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九月，曾于五十年代发表索尔仁尼琴成名作《伊万·捷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新世界》杂志，就率先刊出了索尔仁尼琴的回忆录。接着，国际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索尔仁尼琴网页，上面不仅有关于作家的各种背景资料和照片，还有世界各地的读者发来的生日祝贺。十二月四日，俄罗斯电视台第一频道(OPT)播出了以索尔仁尼琴的生活为主题的电视片《纽带》；七——十日，独立电视台(HTB)又连续四天在黄金时间安排播出了系列专题片《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在生日的前后几天，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各种消息和各类文章，更是铺天盖地。路透社报道，各种报纸都在这位作家的身上“堆积了大量的赞美”，《星火》杂志称“到处又都重新谈起了他”，《公众报》头版头条的一篇署名文章在一开头就这样写道：“今天，在报纸杂志的每一页上，在电视和广播的每一次节目中，都在对索尔仁尼琴表示祝贺。”这种祝贺在十日和十一日达到了高潮。十日晚，瑞典使馆出面为索尔仁尼琴举办了一个生日庆祝晚会，瑞典人大概觉得是瑞典的诺贝尔奖造就了索尔仁尼琴，也使他们有了在莫斯科做东的权利和义务；十一日，国家杜马在当日的会议开始之前专门对索尔仁尼琴的生日表示了祝贺，叶利钦也于当日宣布授予索尔仁尼琴圣安德烈勋章。当晚，在塔甘卡剧院上演了根据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留比莫夫执导的话剧《第一圈》，正是在该剧演出后发表的讲话中，希罕地身着燕尾服的索尔仁尼琴，公开宣布拒绝接受叶利钦的奖。一个多么热闹的生日！
　　这个热闹的生日，为欲更多地了解索尔仁尼琴的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比如，《新世界》刊载的索尔仁尼琴回忆录中就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莫斯科晚报》周末副刊《晚间俱乐部》十二月十日第三版上的《火自天上落下》一文就谈到了《伊万·捷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前后的情况及其他一些内幕，该报第四版的《克格勃是怎样撞击<群岛>的作者的》披露了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就索尔仁尼琴问题致苏共中央和勃列日涅夫的几封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得知，索尔仁尼琴一九七四年的去留问题，曾让当时的高层人士颇费了一番周折，政治局专为此事在新年过后立即召开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此事，原想让索尔仁尼琴去某个社会主义国家或是伊拉克和瑞典，后担心人家不接收，最后，是德国总统主动表示愿意让索尔仁尼琴去德国写作，这才“促成了”《古拉格群岛》作者的流亡。这篇文章还谈到，克格勃档案中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材料曾多达一百零五卷，但所有这些档案都在一九八九——一九九○年间被奉命销毁了。比如，《星火》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告诉读者，后来流传甚广的索尔仁尼琴身穿囚服、却仍目光炯炯的那张照片，实际上是在他被释放之后拍摄的。
　　在纪念索尔仁尼琴八十诞辰的文章中，谈得最多的是索尔仁尼琴的爱国之情。伊·佐洛图斯基在《不撒谎的生活——一个人战胜了整个国家》一文中对索尔仁尼琴和纳博科夫作了比较，文章作者称，纳博科夫是一个纯艺术的作家，是一个诗歌游戏的天才，是生活和死亡之秘密的探究者，而索尔仁尼琴则始终是一位斗士，一位复仇者，一位追求正义的理想主义者。索尔仁尼琴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当然，政治激情对于我而言是与生俱来的，但它在我身上毕竟是次于文学的，是低于文学的。如果在我们不幸的祖国不曾有那么多的社会活动家被毁灭，那么，物理、数学家们便不会去搞社会学，而诗人则不会去进行政治演说——我也许会至今一直留在文学的界限之内。”索尔仁尼琴无疑是一位入世的作家，如果说，他前期的创作均旨在揭露“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中的黑暗，那么，他自称自《红色车轮》开始的后期创作，其惟一的目的就是“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找出历史变革的内在原因。纳博科夫对此有些不以为然，他曾不无讽刺地将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称为“大思想的文学”(每个单词都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索尔仁尼琴对纳博科夫的“游戏”也深为不满，一九七二年，作为上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索尔仁尼琴被要求推荐一位下届的候选人，他推荐的就是纳博科夫。他致信纳博科夫告知此事，却在信中又对纳博科夫写了这样一段话：“借向您表达我对您巨大、细腻天才之钦佩的机会……我也要表达我深深的伤心、甚至责备，因为您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却没有奉献于我们痛苦、不幸的命运，没有奉献于我们阴暗、扭曲的历史。也许，您将来还会找到作出这种奉献的兴趣、力量和时间？”也曾流亡国外的俄罗斯诗人尤·库勃拉诺夫斯基在另一篇文章(《晚间俱乐部》十二月十日)中将索尔仁尼琴与另一位俄罗斯流亡作家布罗茨基做了对比，他写道：“我与他(指索尔仁尼琴——本文作者按)于一九八六年秋在维尔蒙特相识。在此之前，我与布罗茨基在纽约有过长时间的直接交谈。反差是巨大的。布罗茨基为作为自足因素的诗歌而劳作。而且，这位仙人已经出色地掌握了成功的最新技术。索尔仁尼琴当时则在写作《红色车轮》，他的工作属于‘自我委派’，即揭示俄国革命灾难的原因。他全身心地投入祖国问题，但即使这样，他也比布罗茨基更好地理解了阉割人类真正文化的二十世纪末文明之飞轮是如何工作的。”也许，正是与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的不同，才构成了索尔仁尼琴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存在意义；也许，正是索尔仁尼琴与纳博科夫、布罗茨基之间的差异，以及众多俄国流亡作家相互之间的差异，才造就了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的丰富和多彩。
　　索尔仁尼琴和纳博科夫、布罗茨基曾同为二十世纪后半期最为显赫的俄罗斯流亡作家，后两者后来入了美国籍，并已先后去世，只有索尔仁尼琴最终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索尔仁尼琴的归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宣告了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的终结。他犹如一个象征，在世纪之末，将“境内”和“境外”两种俄语文学联结成了一个整体。索尔仁尼琴回国后不久，就建议莫斯科市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收藏俄国境外文学的机构，他也许意识到了，俄国流亡文学已经成为一段封闭的历史。
　　索尔仁尼琴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如今，提起索尔仁尼琴的回国，常会听到“三度归来”的说法，第一次是指他从前线“归来”，本来应该作为胜利者凯旋的他，却被作为“人民的敌人”秘密押回了莫斯科；第二次是指他从中亚流放地归来，用索尔仁尼琴自己的话来说，“我完全是撞着大运……从炎热的、尘土飞扬的荒原回到了俄罗斯”；第三次则是从美国乘坐“阿拉斯加号”飞机先到俄国远东地区，然后乘专列横穿俄罗斯大地，最后抵达莫斯科。索尔仁尼琴一九九四年豪华的、凯旋般的归来，曾让人联想起十月革命前列宁的回国。在海参崴市中心的广场上，索尔仁尼琴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了高高的讲台，刚刚升起的一轮红日将崭新的朝霞洒在他的脸上，人们则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俄罗斯的希望之光；在莫斯科的雅拉斯拉维尔车站，自发地前来欢迎的人群将站台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向他献上献花，向他高呼“乌拉！”，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前往迎接，在站前广场上，激动的老人对前来欢迎的人群高声说道：“在整个旅途中，我都有一种兴奋的感觉，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俄罗斯，又回到了自己人的中间。今天，我正是怀着这样的感觉向你们致意，并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到来，感谢你们热情的迎接。”回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曾频繁会见记者，多次发表电视讲话，宣传自己的主张和理想。但是不久，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这位“俄罗斯文学的主教”却又一次沉默了，隐居了。
　　对于索尔仁尼琴近几年来的沉默，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抱怨，在先知预报灾难的时候，无人倾听，而在人们想起要听听他的话的时候，他却恰恰沉默不语了。有人引用了“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先知”这句俄国谚语，既指“墙里开花墙外香”，亦有“忠言逆耳”之含义，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受冷落是注定的。在关于索尔仁尼琴当前处境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即在索尔仁尼琴流亡与归来的过程中，他走得不是时候，回来得也不是时候。像大多数二十世纪的俄国流亡者一样，索尔仁尼琴一直不愿主动出国，去寻求西方的同情和支持，而愿意留在国内“斗争”，一九七○年，他执意要在能获得回国签证的前提下才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他后来的离去，和布罗茨基一样，是名副其实的“被驱逐出境”。一九七四年出国时，索尔仁尼琴已成为苏联国内最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而另一位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就是萨哈罗夫。这两位“持不同政见者”相互之间的“政见”也不同，萨哈罗夫坚持要俄罗斯走西方的民主化道路，而索尔仁尼琴则希望在西欧的资本主义模式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之外为俄罗斯找到第三条道路。俩人的争论刚刚展开，索尔仁尼琴就离开了苏联，最后，萨哈罗夫的理论渐渐地占了上风。“在就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而展开的象征性的斗争中，他输给了萨哈罗夫集团(政治革命以及随后的经济变革使俄罗斯走上了他所反对的道路)，这使他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达·齐甘科夫，《公众报》十二月十——十六日)“在当时，萨哈罗夫的优势并不是观点的优势，而是距离的优势，他就在此地，我们能看见他，听见他。”(伊·佐洛图斯基，《独立报》十二月十一日)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就有人要求索尔仁尼琴回国，但他坚持要等写完《红色车轮》之后再回国，有人替他惋惜，认为他错过了最佳的回国时机，俄罗斯的变化已经成为现实，思想面对既成的事实也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再说，“读者已经改变了，可索尔仁尼琴却仍未改变。于是，在一个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在震动了俄罗斯的多次地震(这样的地震还会出现)之后，他再次孤独了，又变成孤身一人了”。索尔仁尼琴的确很少露面，在我来到俄罗斯之后的数月里，仅在电视上见到他一次，那是在他出席莫斯科艺术剧院前的契诃夫纪念碑的揭幕典礼时。只有他的著作静静地站在书店的书架上，等待着与人们交谈。
　　如今，在八十岁生日的前后，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索尔仁尼琴终于再次打破了沉默。而且，他还是以一种抗议的姿态走出来的。他所拒绝的圣安德烈勋章，是俄罗斯联邦的最高国家奖，它由彼得大帝在一六九九年三月十日设立，圣徒安德烈·彼尔沃兹瓦内伊自基辅罗斯起就被尊为俄罗斯的庇护圣徒，他的名字因而被彼得选中作为俄国最高奖的名称。该奖在十月革命后被废止，后被叶利钦于近年恢复。今年授奖给索尔仁尼琴，是为了奖励作家“对祖国的杰出服务以及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但是，索尔仁尼琴却冷落了叶利钦送来的这块生日蛋糕，他在塔甘卡剧院声明说：“我不能从一个将俄国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在当前的形势下，在人民为了获得他们的薪水而绝食的时候，我不能接受这个奖。也许，很长时间之后，当俄罗斯找到了摆脱这些烦恼的途径，我的儿子们可以代替我去领这个奖。”他的拒绝令当局颇为难堪，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西苏耶夫在电视上就此事谈到：“他对官方和奖励持一种令人不安的态度……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对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持批评态度。他有接受或拒绝的权利。”不过，他又解嘲似地说道：“颁奖也是总统的一个责任，他知道，不能让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在过生日的时候默默无闻。”应该说，索尔仁尼琴的拒绝受奖，主要是针对叶利钦的，他是在以这种打破沉默的方式来表达对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现实的不满。其实，索尔仁尼琴并未真正地沉默过，苏联解体之后不久，他就写了《我们怎样建设俄罗斯》一书，为俄罗斯的重建给出了自己的蓝图。回到俄罗斯之后，他对俄罗斯照搬西方的做法感到失望，甚至愤怒，更何况，俄罗斯对美国的照搬又没能给国家带来什么正面效果。一九九四年回国后，索尔仁尼琴就表达过，改革的成功与否只能通过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来证明；他还主张在俄罗斯恢复地方自治会(земство)，让人民实现真正的自我管理，从而理顺政权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索尔仁尼琴对叶利钦政权抨击最烈的有两点：一是对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的俄罗斯族人弃之不顾，一是权力阶层严重的贪污现象。一九九八年春天，索尔仁尼琴又推出一本新书，题目就叫《倾塌的俄罗斯》(《Poccия в обвале》)，人们都承认索尔仁尼琴是先知，因为他成功地预言了集权制度的垮台，因为他成功地预言了自己的回归，如今，读到他这个书名的俄罗斯人，又该是怎样的心境呢？

　　像索尔仁尼琴这样一位思想家、社会的精神领袖，即使沉默不语，也是一种强大的存在。在前苏联，他提出“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和“不撒谎地生活”的信条，并在创作和生活中贯彻了这一信条，他因此受到了迫害，被关进集中营，被流放，直至被逐；到了美国，他并没有因为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却很快就批评起唯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国式的价值观来，甚至称美国为“恶的帝国”，引得美国当局和多数美国人对他大为不满；在度过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后回到俄罗斯，他又立即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最有力的敌人，即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新当权派。索尔仁尼琴真是一位“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许，与权力保持对峙，至少是保持距离，才是真正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应该选取的最佳位置；也许，思想和文化只有在与政治的冲突中才能体现其意义，丰富其内含，并焕发出真理的光辉。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和历史命运，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范例。
　　索尔仁尼琴与政治家的关系，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叶利钦明知道索尔仁尼琴不会喜欢他，却在后者刚刚回到俄罗斯境内时就委派地方长官向索尔仁尼琴宣读了他的欢迎词，又在今年主动提议给他授奖。《莫斯科时报》上刊出这样一幅漫画，矮小的叶利钦手持一枚圣安德烈勋章，在高大的索尔仁尼琴面前爬上梯子，想把勋章给索尔仁尼琴挂在胸前，却见索尔仁尼琴胸前的一块牌子上写着：“留待严肃的奖项。”俯视着不知所措的叶利钦，索尔仁尼琴宽容地笑了。在去瑞典使馆出席索尔仁尼琴生日晚会的来客中，有一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便是戈尔巴乔夫，他也在晚会上发了言，称索尔仁尼琴为“我们的精神权威，自由的先知”，但人们不会忘记，苏联解体之前，正是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拒绝了众多知识界人士提出的恢复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的请求。仅从这两点来看，索尔仁尼琴似乎在与政治家的交锋中最终占了上风。其实并不总是如此。电视片《索尔仁尼琴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个场面：索尔仁尼琴有一天突然想到要去国家杜马发表演说，他站在讲台上严肃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尊敬的国家杜马的代表们！……我将你们视为第五杜马，今天，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你们面前发言，但是，面对受苦的、期待的人民，你们则肩负着更多的责任。可以说，如今在我们这里，众所皆知，死亡已经指日可待，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始死去。我不止一次地重申过，我们最崇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民族的保全。”在索尔仁尼琴说这番话的时候，多数杜马议员们始终在嘻笑，在私语，也许，他们认为这个坚老头的所思所言是荒唐的；也许，他们觉得听人训话是一件不自在的事情；更有可能，他们觉得自己面对发言者仍有着某些方面的优越感。索尔仁尼琴在这之后愤怒地说：“他们在笑我，他们在大笑或窃笑，我也在笑他们，我知道会议是直播的，让人民看看他们是怎么笑的！”《星火》周刊的一篇题为《快乐的伊萨伊奇——红色衬里上的黑色幽默》(叶·波波夫)的文章关于这件事情写道：“当索尔仁尼琴完全认真地与国家杜马谈论最主要的问题时，那些全民的代表们喜笑颜开，似乎在他们面前发言的是一位幽默大师，这时，你不由得会想到：他与他们是居住在两种不同的空间里吗？”在庆祝索尔仁尼琴八十寿辰的时候，各种政治派别都发出了一致的祝贺，而不论索尔仁尼琴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持何看法。左翼报刊欢迎索尔仁尼琴对当前的社会改革、尤其是叶利钦政权的抨击，右翼言论则念念不忘索尔仁尼琴对集权制度的谴责。精明的政治家们最懂得如何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可能用得上的东西，而索尔仁尼琴则像堂吉诃德一样，在攻击着一个又一个看得清楚和看不太清楚的敌人。最近，俄罗斯突然广泛地谈论起索尔仁尼琴当总统的可能性来了。《公众报》通过互联网向读者发布了五个关于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其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索尔仁尼琴能否担任总统，以改善我们的生活？”据反馈回来的信息看，读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积极而认真的，多数读者认为有这个可能，并认为索尔仁尼琴也完全有这个能力。鉴于俄罗斯民众如今对大多数政治家普遍的反感，鉴于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普通民众中的崇高威望，他还真的有可能赢得二○○○年的俄罗斯大选。但是我想，索尔仁尼琴大概是不会参加的，这倒不仅是因为多数人所担心的他的八十岁的高龄，也不是因为他的手下暂时还没有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和一个精通选举之道的竞选班子，而是因为他所具有的独立人格和独特理想。索尔仁尼琴若真的成了俄联邦的总统，那么，俄罗斯也许只会多一个平庸的政治家而少一个杰出的思想家。
　　看着索尔仁尼琴八十岁的照片，觉得他越来越像晚年的托尔斯泰了。同样的大胡子，同样的长衫(托尔斯泰的为粗布长衫，而索尔仁尼琴则老穿着一件类似黄色军大衣的东西)，同样的对权力的激愤，同样的对民众的温情，同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同样严肃的道德感。这两个身影分别活动在这个世纪的首尾，构成了一种完满的呼应。在为俄罗斯当今的生活现实感到不幸的时候，我却在为二十世纪俄罗斯的思想和文学感到由衷的庆幸。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