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在制度变革之外

　　大约一个月前，我去一所大学演讲，在相当热烈的问答和辩难声中，一位站在最后排的小伙子特别引人注目：“今天，有些人关心精神的价值，在物质生活中却很无力，更多的人只追求物质利益，毫无精神的要求……”或许你会怀疑，今天的人真是像他所说，把精神和物质看得如同鱼和熊掌，要了这一样就必得放弃那一样？一个星期以后，另一所大学的一位年轻的硕士研究生，却亲口证实了这一点，他坦率地告诉我，他知道人应该有“精神的追求”，但眼下只能先不管这些，全力去营造“物质生活的基础……”这十多年来，类似这样的坦率日益普遍，它所凸现的那一种将人生切成几块，以为彼此可以分离的思路，也分明越来越流行。记得四五年前，“人文精神”讨论正热烈的时候，《读书》编辑部陆续转来读者的信件，其中颇有一些指斥“拜金主义”和“精神沦丧”的激烈文字。它们的明快令人兴奋，但那样毫不掩饰地轻蔑物质生活，却说明写信人也有点陷入了“鱼和熊掌”的思路。能如此理解个人的生活，也就可以如此理解社会的生活，如此为社会确定发展的目标。于是“要面包还是要自由”这样前提极其可疑的选择，被粗暴地塞到公众的面前，强要人们弃一取一；于是人的丰富的社会需求遭到不由分说的曲解，被简化为“生存需求”，简化为对食物、衣服和住房的最低要求；于是著名的思想家站出来宣布，应该分阶段追求社会的进步：先是“温饱”，再是“富裕”，至于“自由”之类，尽可以放到最后；于是更有对李光耀式的“亚洲价值”和“权威主义”的由衷的羡慕；于是东西南北，上上下下，几乎人人都觉得，为了经济的“发展”，不妨暂时牺牲一下文化、教育、社会公正和生态平衡；于是到处都能听见这样的许诺和自我安慰：只要经济“上去了”，其他东西都会有的……
　　我当然知道，这些现象都各有复杂的原因，并不能一概而论。我也明白，有些人是明明知道事情并非如此，却偏要竭力把事情说成如此的。但是，这些年来，目睹这么多受过系统教育的青年人，在“鱼和熊掌”式的难题前踌躇挣扎，终至决然地舍弃其一；又从传媒和出版物上，听闻那么多理直气壮的糊涂话，我就忍不住要忖度，那以为人的生活并非整体，尽可以割成几块，先挑一块扛走的思路，也正是造成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照理说，今天早已不必再来重复这些粗浅的常识：人的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它不应该、也不可能被简缩成一个方面；现代人的生活更是一个整体，不同的侧面紧密相联，譬如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每一个都同时包容了另外的三个，事实上很难截然分开。可是，回顾二十年来中国知识界走过的道路，我又确实感到，在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是都能够记住这些常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思想解放的气氛逐渐形成，知识界热烈地谈论政治，谈论哲学，谈论文学和艺术，却似乎很少谈论经济，谈论物质生产和经济制度。许多人一开口就是弗洛伊德、萨特和索绪尔，就是海德公园和美国独立宣言，却似乎很少能同时想到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想到福特公司、花旗银行和跨国资本的畸形发展。八十年代的知识界喜欢引证西方，但那似乎只是一个文化和政治的西方。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勾勒出一个崭新的“现代人”形象，但他似乎只有上半身，他只关心思想、精神和爱情，而很少想到日常生活的意义，想到物质和经济领域里的剥夺和反抗。说起来也真是难以置信，农村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公众追求富裕的欲望也日渐膨胀，可知识界仿佛就是视而不见。当然也有人紧张地关注这些问题，努力思考经济生活中的变革，但就总体而言，八十年代前半期的知识界确实是眼睛朝上，很少往地面上瞧的。我觉得，可能主要也就因为这一点，在一九八六年以后的将近十年间，面对一浪汹涌过一浪的“市场经济改革”，知识界才会如此被动，手足无措，几乎完全丧失洞察力和批判力。
　　这是否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那个风靡人心的“现代人”形象会迅速改变成另一副模样。哲人式的沉思，诗人般的浪漫，演说家的慷慨风情，现在都一一褪去了光彩。至少在东南沿海，在大中城市里，公众心目中的偶像越来越像是一个“老板”，一个全身名牌，开着漂亮汽车，在豪华的私宅里进进出出的“新富人”。不要说大学生和中学生，就是去问十多岁的小学生，你也会收获一连串这样的清脆的回答：“我长大了要当总经理，赚大钱！”想想也是，如果你对社会变革的呼吁，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不能落实为对生活现实的生动透彻的分析；如果你对精神自由的鼓吹，不能深入人的日常生活，引发人们对具体的物质境遇的深入思考，增强他们对衣食住行中实际遭受的各种束缚的敏感；如果你对政治民主的宣扬，不能延伸入其他的生活领域，促进公众对技术、体制、伦理和习俗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了解，激发人们改善自己的整个生活状况的决心；如果你对现代社会中公民的品质和权利的要求总是那么空洞，不能转化成人们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的自我要求和奋斗目标，那么，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再动人的启蒙言辞，再正当的精神呼唤，都会如刚洒的新土，脱锚的小舟，一下子被刮到天边。新思想的浮土四散之后，接着露出来的会是什么东西，也就可想而知。九十年代的流行风尚会如此青睐物质利益，正是相当自然的事情。越是从小就被教导去空洞地理解人生的孩子，长大以后越容易滑到另一个极端，只专注生活中的琐碎利益。惟其没有发育出与自己相配的下半身，八十年代那个只有上半身的“现代人”形象，才会这么容易被九十年代的风尚抛弃；也惟其只看见过八十年代那样的上半身，九十年代的人们才会心安理得地摆出这么一副仿佛只有下半身的姿态，并不觉得有什么严重的缺憾。
　　这就又回到那个激动过二十世纪初的人们的老问题了：怎样才算一个现代的人？什么才是健全的现代的生活？依照周作人的说法，在中国，“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真正开始的(《人的文学》，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每周评论》第一号)。那时候人们怎么讲“人的意义”呢？不妨来看两篇当时最有影响的文章。一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这样归纳易卜生对“人”的要求：“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随后引出那一段脍炙人口的宣告：“你要想有益于社会，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你自己”(《易卜生主义》，一九一八年六月《新青年》四卷六期)。现代的“人”被解释为“个人”，对“人”的“发见”，也被具体化为对个人与社会的新的关系的“发见”，胡适从头到尾，都是把他对“人”的看法，放在“个人如何面对社会”的论述框架中来展开的。二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它先列出“人”的定义：“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二)从动物‘进化’的。……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接着引申道：“我们所谓的人类正当的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这似乎是开辟出了一片与《易卜生主义》完全不同的视野，它呈现的是人自身不同侧面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可是，周作人并没有顺着灵肉一致的思路继续往下讲，他话头一转：“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便是利己的生活”，又折入《易卜生主义》的视野了。由此往下，一路都是讲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最后以耶稣“爱邻如己”的训诫结束对“人道主义”的阐发，文章开头拓出的那一片新的视野，随之缩小到几近于无。在这里，我无法详细讨论胡适和周作人为什么要特别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去“发见”人，这既与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历史有关，更与近代以后种种政治和社会危机的逼迫有关，与这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对“现代”的想象有关。我也无法继续分析这一种易卜生式的悲观的自救意识，为什么会那样广泛流传，它对二十年代以后中国的个人主义思想的脆弱品质，是否应该、或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只想指出一点，胡适们对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强调，即便是切合了时势的需要，一旦它成为“发见人”的主导方向，“我如何挣脱社会束缚”这一个问题，因此遮没人们思考“人的意义”时候的大部分视野，那就会造成极大的限制。许多人的生活的重要方面，譬如“灵”与“肉”的关系，人的各种社会需求——政治、经济、审美、爱情等等——之间的关系，理智与情感的关系，想象与经验的关系，人的身心的常态与非常态的关系，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会被排除在对“人”的思考之外。当然，这些方面并不能完全自外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但它们绝不等同于这种关系，倘若你只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去把握人，那就很难避免狭隘和武断。现在回想起来，《易卜生主义》和《人的文学》一类的文章，似乎确实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读本。即便鲁迅，当公开谈论人该怎样生活的时候，也会沿用胡适式的说法。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一面尖锐地发问：“娜拉走后怎样？”一面又回过来修补“易卜生主义”：“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来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走后怎样》，《坟》)。把娜拉走后的问题仅仅归结为能否“不回去”，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为了听众的现实需求。但你也正可以由此理解，随着二十年代以后社会的动荡日益剧烈，环境的压力有增无减，再要想在人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之外去“发见人”，是多么困难了。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知识界对“人”的理解似乎依然极不平衡。一论及人与群体的关系，谁都能够雄辩滔滔，尤其是论述个人应该服从群体，指示人如何对付他人，恐怕没有哪一个地方，能贡献出我们这么多的长篇大论，有我们这么深刻的世故之心。但是，若讨论精神与肉体、理智与情感、人性与欲望的不同侧面等等人内在的复杂关系，我们却常会显得那么幼稚，不是把人割裂开来，粗暴得不近人情，就是一厢情愿，把人生看得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回想八十年代以来的许多文学和思想论争，回想我自己读到或写下的许多文字，更不要说我前面举出的那些现象了，就对人的认识而言，它们都触目地证实着这样的幼稚。难怪那位年轻的硕士生会觉得自己只能在鱼和熊掌之间选择一样，这一类误解在今天如此流行，显然也是有几分必然吧。
　　当一个社会觉得困难重重，前途莫测，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这个社会如何理解“人”，就似乎显得尤其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理解，在无形中影响社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教我们如何去认识和应付眼前之急，又如何确立和追求长远之计。倘若这个社会不懂得人生是一个整体，一味急功近利，往某一个方面用力“发展”，甚或无心去思考长远之计，只沾沾自喜于短期的“成功”，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很难得到真正的改善。即便一时之间，某些方面好像有了改善，它后面也多半会跟来更大的灾难。倘若社会中从事文化创造的阶层，自己不能深切地体验“灵肉一致”的人生感觉，也因此无力通过文化的创造，在公众间广泛地激发这种感觉，这个社会中可能早已普遍存在的伦理和信仰空虚，言辞与行为的脱节，也就会愈演愈烈。因此，我非常盼望今天的中国社会能尽早走出对人的认识的片面状态。不但深知人生的各个侧面密切相关，难以分离，更能由此明察那些竭力抹煞这“相关”的高论的深刻用心。不但重视个人与社会的多重关系，努力创设合理的社会制度，恰当地协调各种利益；更能理解人类心灵的巨大能量，着意创造焕发诗兴、富于美感和深度的精神生活，滋养人性的需求，激励我们的想象力，并安妥我们的灵魂。说到底，“发见人”绝不仅仅是一件理智的工作，它更是一种人性的感觉的扩散，一种对自己的身心一体性的充分的领悟，一种对人生的完满境界的敏感和渴望。对人的认识的片面和幼稚，也绝不仅仅表现了理性的匮乏，而更是暴露了心灵的荒芜。只有当你不仅在抽象的观念上，而且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能具体地感觉到“面包”和“自由”所包含的“人”的意义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看破那些似是而非的“两难选择”。也只有当你从内心深处激发起那种全面发展的冲动，它不再仅仅是你理智上的自我要求的时候，你才可能牢牢把握住自己的长远之计，不会因眼前的一时之利迷失前途。当然，如果制度的变革还只能局限在文字和口舌之间，人们的确很容易忽视精神和心灵的荒芜。但我要说，如果这荒芜一直延续下去，那就不要说社会的精神层面的发展，就是制度层面的已经展开了的细小的变革，也极有可能被重新逼回到纸上，甚至被逼回到心中。这十年间，我所眼见的许多人事，似乎正使人很难拒绝这样的扫人兴致的推测。
　　一九九九年一月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