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感觉跟着什么走？

　　“跟着感觉走”是八十年代的流行语之一。当时计划集权体制以及各种假大空的伪学受到广泛怀疑，个人感觉在“蓝蚂蚁”般的人海那里纷纷苏醒，继而使文学写作的笔触突然间左右逢源天高地广。传统理论已经不大灵了。“理性”一类累人的词黯然失色，甚至成了“守旧”或者“愚笨”的别号，不读书和低学历倒常常成为才子特征——至少在文学圈里是如此。感觉暴动分子们轻装上阵，任性而为，恣睢无忌，天马行空，不仅有效恢复了瞬间视觉、听觉、触觉等等在文学中应有的活力，而且使整个八十年代以前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大统遭遇了一次激烈的文学起义。
　　“跟着感觉走”意味着认识的旅途编队终于解散，每个人都可以向感觉的无边荒原任意抛射自己的探险足迹。每个人也都以准上帝的身份获得了文字的创世权，各自编绘自己的世界图景。但这次感觉解放运动的副产品之一，则是“感觉”与“理性”的二元对立，成为了一种隐形的元叙述在我们的知识活动中悄然定型，带来了一种以反理性为特征的崇拜。人们在这一点上倒是特别愿意相信公共规则。
　　一般而言，文学确属一种感觉主导下的符号编织，感觉崇拜有什么不好吗？跟着感觉走，如果能够持续收获感觉的活跃、丰富、机敏、特异、天然以及原创，那么我们就这样一路幸福地跟下去和走下去吧。问题在于，也才走了十几年，感觉的潮流真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当一位青年投稿者来到我所在的编辑部，仅凭“感觉”就断言美国读者一定都喜欢现代派，就断言法国姑娘绝不会表现出性保守，就断言中国最大的不幸就是当年没有被“先进”而“文明”的八国联军一路殖民下来，这种“感觉”的过于自信不能不让我略略奇怪。在这样的感觉生物面前，当你指出西方文明的殖民扩张曾使非洲人口锐减三亿，曾使印第安人饮弹五千万，比历史上众多宗教法庭和封建帝王更为血债累累，这些毫不冷僻和隐秘的史实，都会一一遇到他“感觉”或者“直觉”的及时拒绝，嗅一下就可能嗤之以鼻：骗什么人呢！他即算勉强接受这些事实，但用不了多久也会情不自禁地一笔勾销将其遗忘——他的“感觉”或者“直觉”已决定他接受什么事实，同时不接受什么事实。这种感觉的本能性反应就算拿到西方的编辑部大概也只能让人深感迷惑。
　　这一类感觉专家现在不愿行万里路(搓麻与调情已经够忙的了)，更不想读万卷书(能翻翻报纸就已经不错)，他们确实超经验也超理性了。但双超之后的感觉并没有更宽广，倒像是更狭窄；不是更敏锐，倒像是更迟钝。至少可以说，他们心灵的胶片可以对晚清政府的腐败感光，对非洲和美洲的血迹却已不再感光。在这个时候，感觉崇拜已越来越像它原来所反对的理性霸权，因为后者的危害也不过如此：让人们在现实世界面前偏视或者干脆盲目。
　　眼下关于文学的消息和讨论，越来越多于文学。包括圈外一些人在不断宣布文学的死亡，好像文学死过多少次以后还需要再死。包括圈内一些人则忙着折腾红利预分方案，比如计较着省与省之间、或者代与代之间的文学团体赛结果，或者在争当“经典”、“大师”以及开始探讨瑞典文学院那里的申报程序和策略。与此同时，冠以“文学”名义的各种研讨会上恰恰很少有人来思考文学本身了，尤其没有人愿意对我们的感觉偶尔恢复一下理性反省的态度——谁还会做这种中学生才做的傻事？
　　其实，九十年代很难说是一片感觉高产的沃土，如果我们稍稍放开一下眼界，倒会发现我们的一些重要感觉正在悄悄消失。俄国人对草原与河流的触抚，印度人对幽林与飞鸟的咏叹，日本人对冰雪和草叶的凝眸，还有中国古人对松间明月、大漠孤烟、野渡横舟、小桥流水的深度感动，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在很多作家那里已很快就被星级宾馆里夺目的豪华场面所置换，被白领阶层的写字楼和都市所取代：对自然已越来越找不到感觉。如果说“自然”还在的话，那也只能到闹轰轰旅游地的太阳伞下面去寻找，只能在透着香水味的太太散文里保存。这是一个只有都市、时装以及信用卡的世界。即便在一些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里，也多见怨恨和焦灼中对都市的心理远眺，多见土特产收购者们对土地的疏远和冷漠。它们想必也都是有现实根据的，但对于这种现实的原因和这种现实的前景，不知作者为何大多都保持可疑的沉默。不仅如此，尽管宾馆与中国多数老百姓的生活还相距遥远，甚至与相关作者的日常生活也不大能拉上什么关系，但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物质符号，它们正在大举占领文学的视野，正在成为很多人感觉解放的主要归宿。似乎现代化便是都市化，而都市化就是宾馆化。也许宾馆这家伙很奇怪也很舒适，确实值得好好书写一番，“天人合一”、“万物有灵”之类古训也不必小心奉领时时照办，但人与自然环境的交流，至今仍然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物质和精神内容，何况阳光、空气和水显然是比宾馆更重要得多的生存物质条件，为什么我们的感觉器官偏偏会对这方面的信息大举关闭？
　　在很多来稿里，对弱者的感觉似乎也越来越少。“成功者”的神话从小报上开始蔓延，席卷传记写作领域，最终进入电视剧与小说——包括各种有偿的捉刀。在电视台“老百姓的故事”等节目面前，文学不知何时开始比新闻还要势利，于是改革常常成了官员和富商的改革，幸福常常只剩下名流和美女的幸福。成功者如果不是满身优秀事迹，像革命样板戏里特殊材料做成的党委书记，就是频遭隐私窥探，在起哄声中大量收入着人们恋恋不舍的嫉恨。而曾经被两个多世纪以来作家们牵挂、敬重并从中发现生命之美的贫贱者，似乎已经淡出文学，即便出场也只能充当不光彩的降级生，常常需要向救世的某一投资商叩谢主恩。在这个时候，当有些作家在中国大地上坚持寻访最底层的人性和文明的时候，竟然有时髦的批评家们斥之为“民粹主义”，斥之为“回避现实”、“拒绝世俗”。这里的逻辑显然是：人民既然不应该被神化那就应该删除。黑压压的底层生命已经被这些批评家理所当然地排除在“现实”和“世俗”之外，只有那些朱门应酬、大腕谋略、名车迎送以及由这些图景暗示的社会等级体制，才是他们心目中一个民主和人道主义时代的堂皇全景，大多数成功者的不凡价值和模范作用，恰好是因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造福于人类多数，而不是因为他们幸为社会“丛林规则”的竞胜者，可以独尊于历史聚光灯下，垄断文学对生命和情感的解释。
　　最后，关于个性的感觉似乎也开始在好些来稿中稀释。如果说，玩世不恭的反抗在八十年代曾经是勇敢的个性，那么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已成为诸多娱乐化作品中“贫嘴雷锋”们的共同形象，已经朝野兼容并不幸蔚为普遍时尚，就像摇滚、麻将、呼啦圈、牛仔裤、电子宠物、Hi、泰坦尼克号、去西藏或者去纽约，一转眼几乎成为追随潮流而不是坚守个性的标志。卡拉OK取代了语录歌，国标舞取代了忠字舞，弃学下海成了新一轮知青下乡，你不参与其中简直就是自绝于时代。市场体制确实提供了个性竞出的自由空间，但在另一方面，一切向钱看的利欲专制切堵了个性生成的很多可能性方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地域、民族、宗教等诸多界限的迅速铲除，也毁灭着个性生成的某些传统资源，与法西斯主义和革命造神运动的文化扫荡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更具有隐形特点和“自由”的合法性。于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坚守个性倒是一件更难而不是更易的事情了，获得感觉也是一件更难而不是更易的事情了。昆德拉曾经宣称，性爱是最能展现个性的禁域。但恰恰是性爱最早在文学作品里千篇一律起来：每三五行就来一句粗痞话，每三五页就上一次床，而且每次都是用“白白的”、“圆圆的”一类陈旧套话以表心曲，这居然是有些人自作惊讶的“隐私”。《上海文学》上的一篇评论还发现：恰恰是有些“个人化写作”口号下的作品，不仅文风、情节、人物上彼此相似，连开头和结尾都惊人地雷同，这到底是更个人化还是更公共化？也许，相比之下，倒是鲁迅、沈从文、老舍、赵树理那些不怎么“个人化”的作家，与张爱玲、废名等等确实较为“个人化”的作家一样，其笔下的文体、意象、人物性格更容易从历史中面目清晰地浮现，使我们得以辨认个性的所在。对于这个时代个性化大潮来说，那些平平常常的历史背影日益构成了尖锐的反讽。
　　我们可以抹甘油以冒充眼泪，也可以闹点文字癫痫症来冒充千愁百怨，但我们没法掩盖在很多方面的感觉欠收甚至绝收——除了颓废的往日禁区算人气旺盛。颓废在这里不是贬义词。颓废可以成为大泻伪善的猛药，也是人性多变的真实底线。但自然、弱者、个性乃至更多的东西的流失，正在使批评家们关于文学失重和文学失血的惊呼四起，起码在使我们空空灵魂不时在窗前发呆，连颓废也可能多了几分夸饰叫卖的实用心机。也许，时代已经大变，我们在足以敷用的宣传品和娱乐品之外已经不再需要文学，至少不再需要旧式的文学经典标尺。比如说我们的视野里正在不断升起高墙和大厦，而“自然”正在成为一种书本上的概念，不再是我们可以呼吸和朝夕与共的家园。我们无法感觉日常生活中似乎不再重要的东西，也不必对这些东西负有感觉的义务。更进一步说，在某种现代思潮的标尺之下，我们看似“感觉残疾”的状态，也许正好是新人类的标准形象。人类中心的世界观，正在鼓励人们弱化对自然的珍重和敬畏，充其量只会将自然作为一种开发和征服的目标。功利至上的人生观，正在鼓励人们削减对弱者的关注和亲近，充其量只会将弱者作为一种教育和怜悯的对象。而直线进步和普遍主义的文明史观，正在强制人们对一切社会新潮表示臣服和膜拜，把“时尚”与“个性”两个概念悄悄嫁接和兑换，从而让人们在一个又一个潮流的裹挟之下，在程程追赶“进步”和“更进步”的忙碌不堪中，对生活中诸多异类和另类的个别反倒视而不见。这就是说，文学跟着感觉走，而感觉却没有信马由缰畅行天下的独立和自由，在更常见的情况下，它只是在意识形态的隐形河床里定向流淌。大而言之，它被一种有关“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所引领，在自由化资本主义与集权型社会主义的协同推动下，正在进入一种我们颇感陌生的感觉新区。
　　这里当然还会有感觉，还会有感觉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只是似乎很难再有感动。
　　当红顶儒商一批批从心狠手辣的“剥削者”形象转换为救世济民的“投资家”形象，当近代民族战争一次次从“爱国主义”的英雄故事转换为“抵抗文明”的愚顽笑料，意识形态霸权的新老变更轨迹在这里已不难指认，而作者的感觉已很难说是纯洁无瑕。意识形态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应该说，文学并没有远离偏见的洁癖，神圣或者世俗的偏见，从来不妨碍历史上众多作家写出伟大或者比较伟大的作品，也不妨碍作家们今后写出伟大或者比较伟大的作品。只是偏见一旦成为模式并被争相仿造的时候，意识形态才会成为一种强制和压迫，人与社会才会受到习惯性的简化和曲解，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深度受害才会危及艺术和人生，包括危及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在这里，以为感觉永远是“个人化”的从而永远安全可靠的说法，至少是对这种残害不加设防的一种轻浮自夸。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纯属天然的感觉：幼儿与成人的感觉不可能是一回事，原始人与现代人的感觉也不可能是一回事，石匠对布料可能没有感觉而水手对草原可能没有感觉。把感觉当作与生俱来的个人天赋或者丹田之气，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恋者神话。更重要地是，超越理性以回归个人感觉之道也从来各各相异。当年庄子是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法来求得“涤除玄览”之功，禅宗是用“六根清静”、“无念无为”之法来通达“直契妙悟”之境；与此相反，我们这些非理性大业的继承人，这些现代庄禅，却把感觉仅仅当作身体欲望到场的产物，通常是兴高采烈地奔赴声色犬马万丈红尘，用绝不亏待自己的享乐主义，来寻求破除理性屏障的通灵法眼——这一种多放任而少节制、多执迷而少超脱、多私欲而少公欲的社会实践，当然也会留下很多感觉，只是这些花花感觉可能会多一些市井味、流行歌曲味，与众多文化石匠和文化水手的感觉空间相去甚远。那么，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是我们感觉崇拜论的无意疏忽，还是商业消费主义体制对我们设局诱导的大获成功？
　　凭藉着科学技术，很多文化商家甚至在预告感觉工业化时代正在到来，似乎有了电子网络、人工智能、克隆技术一类以后，人们的任何感觉可以在工作室里直接地虚拟、复制、输入以及启动运作，每一个人只要怀揣某种消费卡，都可以超越实践成为无所不能的感觉富翁。我并不怀疑技术的神力，正像我相信石器、铜器、印刷、舟船、飞机、电视的发明早已大大改变了我们的感觉机能，已经有效介入了人性的演进。然而技术手段能否弥补人的感觉缺失，仍是大可怀疑的问题。任何技术都是人的技术，虚拟感觉仍然来源于制作者们的感觉经验，因此只可能是一种有限的第二级替代品；特别是这种替代品供给仍被市场与利润主导的时候，它势必逢迎主要购买力，大概很难对所有的心灵公平服务。至少到目前为止，“虚拟技术已经在飞机驾驶训练、商店购物乃至个人性爱情境方面得到了运用，但设计专家们并没有考虑设计软件模拟老鼠打洞的声音，再现麻雀飞过稻田的景象，或者让人们体验握住一把沙子的感觉”(引自南帆《电子时代的文学命运》文，一九九八)。即便有那么一天，现代科技已经可以虚拟死囚家属向警察交送五分钱子弹费的感觉，可以虚拟穷家孩子抱着一块砖头当洋娃娃百般呵护的感觉，可以虚拟抗恶者被所有受益人士偷偷出卖的感觉，可以虚拟写字室里一片荒原的感觉以及故乡在血管里流动的感觉……即便这一切感觉替代品假可乱真，问题是：那时候的人们有多少还会愿意来选择这些感觉？
　　如果人们不再愿意接纳这些感觉，是因为这些事件已不再存在于现实，还是人们的感官已被文化工业批量改造从而对这些事件已冷冷地绝缘？这样的感官将使历史向何处滑落？
　　感觉是一种可以熄灭的东西，可以封闭和沉睡的东西。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感觉与理智时时刻刻在互相缠绕，将其机械两分只意味着我们无法摆脱语言的粗糙。正因为如此，当感觉与理性的简单对立被虚构出来的时候，当感觉崇拜成为一种潮流并且开始鼓励思想懒惰的时候，感觉的蜕变就可能开始了。一个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过程，即感觉特定意识形态重新开始恶性互动的过程就可能正在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如果还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的话，它面对这种恶性互动的危机，是否需要再一次踏上起义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