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一九六五年，浩然三十三岁，长篇《艳阳天》脱稿。当时他已成为文坛最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之一，《人民日报》刊登的文学刊物目录上经常可以找到浩然的名字。这一年，年轻气盛的浩然与文艺领导人在创作问题上产生冲突，这就是埋下文革之初他积极投入运动的潜在心理原因之一。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六十六岁的浩然在河北三河市寓所接受笔者采访。他近几年曾患过两次重病，在语言表达上有些障碍，但记忆非常清晰。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搞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起来。
　　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我一气之下要求调离原单位《红旗》，结果《红旗》编辑部领导邓力群找我，说别走，我们《红旗》养一个作家养得起，我们支持你写，家中可以雇保姆。
　　浩然就留下来，在怀柔县得田沟开始写《金光大道》。后来“三家村”被揪出来，不明底细的浩然在县城给写作者做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成为“三家村”开脱。六月二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老作家管桦说他：“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他准备检查。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浩然的档案，认为他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他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人们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浩然平静叙述了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大事：
　　有人想搞杨沫，说《红旗》要约稿批《青春之歌》。我说，我原来从《红旗》出来的，去了解一下，没有这事。并贴出大字报，介绍我调查到的情况。结果一些人带着五十多个工人进文联找我，脸对脸吵了一通，他们骂我也骂，两次揪扯去《红旗》对质。《红旗》的人说用《红旗》牌子约稿的人很多，你们双方的理由都可以理解，把这事扯平了。最后没把杨沫揪出来，不了了之。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在文联搞队伍，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后来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红卫兵让他继续交待，场面乱哄哄的。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赶紧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那天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絜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采访)
　　老作家管桦同在市文联经历文革风暴，对当时复杂局面印象深刻：
　　那时候，浩然说，老舍要出人命了，大家想办法救救他。我们就给派出所打电话，想把他救到派出所。浩然又让我、李学鳌赶紧劝慰大家，你们不要往心里去，红卫兵是小孩子，是运动，心里想开一点。端木蕻良说，不往心里去。
　　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了，浩然说，骆宾基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我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浩然就与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并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采访)
　　市文联很快介入两派斗争，双方陷入不容对方喘气的对峙状态。老作家古立高回忆道，那时浩然年轻，造反没有负担，又写出好作品，折腾得比较厉害，觉得自己最革命。他说话比较冲，有一股年轻人的脾气，开会时拍着大腿、拍着桌子大声嚷嚷。他老看不上杜印两口子，对他们表示气愤。闹派性时，看这个那个不顺眼，觉得端木蕻良历史复杂，又因骆宾基解放前被捕两次，包括我们在内都认为他不太干净，只有自己最干净。古立高说：“当时我感到，浩然太骄，跟日常接触时不一样了。但他眼界还是比较宽，不是个人主义很严重的人。”(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采访)
　　老作家草明是文革中浩然这一派的对立面，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依然认为，浩然在乱七八糟的时候，不会正确对待我们这么一批资格老的人。她说：“浩然是得意分子，那时太嚣张了，什么都否定人家，只有自己最好。他想当官，很容易走这条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八日采访)
　　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出了一个拉小车往前推的模范典型王国福，中央准备树他，打算办一个事迹展览。上级挑选写作者，浩然被选中，调到市委农村组。当时传说是江青下指示，说谁也不能写，让浩然写。但实际上这次并不是江青授意的，只是北京京剧团要改编《艳阳天》，江青审读完小说之后留下最早的好印象。浩然他们所写的《王国福的故事》获姚文元通过，顿时就传开浩然是中央重视的人物。《人民日报》发文章，说不要写真人真事。市委书记吴德怕惹事，就不让继续写王国福，浩然就把收集到的王国福事迹糅到《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开头部分。
　　浩然在顺义、承德等地耐住寂寞写了几年《金光大道》，直到七十年代初由于江青的重视而日渐活跃。有一次，送审《艳阳天》京剧本，江青突然发问：“浩然这个人在哪里？”并当即写信要接见。由于经办人不知地址，只好把信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季处，李季立即派司机转送浩然家。
　　在浩然的记忆中，当时接见场景又紧张又兴奋：
　　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天桥剧场看节目，陪同人有于会咏、刘庆棠、浩亮等。我觉得她抓了样板戏后，要抓小说来了。她让我坐到她旁边，说：“这么年轻。”接着又说：“听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我们也不希望他们欣赏你。”
　　后来讨论电影《艳阳天》，江青说了小说哪处好，电影哪处不行，尤其重点说了对小石头行凶一场戏。她说了很多创作方面的话，我当时感到入情入理，比较内行。
　　过了几天，西沙海战结束了。有一天深夜两点，吴德把我带到钓鱼台。江青拿着已写好的信读给我们听，大意是打仗胜利了，我现在很忙，离不开家，特派作家浩然、诗人张永枚、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代表我慰问前线军民。江青告我赶紧给家里说一声，没钱就向地方先借。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调用海军飞机。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飞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觉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
　　那时在西沙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张永枚写诗较快，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西沙儿女》之后就交给上面，于会咏接到江青电话，说不看了，保留评论权，让作者自行处理。这事就算应付过去了。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二月九日采访)
　　笔者九八年十二月五日晚电话采访了住在广州的原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他对西沙之行记得有些模糊，总的感觉是浩然为人平和，做事不张扬。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浩亮当时都在钓鱼台现场，他们回忆道，江青弄了不少书籍摆在桌上，要浩然他们转交给前线。江青还表示，你们在那多呆一段，抓紧时间收集材料，如果材料够用的话，浩然可以写小说，张永枚写写诗、歌词。简单交代完毕后，浩然他们仓促准备行装，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马上出发了。
　　写完《西沙儿女》，浩然还是在意《金光大道》大部头的写作，他跟吴德商量，能否躲到安静处搞创作。吴德说，你不要走远，一找你就能马上赶回来。浩然就隐姓埋名来到京郊延庆县大庄，吃在供销社，睡在卫生所病床上。有一天忽然听见广播大喊浩然的名字，无奈之下他只好接了电话。吴德告他紧急赶到大寨开会，绝对不能延误。
　　北影演员张连文当年是一令之下从大兴安岭《沸腾的群山》摄制组召到中南海，并与浩然一起转运到大寨。他记得，当时临近中秋节，两位中南海陪同人员带了很多月饼。他说：
　　我们到了大寨一个窑洞前，浩然上前打听，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迎出来说：“会议已开始，怎么才来？”浩然悄悄告我，这是谢静宜。到了大餐厅，坐了几百人。谢静宜说：“他们到了。”我们正要低头找位子，江青站起来说：“还往哪走？就坐这。”让我们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张天民骂了一顿，说无大错，还有小错。张永枚被江青点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有一次我刚扫完，他又扫，我走近告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我看。
　　浩然在会上不怎么说话，不像张永枚那么患得患失，吓成那个样子。(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采访)
　　浩然说，张永枚变得有些不正常，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月亮很圆，一会儿说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门，他老是把门反锁上，非常紧张。听说他以后曾送进精神病院，前几年他还给我寄过材料，有过联系。
　　江青当时提出在大寨“吃好，休息好，看(电影)好”，她带了一汽车拷贝，夸这些外国、港台片摄影棒、故事棒、演员棒。娱乐之余，江青还因政治上的不快时而发怒。有一次吃晚饭，江青问：“最近听到很多谣言，你们谁听到呢？”众人非常紧张，江青转头问浩然，浩然不敢说真话，只好说：“我是从山沟来的，闭塞，听不见什么……”江青问：“张永枚，听到没有？”张永枚回答：“听到一点，说江青同志是吕后……”江青一听炸了：“放他娘的狗屁……”时至今日，浩然还记得那天晚饭紧张到什么味道都没吃出来，人人一头冷汗。
　　回北京的火车上，于会咏对大家说，回去后对谁也不要说这里的事，否则会受干扰。浩然回京后就向市委汇报详情，并说要写建军五十周年剧本，已分配张天民写大庆，张永枚写赤水，浩然写井冈山。浩然不熟悉军队生活，有为难情绪。市委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浩然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于是，就安排浩然除夕之夜住院，一开始送到朝阳医院，听说周扬住在那里，连忙换到三○一医院，躲在病房里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一九七六年四月清明节发生天安门事件，在天安门广场清场之时，浩然接到市委一个紧急电话，要他赶快离京上《井冈山》创作组。
　　当时浩然曾把自己一些烦恼心事告诉周围朋友、同事：
　　那时大家都在花市东兴隆街北京出版社写东西，那时出版社叫“毛著出版办公室”。那次浩然从大寨回来，偷偷对我说江青是疯子，胡乱骂人，我听了毛骨悚然。浩然说，我没办法，不能不去。他几次跟我说：“我能写作就心满意足了，我对上面躲都躲不过来，还当什么官？”让他去日本访问，他也推辞：“我不去，写作不能打断。”(作家陈建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八日口述)
　　从西沙回来时，浩然给我们带来了珊瑚石，以前我们没有见过。他并没有向人炫耀此行。四五运动时，他对总理有感情，对外不吭声。
　　他内心里是矛盾的，他尊敬的老作家都完蛋了，就剩下他一个，这正常吗？相信他心里有自知之明。(原北京作协副秘书长郑云鹭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口述)
　　浩然曾经告诉我，他害怕在江青面前说错哪句话，招她不高兴。他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写的东西都是歌颂，《艳阳天》在农村影响很大。当年农民中午端着饭碗蹲在村里大喇叭底下听《艳阳天》的广播。但他也吃了很大的亏，《金光大道》现在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成立，浩然在这点上扭不过来。
　　他不想谋权力，不想整人，也没有利用江青整对立面，只想搞创作。并没有因为红了起来，就跟着疯狂。(原《新剧本》主编潘德千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口述)
　　他跟我们说，去西沙时部队领导把作战意图都汇报了，写不出来怎么交待，有难言之隐。他说：“我受罪了，在西沙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次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浩然坐在江青旁边。江青拿着一个档案袋，上面写着“狄福才”。这个人原在八三四一部队，是毛泽东派去文化组的。一会儿来了一个秘书，江青交代说：“这个人不可重用。”浩然听了吓了一跳，认为这是主席派来的，江青都说不可用，真是伴君如伴虎。从这时起，他就跟江青保持距离，不叫不去，叫他去也不往上贴，基本上哼哼哈哈。
　　浩然有朴实的农民底子，这同时也带来很多局限性。不管如何，文革中江青旁边的位置太特殊了，多少人想得到这个位置。在大起大落中，浩然本性没变，还能把握住自己，已属不易。(剧作家梁秉堃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口述)
　　当时江青对浩然的写作才华备加称赞，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有时在钓鱼台开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曾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作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刘庆棠回忆到，江青确实有把浩然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采访)
　　面对三河寓所窗外的沉沉暮霭，浩然语调平缓地回忆道：
　　江青没透露过要让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咏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我曾跟吴德说，可别让我当官。吴德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采访)
　　刘庆棠透露，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浩然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
　　一九七六年九月，浩然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惟一的文学界代表。他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由于大会堂空调较冷，他因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他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四人帮”垮台时浩然正在上海出差，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他的，说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赶快回京。浩然胡乱猜了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
　　浩然谈起令他感慨万千的清查日子：
　　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我如实地写了跟江青几次见面经过。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有一次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广州一刊物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我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音。
　　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
　　在这之前，我躲在密云，按照原有框架，在那种大气候影响下，写完《金光大道》第四部。这本书如果现在再写，照原来构思肯定写不出来。后来又开始写《山水情》，在顺义、密云、平谷、通县呆了十年。我对自己要求是，重新认识历史、生活、文学、自己，深入农村，甘于寂寞，从零开始，过去一切都不算了。(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采访)
　　苦闷和寂寞成了浩然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与浩然相识多年的老编剧梁秉堃一次去月坛北街浩然家中看望，浩然到书店看书未归，老伴老杨感动地对梁秉堃说：“很长时间没有人来看他呢！”过了一会儿浩然回家后愣住了，摇着客人的手流下眼泪。梁秉堃劝慰他，你不想当官，没有害人，你可以站得住的。
　　陈建功回忆说，当时有一部分老作家对浩然有看法，不让过关，而中青年作家大概因为很多人受到过他的指导，反为浩然说话。年轻人认为，浩然可以清理自己的文艺思想，但对于他的人品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八十年代初担任北京市作协党组书记的陈模告诉笔者：
　　有人说他是四人帮骨干，写过效忠信。我们认真查过，没有发现浩然写效忠信，仅有的七八封信只是“我愿意去开会”之类的事务性内容。我们向市委汇报，做了结论，认为他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他只是一般性问题，不存入档案。我们还认为浩然过去对一些老作家尊重不够，检查不够，希望他要认错，还要认够，对自己要求要严。
　　我们说，对浩然要一分为二，肯定他做了不少工作，有过一些成绩，不要对他全盘否定。在会上还进一步宣布，文革的事到此结束，不要再搞成新的矛盾。
　　当时机关工作混乱，派性斗争厉害，开不成党的生活会。市委对此很焦急，希望我们对各方做工作。我们要浩然回到党内生活中来，不能不照面，有意见在会上提，不要每个月派孩子取工资。浩然有顾虑：“大家欢迎我来吗？”文革中捧得高，又一下子跌下来，他没有完全缓过来。他开始时很勉强，心里不痛快，大家慢慢拉着他。
　　浩然是从农民队伍中走出来的作家，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创作非常刻苦。但农民生活气息、作风对他有深刻影响，包围太深了，内心里没有完全跳出来，思想负担重，包袱太沉。(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采访)
　　曾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宋汎，一九八一年调任市作协秘书长。上任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交代说，浩然是审查对象，但不是批判对象。赵鼎新说：“浩然文革走红是客观事实，写了很多按当时思想倾向创作的作品，应该很好总结经验。没有发现他跟四人帮在政治上有直接关系，审查完了就完了，不能整得过分。”浩然那一段情绪低沉，一个人躲到三河，宋汎他们经常去看他，把他拉回来参加各种活动，让他逐渐恢复正常状态。浩然出任过《东方少年》、《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八十年代前期还当选过“优秀党员”。宋汎说：“文革中浩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野心，只是想在创作上出人头地，这一点大家是同情的、理解的，也希望他能够反思自己，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心胸更开阔一些。”(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采访)
　　浩然坦率地承认，自己那段日子确是感到莫大委屈，觉得文艺界是是非非太多了，许多事说不清楚，不愿在文艺界有更多联系。他说：　　争来争去，耽误不少时间。我不愿去争这些，作家靠作品，我就认准这一点。
　　我对过去岁月曾这样评价过：“那种处境的一度辉煌，在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同时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
　　管桦回忆，让浩然说清楚时，浩然确有一肚子怨气，想不通。郑云鹭、潘德千说，浩然觉得自己没有整过人，你们大家干什么整我呢？整得我一身是病。不过当时文联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对浩然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还是想保他过关，市文代会报告中只是不点名批他一小段，什么“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都是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宋汎解释说，那时解除他人大常委委员职务，可能是军宣队、上面布置的，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事先并不知情，而浩然对组织上就有了疑心。林斤澜感叹道，在工人体育馆开解脱大会时还是比较温和，没有过激言行，大家不想再斗了，都太累了。
　　文革期间，在派系斗争激烈的一次会议中，林斤澜曾冒着危险喊了一句：“浩然是一个好人！”说完这句话就跌倒在地。透过几十年的风雨变幻，林斤澜觉得浩然身上有了不少阶段性的变化，对新事物的接受也在变化，对很多事想开了，但有时也想不开，解不开，甚至在心里一直化不开。
　　林斤澜谈起几件让他难以忘怀的小事：
　　文革后，我有意请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厚明、刘绍棠和浩然等朋友到家中吃饭，大家在一起聚聚，帮帮浩然。浩然很拘谨，话不多。而刘绍棠则相反，很豪放，他对浩然说，文革中你在通县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我们赶紧说，过去了就算了，大家重新开始。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
　　一九八三年大家到市委党校学习，联系实际谈创作。别人说到文革用了“浩劫”一词，浩然就对这两个字接受不了，说“十年动乱”还能接受。这就在会上引起争议，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我记得浩然解释时说：“又没有谁抢谁，怎么用‘浩劫’？”其实这是劫难的意思。端木蕻良坐在我的对面，他摇着头低声自言自语：“太惨了，太惨了……”端木的话含意是很多的，也是耐人寻味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四日采访)
　　浩然远避京城，安安静静地在三河寓所读书、写作、操持家务，割绝了不少与外界的联系。老伴身体一直不好，他细心照料，家中有一份难得的农家老年夫妇相依为伴的氛围。他无事不进北京，只要老伴用药，就不顾自己身体状况，亲自进京找药配药，配完药就立即赶回家中。
　　每天不少时间他都要为周围地区的文学作者看作品、写序言，接待来访的文学青年。闲暇时他一个人静静地面对窗外，不言不语。《文革回忆录》只写了提纲，还没有具体展开。他觉得写作有难度，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一九九八年初秋，浩然在回答几位记者提问时曾表示：“尽管有一些遗憾，但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从一位农家子弟成为名正言顺的作家，浩然认为这是中国农民创造的奇迹。他对《金光大道》的一段表述一直为批评者所指责：“如今看来，当时受到观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恰当，特别是《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淡化了一些东西，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这些谈话引来了轩然大波，很自然地遭到激烈批评。
　　笔者曾看到浩然阅读批评文章时那种苦笑、默然的表情，他对问题的表态更加讳莫如深。他只是对笔者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的心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