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化的一种解释

　　《传统的界限——符号、话语与民族文化》提出的符号-话语文化观，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言语-语言”观中得到了某种有益的启迪，并作了一些改造(主要是变语言学研究的共时性原则为共时和历时的相辅相成)；同时也秉承了清晰严谨的准科学式研究风格，试图“给飘忽、抽象的文化讨论以一块坚固的土地”。
　　而这种“坚固”性应该是来源于文化的基本元素——“符号”的某些特性。简单地说，文化的基本形态由符号和话语共同组成。符号作为最基本的物质性外壳(类似于语言学中的“词素”)，具有稳定性和静止性，它使文化趋于定型化、规范化和凝固化，是文化中的“不变”；它也划定了民族文化的根本界限，并成为进入某一民族文化的惟一途径。“变”的是话语，它是符号的组合关系，是对符号的使用(类似于“语法”或“句子”)，它变动不居，具有流动性和历时性，更多地显示了文化的时代变迁和个人创造。这样，尽管我们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在形态上相去甚远，由于基本元素“符号”的存在，我们仍然在某种意义上身处传统之中。这样，“话语承传的历史性和符号差异的共时性构成了变化万千、难以说尽的千古文化”。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符号-话语文化观，作者从话语和符号的自身规律和相互关系两个层面出发，在纵横两个维度上展开讨论：符号创造的偶然性和话语的规律性，符号的稳定性和话语的阶层性、阶段性，符号的民族性和话语的个人性，符号的排他性与话语的兼容性——正是作为文化内蕴的符号和作为文化内蕴的话语的这些特性，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缺一不可的关系，使人类文化呈现出了“极为丰富、复杂、斑驳迷离的景象”。
　　以这样一个基本理论框架为前提，作者重新审视了文化领域中一系列纠缠不休的问题：比如中西合璧、古为今用是否可行；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处理在何种程度上可能；通过与现代文化的嫁接激活传统，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其原汁原味，究竟哪种思路更合理；真正的创新应以什么面目出现；原创符号的惊人魅力和无限生命力，是简单而多样的拼贴和组合所能达到的吗；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后工业文化)的差异怎样表现在符号上，前者的神秘感和权威性来自原始符号的简单、抽象和系统，后者因符号泛滥过剩而造成了意义的匮乏，也使神圣性逐渐消失，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作者关注的具体文化现象极其广泛，涉及包括戏剧、建筑、美术、音乐以及民俗等诸多领域，并对贝聿明的建筑思想，中国园林的构思，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中国水墨画和西洋油画的比较，作为国粹的京剧，文化明星和追新一族等文化现象作出了新的阐释；尤其对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梁漱溟思想，以及新儒家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领袖如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晚年不约而同地皈依了他们曾一度唾弃并坚决抵制的传统文化？作者认为这充分显示了符号-话语的根深蒂固。
　　在一本书的篇幅里不可能清理所有的问题，但至少，作者指出了文化研究的另一种思路。这也许正是本书的封面试图说明的：依稀混杂的古碑文、象形符号、图腾等如果暗示了文化的话，那么，那只相对清晰、似有所指的手，应该象征了作者的个人努力，尽管这只手也仍然被文化传统所缠绕。
　　(《传统的界限——符号、话语与民族文化》，蒋原伦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八月版，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