欲主义、艰苦奋斗乃至苦行精神。这些比起世俗的追逐蝇头小利、物质享受、只求“做稳奴隶”，不知强大更是伟大凡几！在这种精神下，不能解决的问题全部解决。蒋南翔同志很喜欢举学生运动的例子，他说在国统区，青年们是“大米白面反饥饿”，而解放区是“小米窝头扭秧歌”。他认为这是思想工作的功效。其实，这是革命化精神的功效。也许我们可以把革命化的精神总结为英雄主义精神的吧。
　　不断革命也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也罢，从生命体验的角度来看，就是要革命化，不要世俗化。革命成功，俗众们很容易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解甲归田，共享太平，过好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毛主席最最警惕此种事态的发生，因为它很可能通向修正主义。对付的办法就是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一家伙咸与革命起来，一家伙全民“不爱红装爱武装”，看你还怎么世俗下去！解放后几十年，解决个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不知麻烦何几；发动群众闹革命，则驾轻就熟，一点就着。革命化确实是个宝，可以设想，这个“宝”将长期为人们所用，例如一九九八年抗洪，革命化的威力再次呈现出来。
　　薇拉、林道静、宫本百合子的经验告诉我们，精英式的对于世俗化的拒斥，可以通向革命。(革了命以后又会变成王实味式、美谛克式的“叛徒”，这是另外的问题，这也是精英们的悲剧性和革命自身的悲剧。)而毛泽东的实践告诉我们，对于革命化的坚持，可以拒斥世俗化。他们殊途而同归。
　　或许我们可以假设，通向革命的动机要者有三，一是被侮辱与损害者为了生存为了拒绝死亡，一是精英们为了崇高为了拒绝世俗和庸俗，一是政治家为了掌权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拒绝在野拒绝任人摆布。他们可以相交融相激荡三位一体，也可能发生龃龉。
　　当然，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追求崇高并不足以激起一场革命，首先是社会的阶级的民族的各种矛盾打成了死结，除了浴血一战别无出路，这时候才会有革命，这时候也才会有拒绝世俗的知识分子走向革命，没有这个社会背景，再拒绝世俗也是革不成命的。
　　过分地膨胀革命化这一命题，过分夸大它与世俗生活的矛盾是不正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谬论一例。文革是这一类荒谬的登峰造极。反世俗性不要反过了头，这是五十年来全民族的一个重要经验。其实毛主席并不是完全拒斥世俗化的。他批评王明不懂得人要吃饭，打仗要死人，这也是用世俗的常识来批评革命精英的空谈。毛主席还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提出要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给群众谋福利，以百分之十的力量向群众“要”这“要”那，这说得也很从俗。我还想说句笑话，斯大林式的“重工业优先”是高度革命化的，而我们的“农轻重”顺序就世俗多了。毛泽东在文革后期讲什么“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古训，也说明了他老人家并不是一味理想一味形而上的，他老也有“低调”的时候。邓小平讲黑猫白猫，捉住老鼠是好猫，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讲摸着石头过河，以及搞市场经济，那就更符合世俗的常识，却不见得那么符合宏伟教条的自封守卫者的心愿了。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然而同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愈来愈世俗化的社会。物欲、私欲这些长期以来装在瓶子里的魔鬼，在相当程度上解了禁，释放了，从而人欲横流起来啦。这使革命理想主义者，道德理想主义者，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都不舒服。其实，富有几千年的重义轻利道统和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传统(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的传统也包括进去)的祖国内地，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世俗化，再化也永远化不成港澳台或东南亚国家那样。我们这里不是也报道过歌星的发烧友吗，曾几何时，发烧者的体温，不是已经大大地降下来了吗？
　　注意，世俗化在这里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且我不能注上它的拉丁语原文，因为我习惯于用原生的而不是翻译的概念。以商业广告为例，它唤醒的是一种消费的欲望，而不是革命的或道德的或终极的理想。所以我认为，商业广告的泛滥带来的是世俗化的压力与冲击力。这种情况下强调两手都要硬，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匡正与平衡的一个措施，也是因应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指责的题中之义，虽然这些因应措施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考察总结。惊呼与我当时理解的(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解释为参照系)不同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强调发扬那种人文精神则是精英们面对世俗化的抗拒与因应措施。我现在比三年前仓促卷入讨论时更加理解和同情这些朋友们了。我想我所质疑的主要是“失落”而不应是“人文精神”本身，虽然至今人们对“人文精神”的诠释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诉求有利于保持一种精神生活的张力，警惕某种新的堕落蜕变的可能，也是有启发乃至警号的意义的。但目前我们与林道静(薇拉、伸子)们面临的问题或有可比之处，背景却大不相同，她们处在前革命或革命高潮之中，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后革命(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个狭义解释)的中国。这样的人文精神的源泉到哪里去找，我们的探寻和讨论就比林道静们那时更复杂得多。人们其说不一，有的认为它存在于某个民族的某个教派中；有的认为存在于野地和大自然，存在于农业文明中；有的认为它存在于“民间”；有的认为还得从不可企及的典范鲁迅那边去继承发扬。最近，更多的精英知识分子发现它们储存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或后现代主义之中，储存于社会民主主义之中；当然也有许多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认为仍要到启蒙主义，到“五四”，到德先生赛先生那边厢去寻找人文精神的滥觞。更有认为这种精神要到东方文明到天人合一到儒道互补里挖掘弘扬的。众说纷纭，反映了知识分子们缔造精神大厦或精神圣殿的努力，很庄重、很动人也很有趣，很不成熟。
　　人文学者强调人文精神，这本来和商业家强调商业精神，科学家强调科学精神，政治家强调政治挂帅一样自然和合理。其实人文精神未必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专利。日本百货业企业家五十岚由人提出著名命题：“商道即人道”，他本人灌唱片更著书立说，热衷于进行道德宣谕。而诺基亚公司的口号是“Human Technology”，我们译作：“科技以人为本。”这说明，人文精神可以是纯精神的终极关怀(？)起码也还可能是包容着具体的物质的内容的更亲切贴近得多的一种亲和而非排它的精神，即包容一种常识性世俗性的精神。认为经商或搞科技就一定背离人文精神，没有必然性。《现代汉语词典》解得好，世俗的对立面是宗教，而不是一切精神财富或价值系统。至于宗教或信仰主义，是否就体现了人文精神呢，这恐怕很可疑，因为它们(包括现代迷信)突出更多的是神或信仰而不是人。认定世俗是注定要反精英的，那是我二十二岁以前的心情。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要旨，恰恰是从彼岸的僧侣性向此岸的世俗性的转变。
　　本世纪末人文知识分子也在树立新的榜样，例如陈寅恪和顾准。同时出来了一些人不断责备例如郭沫若和痛骂自己的父辈或整体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骨头太软。但是离开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背景，这一切孤立的鼓吹或者责备都显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须知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正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大特点。与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人文知识分子出走不同，中国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前后，大量知识分子冲破千难万险回归到革命胜利的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价值选择，更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权力意志强迫中国知识分子革命，而是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作家(包括沈从文，请参看《纵横》杂志上的有关文章)选择了革命，义无反顾。设想那时候人们会以陈寅恪为楷模，那是隔代作梦。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以理想化的心情走向革命，其壮美远远胜过上山下乡或者守护野地或者到欧美去服膺法兰克福学派。至于知识分子选择了革命，也经历了许多坎坷，许多尴尬，以至于给某些人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疏离了主流才更行时之感，这是后话。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国民党的统治上从不软骨头。无视和不理解这一段历史，情绪化地涂抹这一段历史，从愤激到愤激，以为这样就是继承了鲁迅，这可能是把学习鲁迅简单化了，这可能与鲁迅的清醒无法相提并论。
　　近来关心中国的现状及知识分子的使命的讨论渐渐热烈和多样起来，这当然很好。谈中国，似乎无法不去碰一个基本的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即中国经历了一场伟大与严峻的革命，中国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断然拒绝了全盘西化，从来不接受西方的话语霸权，从来对西方话语霸权深痛恶绝。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去不知凡几，与前苏联国家与东欧国家也相去甚远。中国这里从主体上说并没有存在(社会主义)历史已经或正在终结的问题。再有，近年来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也行时，英国、德国都已改由工党、社会党执政，更不必提北欧、加、澳、新这些传统上常常是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与某些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了。断言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终结性霸权，起码不比断言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热爱党和社会主义更靠得住。可以说福山是一厢情愿，但福山的语境毕竟与我们难以相提并论，这个区别实难略而不计。至于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听了福山的，因而需要挽狂澜于既倒，这种概括也不像是很切实。离开了特别的中国去分析一体化的人类与历史，这算是接受了还是拒绝了西方的话语霸权了呢？认为中国经济既然正在融入世界，中国的问题就与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二致，这是不是太“宜粗不宜细”了呢？这是不是太西方中心了呢？这究竟是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的现实我们的历史搭界呢？
　　对所谓民主自由我也有一些糊涂，民主自由不仅是一种政治理论也是一种世界观，它似乎是应该以注重相对性与多元性为其哲学的基石的。说一句跟着感觉走的话，民主自由的概念以及社会公正、保护劳动者的利益的概念是世俗的概念而不像是反世俗的概念——是否如此，请方家教之——它注意保护少数尤甚于服从多数——其实愈是不民主的地方愈容易出现以压倒多数、绝对多数乃至完全一致的名义对少数进行压制。一种痛恨世俗提倡绝对理念的排他的自由民主，是真的自由民主吗？
　　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资源这样有限？为什么我们原创的东西这么不足？为什么我们的概念与模式包括批评“后殖民”批评“西方话语霸权”的模式多是引进？以为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创造，那是误会。前面讲到了欧洲澳洲等地的社会民主主义，其实戈尔巴乔夫也早就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说法。至于说到人权不仅是政治权利，更应该包含经济的与文化的内容。那我们一些朋友讲的还不如我国外交部讲得更透彻更鲜明。舶来也好，接受也好，也罢，见先进就学嘛。学到手了就是咱们自己的啦。问题在于怎么让引进的好东西和咱们的生活咱们的现实咱们的历史联系联系呢？一种理论的魅力难道不在于它意味着对于生活的某种新的发现么？一进入现实、生活、历史，创造性不来也得来啦。我这样说，是不是太平庸了呢？我缺少从学理上参与讨论的能力，我只是说一点观感来求教罢了，请有学问的友人海涵。
　　再说，革命化，世俗性与精英诉求三者之间，并不总是对立的。革命者和精英们理解人民大众的正当世俗愿望，并为满足人民的这种要求而努力而献身，实在无伤于革命和精英，而正是革命与精英之所以为革命与精英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你再伟大，也还生活于俗世，离不开世俗呀。世俗化，在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之后，很多情况下是与正常化与和平与稳定与发展生产相联结的。当然，世俗化的局面下也会产生革命高潮中所没有的问题。世俗化的同时我们照样应该珍重与发扬革命化的传统精神，也要注意并尊重精英们的精神诉求，提高自己的与社会的精神品位。搞得好了，文明、富裕、进步、公正、繁荣……既是革命的与精英们的追求，也是世俗的人众的普遍期盼。世俗的对立面不注定了是道德，世俗也有世俗的道德，旧中国的买卖人也讲究言无二价，童叟无欺。至少，三者有时候可以并行不悖，三花齐放。在西方，更多的时候世俗与精英们是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的。它们的社会比我们世俗化得多，但精英们的情绪好像并没有那样激动。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彻底地精英化，营造一个君子国，则古今中外都是没有过的，虽然在这方面保持一定的批评态势是有益的。总之，我们对于世俗化，恐怕还得接受，包容，引导和提高或暂时挂之起来而不宜一味咒骂拒绝。
　　当然，这里说的接受和包容是指接受包容“当代一般人”(义出《孟子》，见前)的过好日子的要求，指老百姓的物质利益与风俗习惯，指无害有益的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服务，指诸如居住权迁移权择业权隐私权等等俗人们的自我保护和自行选择的权利；而绝对不是指世俗化中恶性至少是负面效应这一面(这些究竟是世俗化的时症，还是在世俗化态势下更易暴露出来的宿疾，我还搞不明晰)不是指“人欲横流”中流出的邪恶、腐败、贪婪、掠夺、假冒伪劣、倒行逆施、言行分离和种种犯罪与堕落现象。对于这些新出现或改变面貌出现的问题感到激愤，口诛笔伐，当然是正义的，近年来我读过不少这样的文章并感谢它们帮助我打开了眼界，提醒我注意这些新的问题而不是只盯着老问题不错眼珠；我感到困惑的只是，把上述这些严重的问题归因于现代性、全球化、启蒙主义、科学主义、后殖民、亨廷顿或福山，并以法兰克福学派、福柯、马尔库塞……为处方抵抗之，能点到穴位上吗？说它们出之于权力崇拜、以权谋私、国民素质低下、体制和法制的不完备不成熟和缺失，以及社会经济文化急剧转型中的道德与价值失范——其中一些带有封建性即不现代、前现代或初现代的问题会不会更贴切一些呢？我们的问题，当真有那么超前了么？
　　至于革命化，要维护发扬，不能一笔抹杀，不能一厢情愿地无视这个大背景也不能人为制造，不可把革命化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对立起来。对于精英诉求只能尊重理解思考，从容探讨，百家争鸣，不能一言不合就必欲除之，也不能要求这些诉求都具有可操作性，不管你是圈里的或圈外的人士。因为精英们的自由思辨，是以允许出现种种超前性，欢迎这种超前性和批判性，乃至允许匪夷所思、种种片面的深刻肤浅的表述乃至智力游戏为前提的。如果精英之间也搞听不得不同意见，如果学术意见的不同带来的是人际反目，那只证明我们侈谈很多好东西还都为时过早。人文知识分子可以致力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可心致力于更切实和具体而微的工作。他们都可以是伟大的。世界上那么多作家得了诺贝尔奖金，并没有听说他们都是该国该人民该民族的良心。一个健康的现代人是不是那么渴望以巨人的良心为良心而不相信自己的现有良心，这还是一个问题。从精英中产生鲁迅式的精神巨人的背景现在在中国有所不同，再急再骂也是枉然。现在也会产生大作家，但绝对不是过往人物的克隆。到底现在理想的知识分子栋梁是什么样，出来了就知道了，经过一段历史的考验就知道了。与其责备别人不够硬骨，不如自己硬个样子。郭沫若起码在重庆留下过硬骨头的光辉记录。这方面宣言和责备的作用实在有限。以福柯的尺度为剪裁的依据，说不如何如何就不算知识分子，据方家告我，福柯的主张恰恰与我们的言必称福柯的朋友们的立论相反，说是福柯连“精英”、“知识分子”这种概念也是怀疑和批评的。这种以所谓福柯的名义将不合意的学人逐出族门的作法，实际意义恐怕有限。对待知识分子的衡量判断，能不能搞一元化一刀切，最好考虑考虑。至于个人的品味节操，你当然可以坚强地保持着与俗鲜谐的高格调，极高格调，这是你自己的事，只要你不以此为尺度去剪裁和抹杀生活和公众，只能对您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可不可以大雅若俗，大洋若土呢？可不可以在亲和与理解世俗，珍重与传承革命的同时保持精英的高质量、对丑恶的不妥协与独立人格呢？谁说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