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梦中家国几时有

　　七十多岁的希卡金乘车行驶在雷霍沃特的大街上，看着被拓宽的街道和川流不息的时髦汽车，他感到有些迷茫。但当车驶到一个岔路口时，停滞的记忆马上恢复过来：往右拐，清真寺就在这条街上。
　　这里遍地瓦砾，院墙的篱笆已经坍塌，大门上爬满了杂草，一座残破的清真寺孤寂地立在院内……。当他路过几间破旧房屋时，不由得脱口而出：尼米一家住在这里，恰萨伯一家住在那里……。
　　希卡金一家也曾经住在这里！他清楚地记得，当他一家被迫离开此地时，他刚刚二十出头。如今再次回来，已是满头白发！但他已经永远不属于这里了。按照以色列政府的一贯政策，凡是在阿以冲突中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永远不得重返故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德国对犹太民族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直接导致了战后以色列的建立。然而，事物的多面性却使形势变得异常复杂。当犹太民族为自己二千年的梦想实现而欢呼时，另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阿拉伯人，也即巴勒斯坦人，却面临了一场灭顶之灾。
　　巴勒斯坦地区在地球上所占的面积，小得常常在地图上都难以找见。然而，正是在这条狭窄的地带上，却上演了本世纪最为冗长、难解的民族生存之争。犹太人视这块土地为自己的发源之地、神圣之地、家园之地；巴勒斯坦人则将它视为自己的历史家园。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裁定孰是孰非，因为他们所言的都是事实。历史常常就是在令人难料之中发展演进的。当二千多年前，犹太人被异族统治者逐出家园、流散到世界各地时，阿拉伯人便成了当地的主导民族，他们在此地生息繁衍，也历经了上千年历史。历史同样戏剧性地变化着。当犹太民族在二次大战中饱尝民族灭绝之灾后，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他们的悲惨经历和生存要求，赢得了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于是，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大会以多数票形式，通过了在犹太人的故乡——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犹太人国家和阿拉伯人国家的决议。
　　按照联合国分立决议，犹太人回来了，并在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地区托管的第二天，宣布以色列国家独立。但这一切简直就是在向巴勒斯坦人心上直接捅刀子，他们，包括整个阿拉伯世界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在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上，允许一个被驱走了上千年的民族返回，并建立国家！于是，两个民族为了生存之地，自然展开了连绵不断、刀光剑影的流血冲突。
　　第一次阿以战争(一九四七——一九四九)，造成了七十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这个数字约相当于当时该地区巴勒斯坦人口的一半。一九六七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又进一步控制了约旦河以西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区。连年的阿以冲突，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他们或栖居于难民营中，或浪迹于世界各国。据联合国统计，目前七百九十万巴勒斯坦人口中，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巴勒斯坦地区)住有二百七十万，其他人口主要流散于中东地区，如埃及有十万，约旦有二百二十二万多人，黎巴嫩有三十五万，叙利亚有三十四万，沙特和海湾地区有四十五万。还有一百多万人分布于欧、美、非洲等地区。这其中有许多人都是难民，或其后裔，他们不少人的一生都是在难民营中度过的。按照以色列政府的政策，难民们既得不到以政府的经济赔偿，更不允许重返家园。
　　与以色列多年的流血战争，并没有使巴勒斯坦人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梦想逐步实现，相反，通过历次战争，以色列攫取了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土地，巴勒斯坦人被驱赶到了边缘。面对民族的不幸，以阿拉法特为代表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以和平方式解决阿以冲突、并最终建立巴勒斯坦国的道路。以拉宾为代表的以色列工党政府同样也认识到，战争并不能给犹太民族带来持久的和平。于是，一九九五年，以“土地换和平”为基础的奥斯陆协议诞生了。
　　然而，当和平的曙光刚刚透射时，一团乌云笼罩过来，这团乌云几乎粉碎了巴勒斯坦人建立国家的梦想。
　　巴勒斯坦诗人穆罕默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愤然坦陈：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梦想着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但是，当我们环顾四周时，我明白，犹太人定居点四处分布，它们成了这里的主要风景，而我们巴勒斯坦人则被抛到了边缘。所有约旦河西岸的基础建设都是为犹太人的定居点而建立的，我们已经成了定居点汪洋中的孤岛。面对这种状况，我看不到还有什么实现梦想——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存在。
　　达尔维什的话反映了目前中东和平进程中存在的严峻现实。自保守右翼的利库德政府上台后，中东和谈便陷入了僵局。反阿拉伯人的利库德政府以安全为由，一直顽固地奉行着一个今天看来早已过时的政策，即有我无你，有你无我，你我之间不能共存。这一僵化、不合时宜的顽固政策，不仅遭到巴勒斯坦人的强烈反对，也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唾弃，甚至连其长年靠山美国政府也为此大为光火，以色列政府拒不接受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一次次调解，致使中东和谈连连告挫。
　　在西岸城市拉马拉的巴勒斯坦议会大厦前，竖立着一幅画像：一只白色的鸽子展开双翅，却耷拉着脑袋。每当看见这只死难的鸽子时，巴勒斯坦议员们都会愤愤地说道：是比比(Bibi，指内塔尼亚胡)杀死了这只可怜的和平鸽！
　　以色列利库德政府不仅阻挠和平进程，而且对现有的巴勒斯坦自治区——西岸和加沙，采取了严格的封闭式政策。加沙和西岸之间没有自由通道，两地人员和货物交流，须先提出申请，经以方批准后才可相互进入。但是，这种批准经常被以方以种种理由而加以延误。例如，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申清去加沙参加亲戚的葬礼，往往是葬礼结束了以后，申请才被以方批准下来，有的干脆被拒绝批准。甚至可以说，两地人员相互流动，比他们进入以色列还难。同时，以色列不允许巴勒斯坦人经营机场，不准他们有自己的港口，巴勒斯坦人与世界各地交往联系必须经由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所需货物的90%必须从以色列进口，尽管从埃及进口要便宜得多。同样，巴勒斯坦人生产的出口产品，绝大部分也必须经由以色列出口。
　　由于和平僵局和以方的封闭、经济霸权主义政策，使巴勒斯坦人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例如，从一九九七年以来，外国投资者已经停止在巴勒斯坦地区投资，直接原因是担心劳动力、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得不到保障。一九九三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在以方做工的人数也开始大量减少，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再如，以色列农民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把种植的鲜花和蔬菜运抵出口港；而巴勒斯坦农民则不然，他们要经过路上以方层层关口检查和拖延，致使鲜花和时令蔬菜打蔫、腐败。万般无奈，只好放弃这一附加值高的营生，而改种土豆。
　　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战后少数几个久拖未决的难题之一，该如何解决这一历史和现实形成的难题，确实是对当代政治家们智慧和眼光的考验。其实，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充分认识问题的现实性。关于这一点，诗人达尔维什讲得非常实在：以色列必须明白，我们(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民族，不是散兵游勇；我们不是这里的旅游者，也不是外籍劳工。以色列还必须明白，我们不是出生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们并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历史家园。我们同意在一小块区域内建立自己的国家。同时，我们也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
　　诗人所言正是巴勒斯坦人的现状。以色列当政者应当反复咀嚼诗人的这一肺腑之言。中东和谈期待着那种具有超越历史宿怨、面向未来、务实而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家出现。
　　诗人达尔维什伫立在约旦的尼波(Nebo)山上，阴郁地向东遥望着那片他曾经出生、但却不准进入的土地。这是传记纪录片《“土地”，像个单词》中的一个镜头，片子的主人公就是达尔维什。该片导演深深地理解达尔维什之所以选择这一场景拍摄的深刻隐喻。据《圣经·旧约》记载，犹太首领摩西率几十万希伯莱民众，从埃及出逃，返回家园。但当历经千辛万苦，故乡遥望在即时，希伯莱人之神耶和华却不准摩西渡过约旦河，进入家园。摩西只好抱恨登上尼波山，在山顶上遥望梦中的家园。
　　达尔维什是巴勒斯坦人，是当代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个有家不能归的难民！他的家乡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阿以战争中被以方占领。由于他的亲巴勒斯坦言论，以色列政府禁止其入境。于是，他只好四处漂泊，安曼、开罗、贝鲁特、巴黎等地，都曾是他的驻足之地。“土地”——也许“家园”更确切些，在达尔维什那里，真的就只剩下是一个抽象的语言单位了。他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有一天返回加利利，那里住着他的母亲和兄弟，但是这一天何时才能到来呢？！
　　一九九八年九月于以色列，雷霍沃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