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家”三议

　　今天讨论“国家”这个论题有三重目的：其一，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用“跨国主义”这个理论框架来谈中国当代文化的变迁有很大的问题。而自九十年代以降，在美国的中国学界(特别是紧跟着西方理论走的人类文化学以及文学圈、文化研究圈内的中国学的学者们)一窝蜂地大谈中国如何已经进入跨国主义文化的新世纪。这些年我已经陆陆续续参加了几个以跨国文化与中国为题的学术会议。给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两年前的一个会议。会前主办者热情地送信给我，因为她听说我在研究“休闲文化”，也就是中国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兴起的周末文化。正因为四十小时的工作时数与福特主义的密切关联，所以她以为我和其他学者一样，把“休闲”当做一个西方的、跨国的、全球文化入侵中国的表象，并认为我对这个文化现象的流行是采取庆贺态度的。她的观点是十分典型的。她和其他在海外的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化的同仁一样，都认为“休闲”既然是西方的，而它在后当代中国这么火热地展开，所以必定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失控的具体表征。而她邀我参加的会议主题是庆祝国家之间的疆界正在被全球文化侵蚀以及跨国文化与跨国主义的来临。我接到信以后，很诚实地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做的关于休闲文化的研究目的是重申“国家—政府”这个理论范畴的重要性，我认为休闲并不那么简单是跨国资本文化的话语，更引我注意的是休闲与国家话语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做的研究恰恰是向她的会议主题做出一个理论上的质疑。我最后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这个会议。
　　我想用这个例子阐述一个现象，就是在当今美国文化研究学界，“跨国主义”占据着一个霸权理论位置，如果有人胆敢谈论“国家”这个范畴，立刻会被带上两顶帽子：反理论和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在美国学术界，区域研究代表着狭隘的学术意识。别人都在谈跨国，各式各样的“跨”(crossings)，如果你还往回走谈以国为本位、为主体的研究，那就是观念上开倒车。这不仅是最不先锋，而且是最不“政治正确”的学术方向。我们所熟悉的“国族之终结”这样的理论流行话语，是在这样一种反国家本位论的前提下滋长的。此外，与跨国文化意识相呼应的是美国学术界对冷战情结的反思。九十年代以来，有鉴于学术圈口诛笔伐区域学背后的冷战意识形态与中情局之间的共谋关系，“民族国家”这个理论话语被打入冷宫也是意料中的事。
　　我们要理解“国家”这个理论范畴的重要性，先得谈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跨国”这个范畴的盲点。在跨国主义这个思想架构中，“文化”和“经济”是最重要的分析范畴。跨国主义突出的话语是“跨国”文化和“全球化”经济的新话语，以取代“民族文化”和“国民经济”这类旧话语。但我要突出国家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回到旧话语去谈民族文化与国民经济。
　　我们在讨论一九九二年之后中国的历史性转轨时，国家政府这个问题往往是被遗漏的。我们惯于讨论中国经济的转轨(从国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运动)、或是文化的转轨(从高雅到通俗，从民族的到跨国的)，但鲜从国家统治技术的重构和国家话语的变化这方面来讨论中国的历史转型。如何有系统地研究当代中国国家政权的结构转型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我个人研究计划的重点是以国家为切入点，来谈政府法规与社会流行话语以及文化工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我提议把“国家”和“政策”这些分析范畴重新放入我们目前一直受到“市场”转喻所控制的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之中。
　　这是我提出国家论题三重目的的第一重：在方法论上质疑跨国主义。第二个目的很简单：在国内、国外谈论中国国家政府的文章书籍并不多。这是为什么呢？在后冷战的全球的自由经济话语中，谈“民族—国家”(nation－state)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是难之又难，更不用说是谈一个具有社会主义长久历史的中国国家政府了。海外最常见的论调不外乎是对一个所谓独裁政权的控诉以及同时存在的对这个政权逐渐削弱的经济权的幸灾乐祸的报道。而在国内的学术圈里，国家这个论题不便多谈，也不好详谈。
　　第三重目的是我想在美国文化研究死胡同里探索出一条新道路。文化研究探讨的是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意在寻找一个能与霸权为敌的能动主体。文化研究的主流意识是建立在“霸权与抵抗的二元话语”上的。它所要建立的想像主体是一个与既成权力结构斗争到底的激进的主体。在伯明翰学派中，这个能动主体是白种人劳工阶级；在美国文化研究的领域内，“阶级”作为这个激进主体的主要身份认同已被其他范畴诸如性别(女性)、种族(黑种人)取代。在学院里，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誓死在话语上批判资本主义，在理论上与社会体制为敌。而我在去年十月份《读书》上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指出，这个“霸权与抵抗”的二元论在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无法承载当代人历史主体的复杂性以及主体与权力之间的、互相牵引而不是全然敌对的多重网络关系。这种关系绝非简单的左派经典二元论所能解析的。我认为，这个经典话语的不断复制，正反映了美国古典精英左派知识界与社会劳工阶级和其他边缘社会群体完全脱节的现象，是美国激进主义学院化的结果与知识分子自感乏力的结果。在这样的二元论的前提下，任何一种体制——无论是跨国资本集团或是国家——都被认定是霸权的化身，被赋予了绝对负面价值，应该被彻底否定。这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简化了国家与资本在二十一世纪的复杂关系。
　　在有社会主义传统的中国这个特殊语境中，国家与资本的关系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没有做有系统的政策研究之前，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答案的。而我所说的政策并不光指中央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的制定，更重要的是指各省以及下面的市、县、镇、乡级地方政府对各种中央政策的推行、合作、抵制、改写，这是一个既有冲突又互动的错综的关系。“国策”这个观念里如果放入地方政策这个变化无常的变异数，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复杂化。国内政策学中有一句流行的话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恰恰向国家与资本之间的二元平面关系的思考模式提出一个强有力的挑战。正因为在中国的语境里国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我们才不能用单一的思维去理解政策制定或被推行或被改写的过程，以及层层相生也相克的动机、后果、反馈。所以政策和文化一样，是一个建构、一个过程，是一个流体存在。这样的政策研究是不可能由一个学者单枪匹马去做的，更不可能只由某个单一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去做。更重要的是，在转轨时期中的国家与资本的关系绝不可能在没有做研究之前，就得出结论。
　　再回到“霸权与抵抗”这个二元论中隐含的国家这个论题来看，美国学院左派学者往往强调国家与跨国资本之间的勾结，忽略了民族国家(特别是有反西方霸权主义传统的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在现代化的同时也在企图遏止跨国资本的垄断性。在跨国资本主义自觉意识到本身之脆弱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具有的矛盾使命(即又要发展、又要讲可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则更加突出。
　　如果我们认可国家不能完全与资本之间划等号，那么政策问题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这表明，在庞大的跨国资本体制的垄断与个人抵抗的徒劳之间，还有一个第三条途径。也就是说，个人除了孤军奋斗或在学院的高墙内只批不斗、只说不做，还可以冀望通过国家体制的改革来与资本主义抗衡。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意味着国家政府不是一个具有先验性的、绝对负面价值的范畴，而是一个可供研究的开放的经验性范畴。对以反霸权为中心思维的理论家来说，“国家”这个范畴具有一个新的潜能，可以把简单的“霸权与抵抗”的二元话语复杂化。而政策学研究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了。也就是说，国家政府的体制本身包含着抵制资本以及寻求消解资本破坏性的意愿与方案的可能性。
　　可是，澳大利亚新左派学者本尼特(Tony Bennett)在澳发起研究文化政策学的时候，引起美国经典左派学者群起攻击。我不想详谈这个争论，只想指出他的方向是正确的，可是他犯的错误是太信任学者对政策决策者的影响力，太急于在决策与政策实施和后果之间划等号。他还犯了另一项错误：攻击老左派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点的文化研究。姑且不论这些是是非非的争论，有一点我们该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国家政府对公共文化的赞助与管理其来有自。这一点与中国有一些共同之处。简言之，在有强势国家传统的社会里，要研究文化非得意识到政策对文化的影响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