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文化的生死劫

　　一九四八年前后国、共两党间的决战，正在决定着两种“主义”在中国的去留。历史再一次逼迫中国人，以战争的胜负来决定对“主义”和生活方式的选择。面对着城外隆隆的炮声，所有对于主义的探讨、设想，所有对于思想的追问、争论，所有写在纸上的判断、推理，全都变得无足轻重，全都简化成一个迫在眉睫的生死抉择——走，还是留下？隔着半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已经很难体察那种去留的抉择对于人心的折磨和激动了；我们甚至已经忘了正是那一场去留的抉择，不仅选择了“主义”，也分流了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林林总总的新文化、新思潮。那实在是一场中国新文化的生死劫。钱理群先生在《1948：天地玄黄》一书中，以全息摄影的方式，既有全景的宏观扫描，又用大量丰富、真实、入微的原始文本，把历史这个大写的字眼变成了带着表情的欢呼、畅笑、狂喜……变成带着体温的犹豫、彷徨、挣扎、死灭……变成半杯残酒，一盏孤灯，几行永远尘封的回忆……西元一九四八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新文化，在生死劫难中所留下来的语言转向的轨迹，比所有的断垣残壁都更引人凭吊，更引人感慨万千！
　　如果不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白话文运动、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些事件来割断历史，如果从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至今未曾间断的文化转型的大趋势来看历史，那么，无论是产生于辛亥革命的国民党，还是产生于新文化运动的共产党，都可以看做是中国新文化的一部分，都可以看做是中国自身选择、回应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类处境的一部分。无论“国民革命”的道路和三民主义，还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和共产主义，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内容，都是中国人为了“救中国”，为了“富国强民”，为了“现代化”，而选定而舶来而再造的新文化。由于国共两党在内外交迫的历史限定下，都各自坚持了以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所以在一场反复的、你死我活的军事较量中，已经预先排除了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已经预先排除了相互间合法生存的可能；没有对国家合法地位的承认，也就没有任何“宪政”的可能。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就变成消灭对手之后的“理想”假设。面对共同的敌人，国共两党曾在北伐战争前后主动合作，又在抗日战争中被动合作，但两次“合作”，最终都没有能打破双方军事较量的历史格局。在这样一种军事较量的残酷格局内，留给理性思考，留给文化建设，留给知识积累，留给经济发展，留给教育和科学技术普及的空间极为狭窄严峻。更何况，双方军事较量的消长，所直接带来的压倒性的对于主义的取舍，简化了也扫荡了文化建设和理性思考任何多样性的可能。——并非中国人特别没有理性(如果没有理性怎么会有那么广泛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也并非中国人特别喜欢暴力革命(如果只贪图暴力又怎么会发生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只是历史没有给予其他的可能。历史在一九四八年前后，把一切归结为这个最后的抉择——走，还是留下？打倒了皇权，打倒了文言妖孽，说白话的娜拉们，没有想到被自己呼吁、传播、创造的新文化，竟然把自己逼进现在这样的境地。此后，在军事对峙下中国的新文化分流两地，隔海而生。两种主义、两种制度下的文化遭遇和文化景观，丰富、复杂、曲折到任何一个主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难以概括。看似是人为的历史，却再一次叫人领教了它对人无动于衷又不可抗拒的超越和限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历史境遇中的这种遭遇和演变的整体意义，中国文化艰难转型的历史进程，由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对峙，长期被人忽视，长期被人们下意识地看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两种主义在中国被接受、被改造、被中国化的历史；这两种主义在中国反复消长、反复否定，反复取得历史的主动、历史的“合理性”的过程，早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历史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印度裔的英国作家拉什迪在他的小说《撒旦诗篇》中，写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英国……国人的麻烦是，他们的历……历……历史发生在别处，所以他们不……不……不明白这历史的含意。”(参见刘禾《语际书写》)在我这个“第三世界”的读者，或者说在我这个非西方的人看来，拉什迪的这句话，可以看做是对所谓“全球一体化”的历史现状的绝妙表达。所谓英国人的麻烦，其实也正是西方人或说欧美人的麻烦。近几百年来，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来，西方文化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互为因果的方式风行全世界。并最终导致了所谓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世界性的冷战格局。这一左一右，两方面的历史经历，应已无可回避地带来了西方文化总体性的全面危机。几个世纪以来作为强势文化，作为“人类真理”，作为“世界中心”的西方和西方文化，不得不面对自己，也面对全世界颠覆性的质问：西方文化的合理性到底有多少？怎么能全盘照搬地拿来当做全人类的“真理”？我一直有点闹不明白，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许多西方人“彻底的胜利”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比如像那位弗郎西斯·福山先生。)拉什迪的讽刺真是一针见血：他们的历史发生在别处，所以他们不明白这历史的意义。在我看来，西方文化“全球化”的历史，正是“西方中心”的彻底颠覆和解构的历史。其实，在这场颠覆中，作为西方文化命脉的资本主义“中心”，已经经历了多次转移，如今它的“中心”早就从欧洲转移到了北美。对此布罗代尔曾有过详尽而又令人信服的论证。而一百五十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说的就是，欧洲是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共产主义的“中心”也同样经历了先是欧洲，后是苏联，然后是中国(？)的转移。我这样说，这样想，并非是要从全盘西化简单地转向全盘否定西化。西方文化对人类巨大的贡献和价值是不能否认的。中国文化艰难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移植，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再生和发展的必须前提。但是，在我们的语言定势中，全盘西化似乎只包括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内容。难道共产主义不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我这样说，这样想，无非是想说在人类全部文明和历史的进程中，西方文化也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像有几千年传统的中国文化也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一样。就是这“一部分”也还要有好坏良莠之分，也还有生死消长的变化。文化从来就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定义。对任何一种文化全面的肯定和否定都是虚妄和幻想，都是一种对历史的简化。我这样说，这样想，无非是想说，无论以“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立场解释和捍卫历史，都是对“西方中心”的扩大和复制。捍卫得越激烈，解释得越彻底，也就越印证了“西方中心”的合理性。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常常看见中国的知识人对此毫无警惕和自觉的“下意识”流露。(我自己也曾“自然而然”地落入这种陈旧狭隘的思维模式当中。)最近刚刚拜读了去年第十二期《读书》上陈燕谷先生的文章：《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陈先生对福山洋洋得意地宣布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结论，有高屋建瓴入木三分的透彻批判。(福山先生确实“终结”得太快了一点，至今殖民主义的历史在中国还没有结束，至今中国的澳门还是“葡属”领地。)以我的理解，陈先生的“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理想。——这样一种对全人类历史的全新而深刻的理解，正是非“西方中心”的理解，正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赤旗的世界”的超越。在对一些朋友的阅读和交谈中，我知道自己现在所提到的“西方文化”是一种禁忌，是一种所谓帝国主义的话语圈套和逻辑。在反本质主义的解构逻辑中，是没有“西方文化”这码事情的。如果举一反三，是不是也没有中国文化这码事？是不是干脆就没有文化这码事？我不懂理论。也没有资格谈论理论。——按照彻底的反本质主义，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资格谈论理论、知识、文化这样的事情。任何求“真”的企图都是一种虚妄。“真理”而又“无限”，“正确”而又“无限”，“理想”而又“无限”，“解构”而又“无限”，都会走向荒谬。可现在还是有了“全面民主”的理想。理想，就是对一种本质的想像和追求；理想，就是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和反抗。不可求真的理想是宗教、是幻想。被千百万人认同、相信、追求的才可以成为理想。被千百万人“解构”的必将无立足之地。共同性还是有用的，当然也是要在“有限”的条件之内。(我常常担心自己会被理想的火光再一次灼伤了眼睛，有时宁愿不再去看任何理想。)在理想实现之前，在理想实现的过程中，我们要面对的是非常真实的一点也不搀假的现实。中国人，准确地说是中国大陆人，所面对的以文革为其极端形式的历史经历，已经成为不可以任意解构的历史事实。长达十年的文革已经不是一个“运动”，已经是八亿中国人不堪忍受的痛苦生活的常态。对于文革这样巨大的历史事件，当然不可以简单地对待，尤其不可以简单地落入改写历史的话语圈套之中。最近关于“另类文革”，关于文革中的思想者，关于在文革中大众反抗特权的合理性等等史实的被提出，都在恢复、澄清历史的复杂和真实。但是这种种复杂和澄清，都并不能也都不是为了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十年文革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是对人权的肆意剥夺，是对人性的残酷践踏，是对生命的无情压迫。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已经多次看到欧美的左派知识分子对于文革的美化、理想化，对于文革“正面”价值的种种总结和评价。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无权评价。但类似的错误，我们中国人也犯过许多次。为了自己的批判和出路，我们中国人曾经太多次地把西方理想化，把西方彻底地美化。可也在“理想”和“美化”后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一次又一次地纠正那些“理想”和“美化”。中国人是人，西方人也是人。西方的左派思想理论大师们也都是人而不是神。我们会犯的错误，他们也会犯。就像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不可以简单照搬到中国来一样，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理论也不可以离开具体的语境简单搬到中国来，“西马”和欧美“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也还是不可以完全照搬。照我粗浅的理解，以“西马”和“左派知识分子”们的立场，应该不会对中国人要求“知识的特权”，更不会要求“解释中国的特权”。至于他们怎样把中国、把文革理想化，又怎样把“理想”后的结果安置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内，那是他们的事，在他们紧迫的话语环境中也自有他们的道理，自有他们“深刻”的道理。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必须要全盘照搬，尤其不可以在“解构”了、修正了历史事实之后再去荒谬地照搬。对于我来说，即便是很有限的一点阅读，也还是常常在他们的著作中受到深深的启发和震动，他们对于自己文化传统颠覆性的追问，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毫不妥协的批判，他们对任何禁锢和可能的禁锢永不休止的怀疑和打破，正在成为“全球”共同的思考和追问，正在成为全人类精神和思想不竭的资源。正是因此我对他们深怀敬意。——良知和勇气是他们也是人类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炬。
　　最近在去年第十一期的《读书》上，看到莫里斯·迈斯纳对毛泽东时代的一些经济统计数字。莫里斯·迈斯纳对中国大陆时下“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缄口不提毛时代的成就”的“虚伪”风尚直言不讳。我不懂经济统计，我愿意完全相信莫里斯·迈斯纳的数字。也绝不会对统计数字有任何轻视。但我有一个问题：这样的统计如果拿到前苏联，拿到前东欧，恐怕会有更为辉煌的数字，起码也是和“毛时代”不相上下吧。可它们为什么还是解体了呢？显然，这样的统计数字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这样的统计拿到前纳粹德国去，恐怕会显示出更巨大、更辉煌的“成就”，可那些几乎可以被称为奇迹的“成就”，最终竟然导致了德国和世界的浩劫。更可见这样的统计并不是历史的全部。我无意把中国和纳粹的德国做简单无聊的对比，我更无意和莫里斯·迈斯纳先生作对，中国对于我不是统计数字，不是“知识谱系”，也不是纯粹的理论。中国对于我是血肉相连的一切，我只能从刻骨铭心的经历出发来考虑中国。
　　在陈燕谷先生的那篇文章中有几句话深服人心，他说“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将不囿于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人类的解放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所能垄断的，他不拒绝任何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思想资源。”有了这样一种开阔超越的立场，所谓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争，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所谓左派和右派之争，都不免是过时的风景，都不免是简化历史的陈见。更不用提上面那些充满了意识形态诱导的统计游戏。因为这些所有千差万别的文化、主义、理论、知识谱系，都各有其利弊，也都各有其成为“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思想资源”的可能性。其实，如果我们能从纸上的主义之争当中稍稍清醒一点，稍稍看看中国的现实，就该承认，中国既没有什么自由主义，也没有什么新左派理想主义。我只是担心所有这些纸上的争吵、争论，到头来不过是又增加了些无害的思想和学问，又多了些纸上的“独立”和“人格”。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许多次，现在又正在发生着。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们又在经历被“市场化”的事实。有位朋友曾把这个历史的处境总结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专制。(历史的结果就是这样出人意外，人们原来是希望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加减中只为自己留下两种主义的好处的。)我把这处境叫做“双向的煎熬”。在这双向的煎熬中，历史对于大陆的中国人分外地严峻。《1948：天地玄黄》以难得的真实，为我们记录下自己的经历，为我们记录下许多在历史的简化中遗漏、湮灭的事实，为我们留下可供分析、可供解构的前提。
　　仔细阅读《1948：天地玄黄》中革命文学和解放区文学，革命文学家和解放区作家们，如何在革命的名义下或主动或被迫地被改造成“革命的螺丝钉”，被改造成革命的一部分，被改造成革命的工具，你就会无比清楚地看到“革命话语”，是怎样简化和扫荡了一切与己不符的多样性。胡风的被剔除，萧军的先被抬举后被剥夺，王实味的被杀，丁玲的被脱胎换骨，等等。更不用说坚决要打倒的敌对的胡适们，必须要批判的“中间”的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们，等等、等等，都不过是这场简化和扫荡中泛起的泡沫。(意味深长的是，作为敌对一方的国民党也一直在做着同样的简化和扫荡。两种水火不容的主义，在中国历史境遇中不约而同的行为，所解构的正是任何主义的神话；所显示的正是中国历史不可以简单“西化”的特殊性和残酷性。)至此，白话文的革命性、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一扫而光。《1948：天地玄黄》在历史的巨变中，为我们描绘出了这种“革命话语”的文化基因链，把它的遗传密码显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不想再次陷入疯狂，如果我们珍惜白话文给予我们的死而复生，如果我们想继续新文化运动给予我们的使命；那我们就不能不面对这个黑暗而致命的遗传；那我们就必须割断、改变、重建自己话语的基因链；那我们就必须在文革之后，完成新的语言自觉，完成关乎生死存亡的语言自觉。一个在信仰和价值观上一片空白毫无活力的语言，除了速朽和被彻底同化而外没有别的出路。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其实，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所做的，所要完成的，也正是一种全民族的语言自觉。这不是一味的解构和反本质所能完成的历史课题。尤其当面对着无孔不入的全球资本主义霸权，面对着冷酷无情丝毫也不想解构的双重专制时，一味的解构只能导致自我取消，只能导致毫无反抗能力的虚无。
　　今年是戊戌变法整整一百周年。百年以来中国人为了反抗压迫，为了自己的新生，为了创造自己的新文化，经历了举世罕匹的磨难和挫折。百年之中不知有多少亿万的生命在磨难和挫折中永远无人知道、永远无人记忆地死去了。可这样的付出和代价，至今并没有换来我们内心所希望的。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这希望放进磨难和挫折中煎熬。为这无人可懂的煎熬我们不知还要再付出多少生命和努力。如今，“全球一体化”的玄黄之变，使我们再次无可回避地面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处境又有了许多非人可料的复杂和艰难。操着这被简化被扫荡过的残缺语言，操着这被双重专制的语言，我们所要面对的，是良知腐烂精神死灭的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是被强势文化一体化的“全球”。我们所能说的，我们所要说的，我们所想说的，再一次被限定在当下的历史之中。这一次的自觉和突围如何成为可能？我们寄予历史的期望，只能在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中接近。但愿我们现在的行为和言说不再是对历史的简化。但愿这一次我们希望得到的可能性，不再是对于历史的强求。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日晚完稿，二十一、二十四日增改，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七日改定于太原。
　　(《1948：天地玄黄》，钱理群著，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版，12.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