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重读孙冶方的帝国主义论

　　孙冶方无疑是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在八九十年代的知识氛围中，他的理论遭遇到冷落与忘却。这是否意味着孙冶方论著仅具思想史甚或政治斗争史上的意义？五卷本的《孙冶方全集》于此时出版，反映了至少颇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孙冶方早年的著作、即在三十年代所写的有关帝国主义与后进经济发展的论著，对于认识当前中国所面对的重大课题，颇具意义。
　　先从帝国主义与现代中国这一问题说起。美国历史学家柯亨在《从中国本身找出历史》一书中，对于相关的英语文献有颇为全面的评述。概言之，文献的主流论断是，帝国主义对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有限，而这有限的影响也是正面多于负面。对此，柯亨明显是因为道德上或政治上的顾虑，持着存疑态度，然而另一方面却明确批评少数激进学者的相反论断，指摘后者欠缺实证根据，同时又指出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含糊不清、没有多少理论意义。孙冶方早在三十年代写出的有关论著，特别是《财政资本的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万岁’和‘打倒资本主义’》、《财政资本的统治——帝国主义》、《上海纺织厂中的包身制工人》等一系列文章(均载于《孙冶方全集》一卷，文中财政资本一词现在通常改用金融资本)，应是对这一论断的有力回应。
　　孙冶方认为，现代中国是国际金融资本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这一论断概括了多方面的含意。
　　首先是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经验的论述，从主流学术的角度看，事情本来就是明白不过：没有与西方的接触交往，又何来以机器、铁路等物质和工厂、银行等制度组织为代表的所谓现代部门？或许这种说法显得过于薄弱，因为没有帝国主义不一定就发展不出现代部门，于是又进而有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的说法：若非帝国主义的外来冲击，中国势必继续滞留在传统社会、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换言之，传统的中国社会经济不仅是未发展，甚至是反发展、反现代化，惟有透过帝国主义的冲击、使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才能跳出这个陷阱。
　　孙冶方的专注点是帝国主义冲击、或现代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的具体形式和进程，指出这个形式和进程本身已经排除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在最直观层面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压抑，表现为经济剩余的外向转移，从而严重削弱了民族资本的积累。而剩余转移的渠道，不仅有一般论者所强调的超经济现象如战争赔款、贩卖奴工、鸦片贸易等等——这些现象(即所谓外资在中国的“原始积累”)就历史意义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更具普遍理论意义的是作为纯经济现象的不等价交换，即中国的廉价初级产品及劳动密集产品与西方国家的高价工业产品的交换。
　　不等价交换的背面是不发展的经济结构。一方面，这种结构表现为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欠缺衔接，以及生产、市场等各个层面上的分割。例如，“广东省每年要花千百万元的大洋去购买洋米，但邻省的湖南却有无数食米找不到买主。前数年西北各省大饥饿时，饿死的人民何止千万，但其他各省的农民却因农产品无处销售和价格跌落而陷于破产，同时政府却以极不利的条件向美国赊进小麦。”又如，原本应该用于打破生产、市场分割的各种交通设施，却起着相反作用，“在许多殖民地国度，国内的货物运费非常昂贵，但出口货的运费却非常低廉。这就是说殖民地铁道是为出口贸易服务，而不是为本国经济服务的。换言之，殖民地的人民应该为宗主国资本家担任一部分原料运费。”可见，在脱离民族工业自主发展的条件下，交通设施的单独发展并不能促进经济现代化，反而扭曲了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不发展经济结构还表现为经济体系的残缺不全，“在农业方面，(帝国主义)促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单一经济，在工业方面，仅发展了矿业和不能离开原料出产地的改制业以及若干轻工业而已……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自由发展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工业不发展，也就无法改变不发展的经济结构，从而也就不能扭转不等价交换的局面。
　　而促成这种专业分工格局的因素，同样是既有超经济的也有纯经济的，即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两个方面。超经济因素表现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财政、金融、关税、交通运输等关键部门的控制和对大部分工业资本的占有，以及支撑着这种控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正如孙冶方所说：“国际财政资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享受种种特权，有不平等条约、租界、治外法权等作为依靠，所以成了一种超然势力。”正由于外资掌握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主要经济命脉的支配权，它也就能够引导后者的经济发展方向，以配合自己的利益需要。
　　纯经济因素方面的分析无疑更有普遍理论意义，关键是金融与生产事业(工业)的关系，或中国金融资本的高利贷和买办的两重性，“中国的银行不过是变相的高利贷者。同时，中国的财政资本也不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而是军阀、官僚、买办、高利贷资本的大团结——这大团结的后台老板便是帝国主义者。”中国金融资本的高利贷性质，就如上面引述的关于交通运输设施的分析那样，是脱离了民族工业发展独自膨胀的结果，其资金来源并非工业的闲置资本，而这又反过来变成了工业的高利贷剥削者、压抑了后者的发展。至于买办性质，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资本与中国金融资本的实力大小不成比例，前者在市场上的地位近乎垄断，使得后者处于依附地位、以致往往需要向前者直接通融资金，而且在中国政府以致各类军阀和官僚等向外资举债时，又扮演了担保角色，从而配合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
　　在制度范畴上，超经济因素与纯经济因素的分界就变得模糊了。资本的逻辑既然是追逐(超额)利润，则一切可以用于促成这个目的的手段都会被充分利用，国际金融资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作为一种超然势力，意味着“许多落后的社会政治关系，可以成为民族工业发展的桎梏，但并不能拘束外资工业的行动”。这些落后的社会政治关系，甚至包括了封建割据的壁垒，以及相应的军阀内战等等，关键是外资所拥有的政治军事后盾正是民族工业所欠缺的，因而成为了前者的竞争优势。而且，不仅在市场竞争层面上如此，在生产层面上同样如此，因为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原料基本上都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剥削关系的产物。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这特别意味着主要的劳动形式并非资本主义式的自由雇佣劳动，而是各种农奴式劳动和自有生产资料的负债劳役式雇工，而作为剥削关系的体现的地租，非但包括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称为利润的那一部分剩余劳动，而且往往侵蚀到直接生产者的必要劳动。正因为上述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利用，国际金融资本就不仅不急于要求将它们取消掉，甚至还很有维持它们继续存在的动因，这就正如孙冶方所引述的马克思的论断：“奴隶制使殖民地成了值钱的东西，殖民地引起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是大规模的机器工业的必要条件……现代各民族只会在自己的国内虚饰奴隶制度而把它公开地输入新大陆去。”孙冶方关于上海纺织厂的包身工制度的调查报告，为这个论断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佐证，“这种奴隶制残余的劳动形式，却滋生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帝国的资本所创办的纱厂中。直到今日在华商创办的纱厂中，包身制还没有日厂中发达，且根据许多人的意见，中国厂的包身制，是从日本厂学来的。”
　　对发展经济学稍有认识的读者可能会意识到，上面引介的孙冶方的帝国主义论述，与战后有关文献中各激进流派的理论十分接近，可以被视为后者的先声。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尤其是，战后发展理论文献中的一个争论焦点，是后进国家融入世界市场的发展意义。以巴兰、法兰克等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其核心论题如剩余转移、不等价交换、不发展结构、后进国家统治阶层的买办和寄生两重性等等，跟上面所述的几乎如出一辙。与此相对，以瓦伦等为代表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却认为后进国家之融入世界市场，尽管作为历史过程本身充满了血腥和悲剧，从理论逻辑上看仍是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要道路。这后一种观点，跟八九十年代占据国际发展政策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论题，即所谓后进国家惟有透过融入世界市场才能走上“自然发展途径”，可说是殊途同归，只是后者连历史过程本身的血腥和悲剧也大抵视而不见罢了。
　　而发展途径争论的背后，是更根本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性质的认识分歧，即，世界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历史性体系、还是由各自独立的资本主义单位总合而成的。依附理论持前一种观点，因而将所有卷入世界市场的单位都视为资本主义，并进而引申，帝国主义即各种形式的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关系，既体现了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又是以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相互渗透、即所谓“顶层活动”为前提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持后一种观点，以“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是否存在来衡量各单位的性质，由此固然弥补了依附理论只强调交换而忽略生产领域的欠缺，即对外围国家内部阶级关系的忽视，另一方面自己却又忽视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以致得出的结论往往就是，帝国主义为后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这个结论又再次与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以致上面提及的关于帝国主义与现代中国的主流论断)殊途同归，后者认为，后进国家必须融入世界市场、毫无保留地接受后者的调节，惟此才能建立起所谓“自然的(政治)经济制度”。
　　可见，无论是从理解历史(尤其是以中国革命为代表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看，还是从战后激进发展理论的角度看，厘清世界资本主义与后进发展的关键问题，也就是厘清帝国主义与外围国家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以及外围国家内部阶级关系这两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此而言，紧接着依附理论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来的激进发展理论，其贡献只是差强人意。例如影响盛极一时的、脱胎自法国经济人类学的“生产方式接合”理论，将外围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称做社会构成、是外来和本土多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交糅混合的总和，由是形成各式各样的阶级联盟，以及相应的政治变动和经济发展后果。这样的理论在分析意义上固然是精细化了，然而同时也就变得随机、欠缺确定性，以致最终被各种只谈个体、不谈体系的“后马克思”(或“分析马克思”、或“理性选择马克思”等等)理论所取代。这种困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一个特殊难题，概言之，理论所分析的体系是抽象的，历史却是具体的，而联结抽象体系与具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多重中介，却正是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最欠缺的。
　　于此特别可以见出孙冶方的帝国主义论述的贡献，联系他的有关论著其实是在三十年代写成的，远早于战后激进发展理论的讨论，甚至可说是真知灼见。(当然，这种真知灼见正是中国革命的特定产物，尤其是大革命失败之后整整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的思想结晶，在这方面的纲领性著作首推毛泽东于一九三九年与人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其主要论断与本文引介的孙冶方的论述明显是一脉相承、是建立在后者关于帝国主义与国内阶级关系分析的基础上的革命策略。)孙冶方用于联结抽象与具体的中介是资本主义阶段论，也就是按照列宁的方法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分为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三个阶段，这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性主要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是金融资本的统治，透过股份公司制度和‘参预’制度操纵了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以致其势力深入到政治领域、形成所谓金融寡头政治。二是金融和生产活动的国际化即资本输出，其动因既有前述的追逐建立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上面的超额利润，也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因为消费需求不足而形成资本过剩所致，而且正是资本输出使得上面提及的交换与生产的分界趋于消除。这两方面总合起来，就促成了一个独特的国际专业分工格局，“帝国主义国家逐渐减轻自然的生产的职能，而把这职能移交给资本输入国去，整个帝国主义国家成为寄生主义的食利国了。”
　　然而这个分工格局跟先前提及的，所谓工业与农业、以致随后的重工业与部分轻工业在核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分工，同样是不稳定的，金融扩张推动了资本的投机性，以致终于形成孙冶方所概括的局面：“在一九二九年纽约市的交易所大破产中，可以看出：现代的交易所投机事业虽与生产本身不发生任何关系，但成了吸收社会游资的中心势力。资本家愿意以最短的时间，最捷径的方法获得最大的利润，所以交易所投机便成了他们的活动的中心舞台。”金融扩张的另一意义，就是外围国家的金融资本也趋于向投机活动集中，这一方面固然是源自国际金融资本的支配、以及在民族工业不发展之下别无出路，另一方面，这些投机活动又进而强化了它的依附性和寄生性，从而强化了金融资本对民族工业的挤压和对劳工的剥削。而强化剥削、特别是通过前资本主义方式侵蚀工资的直接后果，就是压抑以致摧毁了国内市场的购买力，这又从需求方面压抑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至此，孙冶方的帝国主义论述的现实意义，已是呼之欲出。最直接可以联想到的，自是过去两年来席卷东亚地区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在有关文献中已成共识的是，危机的直接导因正是世界范围的金融扩张。自七十年代以来发端自美国的金融扩张，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总体上趋于投机化；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上引孙冶方所说的，核心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趋于变成寄生的食利者，当前美国的泡沫经济、以及相应的来自外围国家的源源不绝的廉价商品的输入，很大程度上可说是这一论断的现实印证。
　　应该指出，上面所说的孙冶方论述的现实意义，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作为历史反映的知识发展。孙冶方论述的理论根源，其中关于金融资本统治的提法来自希法亭，关于资本输出的提法来自列宁，关于资本过剩的提法来自卢森堡，而这些理论正是二十世纪前二十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众所周知，有关的知识发展在随后近半个世纪出现了明显的断层，而在导致断层的诸多原因中，现实情况的变化无疑是重要的一个，这就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在战后透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约束了金融资本和投机活动的扩张，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七十年代初期，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此的反应就更加滞后(主流学术同样如是)。直至近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伦纳在一篇被《新左派评论》编辑部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里程碑的长篇文章中(载一九九八年二二九期)，尽管其野心是要为战后五十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作一总结，却还是忽略了七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金融资本扩张的根本意义。而法恩等在《资本与阶级》(一九九九年春季号六十七期)发表的回应文章，在概念层面上的根源正是上述希法亭、列宁、卢森堡等的理论，特别是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金融资本脱离生产活动的扩张，正是导致世界范围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以致普遍的金融自由化及其灾难性后果的主要原因。
　　一回到当前中国的重新融入世界市场，特别是面对以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为表征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上面引介的孙冶方的有关论述，显然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视野。当然，在引用有关论著以作分析具体现实的参考时，有两项因素必需考虑在内。一是，孙冶方这些论著毕竟都是属于论战性质，作为因应三十年代的特殊革命课题的需要必然是只能“只攻要害，不及其他”，尤其是往往将现实历史与理论逻辑夹杂论述。而问题是历史本身已经出现了根本的变化，超经济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基本上已经不再存在，在纯经济层面，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自主积累和工业化，中国也可以在较为平等的地位上与国际金融资本交往，这些有利条件与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发展国家融入世界市场的不利条件相混合，意味着融入的具体形式和过程远比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复杂多变，更加需要精细厘清不同层面上的力量对比和由此形成的总体上对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建设等等的制约。而且上述有利条件也并非绝对，反而很有可能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进程中出现变化、逆转。这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须知建立在相对平均分配基础上的庞大国内消费市场，正是中国能够依赖的重要条件之一，使输入的国际资本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流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个论断是孙冶方所引用的卢森堡理论的延伸)，从而使本身的经济发展能够跳出“低增值、低收入”的传统陷阱。然而这个有利条件在近年融入世界市场的进程中趋于消减，却是有目共睹的。
　　二是，正因为上文引介的论述所揭示的国际金融资本的逻辑与后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往往大相径庭，中国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进程中，也就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局部地区、部门复归到传统的不发展模式，关键在于是否任其蔓延。这其中一个典型事例，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某些负面经验。十多年来大量香港和台湾资本的流入(而这些资本很大程度上又是国际金融资本的代理)，主要正是为了追逐建立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超额利润，由是涌现了孙冶方论述所指认的诸种现象：超剥削(包括八十年代一度极为兴盛的童工现象，以及迄今仍然相当普遍的、主要是针对外来女工的非完全自由雇佣劳动)，维持超剥削的至少是半封建的社会关系和相应的政治权力(特别是表现为县级以下的各种编外武装、以及广东的基层民主发展相对于全国远远滞后)，建立在超剥削基础上的庞大寄生阶层(其收入来源类似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地租)，由上述原始积累得来的资本向各种投机活动的集中(包括规模惊人的在香港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不受国家监管的向国际金融资本的举债。联想到这一(不)发展模式，在八十年代后期曾经一度以所谓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名目、颇有向全国蔓延的势头，这岂不能使人警醒吗？
　　(《孙冶方全集》(1-5卷)，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