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钱先生对我如危巍嵯峨之对丘壑盆地，直至他大去，我不曾有幸谋得一面，缘悭极矣！最早一次，在六十年代，据我师徐燕谋先生称，他曾有意推毂，使我求学钱门，终因“不才不敏不称”(引徐老夫子语)，未被俯纳。转眼到了七十年代末，美国派来一个比较文学代表团，钱先生在北京坐庄接待，写下一篇丽文高论，又是徐老夫子掷下令我细读。感佩之余，深觉美文可以表达自我，兼带一点自得，诚人生一大快事。这个美国代表团后来到了上海，接待时我忝陪末座，会上所有的发言迄已尽忘，惟忆代表团中一复姓欧阳的美籍华裔某公非钱钟书不谈，其情状直如字面意义的“五体投地”。徐老夫子知我心仪钱师之诚，某日召去，从橱中取出两本书，一本题为“Americanisms & Briticisms with Other Essays on Other ISMs”(Brander Matthews著，1892年)，另一本“Essays about Men，Women，and Books”(Augustine Birrell著，1894年)，说是二书原为钱、杨所藏，“文革”中不知怎地，流失沪上，他见了忙不迭“抢救”买回，嘱我：“拿回去好好读读，特别注意页边旁注。”应当说，这是我由衷钦羡钱、杨二位先生的开始：只见页边以飘逸的笔迹，用汉、英、西、德、意、法(还有拉丁)文批注连连，很多是我看不懂的，对于能看懂的那部分，不是翕然景从，就是为注家的闳大广博心折。八十年代，徐老夫子殁后，由徐婿潘兆平兄介绍，我终于有福与钱、杨二先生通信了，更蒙钱先生笃爱，为《英汉大词典》题了书名。《英汉大词典》事竣，上海译文出版社当时的某位领导提出要邮汇二百元的笔润给钱钟书先生，我知道钱先生清高，想来一定信奉“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的道理，闻讯后一溜小跑赶去出版社，言明万万不可！后来，对方听取了我的意见，改而敬献上好宣纸和羊毫。我本可以《英汉大词典》送书的借口，赴京面谒钱杨，不料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文汇报》的陆灏说，词典是块名副其实的“叩门砖”，由他代劳送去得了，我于是只好退避。后来，钱杨二先生写信来谢书，并称《英汉大词典》“细贴精微，罕可伦偶”。在写信人，这自然是寻常的溢美之辞，但在我这个收信人，却不啻是最高的褒奖。信尾，钱先生又戏言曰：“煌煌巨著以我恶札冠首，我既自惭，恐冥冥之中亦遭天罚，故两年来右拇痉挛，不能运笔，不得不谢绝一切影签之请，岂非报应乎？”复以“轿子里跌出牌位来”自嘲作结。去年，董秀玉女史委我校核北京三联版的《管锥编》，据说是杨绛先生点名的。受宠若惊之余，我自问校对得非常用心，而越是深入研读钱著，越是感到自己的浅薄，竟觉着一种“龙文鞭影”的效应。为《管锥编》作校对，最深的感受有二。其一，我辈的学问若能及钱杨的百分之一，足矣！(这一点我已在好几个公开场合说过，意在激励比我更年轻的学人。)其二，我生也晚，错过了《管锥编》的中华书局第一版校对，要让我赶上了，今天腹内的货色肯定要多得多，中气也更足些。而惟有中气足足，方能像钱杨二位那样，既是学者，又是文人，举重若轻，触类旁通，以多少带点游戏意味的态度驾驭学问。
　　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我的专业是英文，理应说几句shop talk。钱先生在《管锥编》内的西文雅言翻译，可以作为哪位翻译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尚绰绰有余，恕我不赘。我只想向同好推荐一个词的翻译：oxymoron被钱先生译作“冤亲词”，何其精辟又何其妙远！
　　愿钱先生安息，祈杨先生珍摄！